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商內外棉七廠資方關閉工廠，停發工資。工人顧正紅在和資方交涉中被打死，此事引發上海各界的抗議活動。至5月30日，青島、上海等地工人遊行抗議，遭到開槍鎮壓，史稱「五卅慘案」。後進一步引發全國性的抗議活動。
「五卅慘案」中，部分聖約翰大學學生離開學校，另爲組建私立光華大學，青年時期的周有光就是其中之一。
今天，我們聽聽作爲歷史親歷者的周有光老人的敘述。
本文節選自《我所度過的時光：周有光百年口述》，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五卅運動」前後
聖約翰大學和光華大學
今天我想回顧一下上海讀聖約翰大學的時候發生的一件大事情，叫作「五卅慘案」，那時一個工人叫顧正紅，被日本人殺掉了，引發整個上海工廠的罷工。由於工人的罷工引起學生的罷課、遊行、示威，這個事情是在上海的一件大事，同時也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情。這不是一件偶然發生的事情，它是上海處在中國革命歷史的轉變時期必然發生的事情。那個時候，中國的民族主義抬頭，跟帝國主義的勢力發生嚴重對抗。
顧正紅
這件事情在聖約翰大學發生一個想不到的反應。所有大學的學生都同情受壓迫的工人，都同情工人運動。如果聖約翰大學也是跟別的大學一樣，不限制、不阻礙學生的活動，這個事情也可能很快就過去了。可是聖約翰大學不一樣。聖約翰大學在當時是第一，名氣最大，威望最高；第二，它是一個教會學校，而這個教會當時的主持人的思想在帝國主義分子當中是比較頑固的，因此就鬧成一個「離校運動」，教師和學生紛紛離開學校。我目睹這件事情的經過的情況是這樣的，學生要罷課，因為大學裏面上課本來是稀稀落落的，罷課並沒有很快就引起很嚴重的情緒。可是學生要到外面去遊行，這跟學校當局就發生矛盾了。因為聖約翰平時是關了校門的，不許出去的，要到禮拜六下午才能出去。禮拜天早上還要做禮拜，做了禮拜才能出去，是這麼一個情況。
聖約翰大學舊照
也是偶然。在聖約翰大學的花園裏面，又叫兆豐花園，花園裏面豎了一根很大的旗杆，很高的旗杆。我記不清楚，好像是一個校友送來的，原來沒有那麼高的旗杆。當時學生堅持要在這個旗杆上面掛半旗，掛國旗來哀悼被殺的顧正紅，學校當局不同意，說這個事情是要讓我們的政府去管，學生不要管。他們所謂的「我們的政府」是什麼政府呢，是當時的工部局，就是當時公共租界的警察的頭頭。當時的工部局主要是在英國人手掌之中的，可是美國人跟英國人利益是一致的。學生聽了這個話就很不高興，「我們的政府」？「我們的政府」不是你們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政府，我們的政府是中國人的政府！這個已經是情緒上面對立了。而掛旗的時候學校來了幾個人，不許掛，正在要掛上去的時候就被他們制止住了，就把這個旗子收了去。當時我所看到的情況並沒有發生打起來呀、罵起來呀，還沒有發生這個事情，對抗是很文明的對抗。這時候我的一個同班同學，他的名字叫聶光慈，他這個人呢是情緒特別激動的，他看這個國旗被拿去了，不許升半旗，非常氣憤，他就叫起來了，就叫「打倒帝國主義」——這個口號學校裏面向來不能這樣子叫的。這一叫當時就亂起來了，一亂呢就是各人講各人的話，也聽不清楚了。這是一幕很激昂的對抗，可是學生還是很有秩序的對抗。
1925年6月，上海發起罷工、罷課、罷市的各界總罷工
學生就開會，開會就討論怎麼辦。當時學生會的會長叫張祖培。張祖培做主席，召集學生會開會，討論怎麼辦。學生當時的情緒非常激動，說我們不能在這個地方再讀書了。那麼這個時候呢，學校的外國領導、外國教授們也開會，當時外國人的決議是什麼樣子的詳細情形我也不知道，反正開完了會他們一同出來，跟學生講（學生也在那裏開會），不行，你可以在學校裏面開會紀念，但不能出大門，不能參加外面的遊行。這一來是火上澆油。當時外國教授們開會時沒有把中國教授招進去，這顯然是把中國教授、中國學生看成是另外一方面的人，那麼中國教授們自然就不高興，非常氣憤。中國教授本來同情學生，同情反對帝國主義的，他們這麼一來就表面化了。當時中國教授的頭頭就是中文部的主任孟憲承。孟憲承在新中國成立以後做了華東師範大學的校長，這個人是個教育哲學家，對於教育學是有很深的研究，是我非常欽佩的一個老師。他就跟中國教授們一同開會，並做出決議說：我們支持學生，如果學生離開這個學校，我們也離開這個學校。結果就在那一天，大概是下午6點鐘左右吃晚飯之前，大家都離開了學校。
孟憲承
解放後任華東師範大學首任校長
匆匆忙忙把鋪蓋打起來，人先走，這走到哪裏去呢？就跟南洋公學聯繫。當時南洋公學還不叫南洋大學，後來才變成南洋大學，之後又改名交通大學。上海當時兩個最有地位的學校，一個是聖約翰大學，一個是南洋大學，就是南洋公學。南洋公學是熱烈歡迎我們，支持我們的。我們全體就到南洋公學，他們把能夠騰出來的地方都騰出來給我們，給我們住的地方，給我們活動的地方。聖約翰的學生離開學校是6月3日，叫「六三離校」。這件事情在中國人方面是非常一致的，反對離校而後來回到聖約翰的是很少很少幾個人，很少很少，主要是神學系的。這樣子聖約翰大學就沒有辦法了，只能宣告停校，停辦學校。停辦了一段時間，中斷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於是聖約翰大學的學生都離開了聖約翰。這件事情當時轟動上海，轟動全國，而且轟動世界。上海的學生運動在聖約翰學生離校的時候達到了高潮。這件事情不僅僅是一個學生運動，而且是整個社會到這個時候的一個轉折點。軍閥政治已經完了，國民黨的勢力就要到上海來了，而共產黨是在國民黨的掩護之下做工作——當時共產黨的力量還是比較小。當時的情況大體來講就是這樣。
當時在學生當中最為難的就是快要畢業的學生，6月3日這個時候畢業班是什麼事情都結束了，只等待發文憑了。他們怎麼辦呢？他們是留下來拿聖約翰的文憑呢，還是離開聖約翰呢？他們當時開會決議，毅然離開聖約翰，不要這張文憑了。要知道當時聖約翰一張文憑是非常重要的，在社會上就業是很重要的一個條件。他們決意離開。這裏面有幾個積極分子，一個就是史乃康——後來他的筆名叫作史耐耕，還有一個是陳訓恕。他們兩個人是非常重要的。陳訓恕是陳布雷的弟弟，陳布雷後來是蔣介石重要的秘書，是《大公報》的主編、主筆。他們這兩個人也是後來成立光華大學的重要人物。
離校以後怎麼辦？離校的老師們跟學生們就共同商議，義無反顧，不能再回聖約翰了。當時只有兩條路：一個就是散開，各人去找出路，學生去找學校，老師去找工作；另外就是團結起來，辦一個新的大學。後來，除老師、學生之外，還有社會上面的許多愛國人士、有地位的人來支持這件工作，大家商議決定辦一個學校，就是後來成立的光華大學。當時想辦這個學校，用什麼名字呢？想了好多個名字，最終決定「光華」兩個字比較好。
光華大學位於霞飛路的校址大門舊照
光華大學的籌備處在當時的上海法租界霞飛路——就是現在的淮海中路——租的房子裏面。一個大學要辦起來是很複雜的，有了地皮，還要有錢造房子，大學的房子不是普通的民房呀，花錢很多的呀。那怎麼辦呢？我們同學當中很多是華僑，當時中華民族的確是覺醒了，聖約翰大學這件事情，要辦光華大學這件事情，不僅國內同情的人很多，華僑裏面同情的人也很多。我的華僑同學就得到國外華僑大資本家們的很好響應，於是就決定推派幾個人出去募集。到華僑那面去募集資金。募集不是零零星星的募集，要募集一所房子，要募集一個大學的大樓的建設資金，這數目在當時相當大。出去募集的成效很好，我記得特別好的是馬尼拉，就是菲律賓，菲律賓的華僑特別支持。大概當時在國內也募集到一部分錢，先造三個大樓。記不頂清楚，好像主樓——最主要一個樓是菲律賓馬尼拉華僑捐出來的。當時整個社會情緒很高昂，雖然情況很困難，但是大家都是抱非常樂觀的一個革命精神在進行工作。現在想起來那樣的情況是很不容易，非常寶貴的，在當時的確是一個民族覺醒，醒過來了，「睡獅」啊，一個獅子睡了許多年覺醒過來了。
當時決定先開學，不要等到房子造好了再開學。怎麼辦呢？就在租界裏面租一點房子開學。所以光華大學籌備初期是分了三個小階段：第一個小階段在租界裏面租房子上學；第二個小階段在光華的土地上造那個臨時建築——像今天的工棚這樣子的，主要是竹竿竿、竹皮皮，蘆席棚這樣子的——在蘆席棚裏面辦大學；第三個階段是房子造好了，搬到新房子裏面上學。
建設中的大西路校址
那個時候的確是朝氣蓬勃。開學以後請來的教授都是國內第一流的，以教授的聲望、教授的水平來講，是勝過聖約翰大學的教授們，當時的情況的確是不錯的，很不錯的。不過一個新辦的學校，社會上面有許多保守思想的人總覺得它的前途還不知道怎麼樣，所以少數同學就沒有到光華來，而是到其他有名的大學去了。因為聖約翰的學生出來轉到其他的學校去是很容易通過轉學考試的，而且別的大學都很歡迎。基本上是靠中國人，包括一部分華僑的力量而沒有靠政府給多少錢，來辦成一個私立大學，時間那麼短，開學以後的情況相當好，這是很不容易的。這件工作，孟憲承他出了很大的力量，但是他說開學以後他不能在光華教書，他要避開嫌疑，因為是他領導了聖約翰的這些老師離開聖約翰的，他要避開這個嫌疑，不要同教會對抗。所以他就到別的學校——好像是到南京大學，當時叫中央大學——去教書了。但是請許多教師、請好的教師，他在後面幫了很大的忙。大致是這麼一個經過的情形。
1927年周有光從光華大學畢業
年輕時的周有光
我所度過的時光：周有光百年口述
香港中文大學，
周有光
（1906年1月13日－）
原名周耀平，生于中國江苏常州，中国语言学家、文字学家，通晓汉、英、法、日四种语言。周有光青年和中年时期主要从事经济、金融工作，作过经济学教授，1955年，他的学术方向改变，开始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曾参加并主持拟定《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公布），在他主導下，建立了漢語拼音系統。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大陆的语文改革。作家沈从文是他的连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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