《中庸》原是《礼记》中的第三十一篇文章,经朱熹安排而列于"四书"之中。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篇末提及"子思作中庸"一语。子思为孔子之孙,他若真写了《中庸》,那么他所写的是否"四书"中的这一本呢?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中庸》共三十三篇,前二十章大量引述孔子之言,自第二十一章起多为论述体,其文笔与内容接近战国时代末期的《易传》与《荀子》,而不可能出现于《孟子》之前。尤其第二十八章有"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一语,所反映的是秦汉之际的实况,不可能是先秦作品。
"中庸"一词在《中庸》一书的意思是"用中"。"中"是指行为适中之善,"用"是择而固执之。因此,"中庸"是指"择善固执",而这正是第二十章所清楚肯定的"人之道"。
人之道并非凭空外加于人的要求,而是《中庸》开篇所说的"率性之谓道",是依循人性的要求所展现的康庄大道。此道若是择善固执,则人之性应是"向善",否则无法肯定"率性之谓道"。若问此性从何而来,则答案是上一句"天命之谓性"。若问有了此性之后还须如何,则答案是第三句"修道之谓教",由此可以肯定人生需要不间断的修养德行。这正是儒家思想的重点。
《中庸》再三强调"诚"的意义。对人而言,"不诚无物",而"至诚"则可参赞天地化育。其中各种描述已经抵达想象的的极限,近似孟子所谓的"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