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店工作鲜为人知的好处之一，就是它始终带给我欢乐和回馈。书店工作区的特点就是自由和灵活，感觉是在公共场合干私活，与时光以及漫步其中的陌生人交流。书店是一个广场，是街道的延伸，是一个市场。无论从生理还是感觉上，铺面工作都要比小隔间或办公室的工作更呼吸顺畅，更能敏锐地感觉到光线的变化，季节的来去和起伏。转铺面就像是转世界，是主动的参与，而不是偷偷摸摸的逃避。
——《书店的灯光》刘易斯·布兹比
小黑板上的诗为六条手写，节选自海桑 《我喜欢女人》。
我曾在一家独立书店做了十一个月的店员，用“做”这个动词感觉很像是一份扮演书店店员角色的体验。当我的戏份“杀青”时，我写了一些工作总结，把这十一个月的体验放在电子秤上论斤论两地称了一下，理性地算算在被整书、进书、卖书、退书、读书、帮顾客找书等工作切得碎碎的十一个月里，自己收获了几克，又成长了几两。但那些文字如今不过转换成简历上的几行，偶尔会回想起的还是在书店里遇到的一些人，一些事。
有一位大哥，三十五岁上下，一周有三四天能在店里看到他，弯着腰，两只手臂支在陈列区书的封面上，趴着，玩手机。反复遇见他几次后，我开始留意。没见他翻开哪本书看，也从不消费，每次来始终保持那个趴在纸质书上浏览电子信息的姿势。并且，他的着装也相当固定，只有冬夏之分。夏天是一件白色纯棉背心配一条迷彩工装长裤，肩上搭着和迷彩裤配套的长袖衬衫；冬天时肩上搭着的变成了一件黑色皮衣，身上着一件米白色长袖和白裤子。一副墨镜不分冬夏，永远遮在脸上。
因此，我和同事们私下里就称呼他“墨镜大哥”。无论工作日还是周末，店里人多人少，他都有可能出现。通常是在下午，像只猫一样有时趴在文学区，有时在商业区，安静地刷着手机。因此，我们都对他充满了好奇。常讨论、猜测他的身份、家境等信息。从他的衣着、外表，包括用的手机来看，都不像一个社会闲散人员，但他却闲散地每天来书店玩两三个小时手机，以一个始终如一的形象与姿态。这些特征的组合都太诡异，但我们谁都没有直接去问过他。
我和“墨镜大哥”仅有的一次对话是夏天时他把喝的冰矿泉水瓶直接放在书上，瓶身上冷凝的水会把封面打湿，我提醒他放在别处。大哥很客气地点了点头，说了一声“不好意思”。
可能他只是喜欢在书店里待着，像是长在社会滚滚主流边上的水草，没打算入流，甚至不打算看一眼，只是待在旁边自己舒服的地方，也没有妨碍谁。
除了“墨镜大哥”，有段时间店里常来的还有一位五十多岁的大叔。那段时间，他通常在上午开门后不久就到，挑一本书，坐在取书用的小木梯子上就读了起来。店里上午一般没什么人，我整书时常常书区只有他一位顾客。三天两头地碰见也就打起招呼，偶尔会聊上几句。
大叔一个人在北京打工，儿子和儿媳在西安打拼。他一条腿有伤残，没法跑步，但不影响行走，蹲起。之前在商场里的一家餐厅洗碗，因为腿不好被辞退。他每天上午来书店看会儿书，下午在商场附近的饭馆或工地找活儿。但因为腿的情况屡次碰壁，雇主嫌他干活不麻利，拖生意后腿。
与很多打工者喜欢阅读快速致富和成功学书籍不同，大叔看书不太被生活境遇左右。他会认真在书架前挑选想读的那本。有的书可能看到书名起了兴趣，读起来感觉不合胃口便立刻放下，转向下一本。人物传记、小说、非虚构、商业经管、艺术画册，他看得很杂，很自如。
我常常会问他正在看的书怎么样，他的回答总是很平淡，从不用“好看”与“不好看”回答，像是吃了一盘家常菜，重点不在可口，而在于一份日常。
大叔这么看了大概两个多月后就不来了。再次见到他是过完新年。他说刚从老家回来，不再工作了。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照顾孙子，儿子和儿媳仍在西安打拼。需要带孩子的他来店里不再那么勤了，时间也改到了晚上。大概是等孙子睡下再出门，时间也只够他在书店晃上一两眼。
每天店里来来去去的各色人物，大多也都是一两眼的交集。我现在能想起的除了上文所写的两位，还有一位。
那天我坐在柜台后看书，一位顾客过来找书，问店里有没有毛姆谈读书的随笔集。这本书店里没有，但我正巧在看的就是它，不过是我自己收藏的老版本的《毛姆读书心得》，刚看了两章。我告诉她可以把自己这本借出，但请两周后一定归还。姑娘肯定地承诺后，留下联系电话便把书拿走了。
这件事的结局自然是这本书再也没有回来，我也没好意思催人家。如今，每次读到毛姆都会想到这本书。我也只能自恋地安慰自己：姑娘，你这招用得妙啊，你成功地让我记住了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