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佛洞石窟在严香寺院内左侧东西长约12的山崖上，坐北朝南开凿有两个洞窟。窟前寺院右侧南北长约11米的山崖上，坐东朝西开凿有三个石窟，造像无存，窟前有残碑，师傅也告诉我这三个窟已是残窟，危险没啥造像，就不要去了，所以就放弃了对这三个石窟的勘察。把重点放在了千佛洞和弥勒洞这两个保存较好的石窟上。窟因寺而得名，据清光绪八年（1182年）《清源乡志》及现存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重修慈云禅寺》碑记记载，寺院建于宋代名为慈云禅寺，清代改为严香寺。现寺院进行了恢复重建，弥勒洞和千佛洞窟前均新修了大殿，另外三座石窟正在施工。
千佛洞石窟，为前廊后室，面宽7.2米，进深1.5米之1.8米之间，高2.2米。窟内四根八角抹楞石柱支撑窟顶，最东一根侧向东南方，石柱和窟体岩面不是一个整体，后代为防止窟顶坍塌而单独所加。前廊后壁开三个长方形窟，左右两窟用石条封堵，中间窟按照防盗门，为后室甬道。两侧石窟现修葺一新,除弥勒洞保留原作外，千佛洞对残损的造像进行了修复和重装，洞窟焕然一新，但原作形制保留。
主窟（后室），平面呈马蹄形，平顶，面宽7.1米，进深3.1米，高3.4米。三壁前设有坛基，坛基上雕一佛二弟子四菩萨（骑象、骑狮菩萨，两立菩萨）七身造像。造像均为圆雕上敷彩。窟内5根红色抹楞石柱支撑窟顶，其中4根立于坛基之上。坛基主佛为释迦摩尼结跏跌坐于束腰须弥座上，头光下连身光，外侧为连珠纹相间的火焰纹，内侧为缠枝宝相花纹，佛螺髻，面相丰圆，弯眉秀目，额际间有明豪，宽鼻阔嘴，颈粗短，上刻三道肉肌纹。宽肩挺胸，肌肉丰满圆润，内着僧袛支，外披袈裟，左胸前系一带，将衣角束起，呈勾钮式。右手置于右膝上已残，为现代补修，左手置左西膝上，拇指与食指相接，其余三指平伸，露右足，横置左膝上。衣纹突起呈泥条状，裙摆遮座，纹饰繁复。右侧弟子阿难，面相丰颐，细眉，直鼻小口，外披袈裟和迦叶袈裟形式相同。拴手交叉于腹前，跣足于仰莲座上。原作重装。
左侧弟子迦叶，双手和头为现代修补，着袒右式僧衣，外披宽博式袈裟，双手合十于胸前，跣足于仰莲座上。左侧骑像普贤菩萨，头为现代修补，劲饰双环式连珠纹项圈，下垂饰物。项圈垂挂连珠纹璎珞交于腹前又分置两腿及裙摆之上。左手残毁为现代修补，右臂披巾缠绕，右手上举持一莲蕾。着袒右式袈裟，腹部突起，双腿盘坐于象驮的仰莲上，三条衣带飘垂于象身，象鼻残毁为现代修补。
右侧骑狮文殊菩萨，头为现代修补，颈配圆环型项圈，下饰宝珠，连珠纹璎珞由肩部下垂双腿裙摆之上，两侧璎珞由一中圆形饰物相连接。右臂戴臂钏，着袒右式袈裟，腹部突起，衣纹贴体，坐骑狮子扭头张口，威武雄壮。
右侧菩萨为现代新作，原作被盗凿。仅存背光及头光，纹饰于佛像相同。左侧菩萨，头部，右臂和左手均为现代修补。颈配圆环型项圈，下垂宝珠饰，项圈连接璎珞交于腹部又分置两膝，小腹突起，上身裸，下着裙，左腿直立，右腿微曲，腹部衣纹贴体，呈U形，披巾侧身下垂，头光之上左右各有两朵卷云。
洞内四壁之上布满高浮雕小佛，除被盗凿分化之外，余800余身。现代进行了修补重装。其中左侧菩萨两侧小佛排列整齐，其余三壁浮雕佛像较大，均为最下部一支莲茎向上分支展开，枝杈间雕莲座，莲座雕结跏跌坐佛，各佛之间莲枝相连，错落有致。佛大部分着双领下垂式袈裟，也有着通肩式袈裟内着僧袛支，外披偏衫式.手印多为禅定式。库门甬道上方凿一圆拱形小龛，内雕一佛二菩萨，仰莲台上为方形须弥座，佛结跏跌坐，外着双领下垂式袈裟，内着僧袛支于腹前结带，裙摆遮座，呈到山字形，手为现代修补，两侧菩萨原作被盗凿，为现代新作。左壁立菩萨右上方、右臂骑狮文殊菩萨和立菩萨之间壁面上、释迦佛左右两侧弟子头部上方分别雕凿一佛二弟子二坐佛二立菩萨、一佛二弟子二立菩萨、一佛二立菩萨。大部分被盗凿，多数为现代新作。
弥勒洞平面略呈梯形，平顶，面宽3.5米，进深2.15米，高2.3米。三壁前设坛，上有圆拱形龛楣，正壁残存背光外檐火焰纹，左壁尚存未雕凿完成的善跏跌坐石造像一座，从轮廓看左手抚膝，右手上举。右壁无造像，现正壁石雕弥勒佛，和背光极为不协调，造像粗糙呆板，可能为后世补雕。
从造像纹饰和雕凿形制上有唐初风格，造像与此地不远的天龙山唐初石窟造像极为相似。弥勒洞石窟尚未完工的原因可能与唐会昌灭佛事件（841-846年）有关，当地《清源乡志》记载“宋代元祐三年七月十五日，踏出是洞，遂被发现”，宋代元祐三年（1088年）七月十五日前，千佛洞和弥勒洞是完全封闭状态，所以弥勒洞开凿时间应为唐会昌灭佛之前。当地乡民为了保护佛像封堵了洞窟，直到宋代才被发现，随有开凿三个洞窟，4号窟有题记为，宋代元祐三年（1088年）开凿，宋代元祐四年（1089年）完工。又建慈云禅寺供奉佛祖。
北朝时期，太原已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冲撞交汇的前沿，随着三个少数民族主体性政权在并州地区的确立，太原逐渐成为多民族融合与北方贸易的中心区域。而这一阶段，北朝这个异族统治的开放、创新、萌动的执政状态，也正是佛教在山西境内迅速发展的动因。东魏、北齐是太原地区佛教传播和寺庙兴建的高潮阶段。北魏永熙元年（公元532年），高欢灭尔朱荣，在晋阳建丞相府，坐镇晋阳前后。迁邺以后，晋阳仍然是高氏政权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高欢父子笃信佛教，在晋阳城周边地带兴建了许多规模宏大的寺院和石窟群落。东魏末年，高欢摄政时在天龙山开凿了数孔佛窟。高洋称帝后，在晋阳周边大造佛像寺庙，从天保二年（公元551年）到皇建二年（公元561年）之间，先后兴建了晋阳开化寺、崇福寺、童子寺等，多依山刻石，缘岩凿室，规模宏大，气势磅礴。这一时期，包括太原地区在内的北方佛像群雕，往往呈现出一幅皆大欢喜的理想化，和谐美景的创作主题。统治阶级正是借助了宗教及其艺术作品，来催眠人们的主体意识，使其淡忘现实的苦难，顺从所谓“天命”的安排，心甘情愿地面对人生的一切痛苦与不幸，并把所有希望寄托于来世的轮回和石雕所描绘的西方净土。
蒙山大佛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面世的。统治者为了使臣民俯首贴耳，而坐拥天下；学士们为了营造精神家园，寄情山水；老百姓为了寻找诉求、期待安慰，于是大佛成为时代共同的偶像。他们选准了风水，拟定了规制，草就了图案，培训了工匠，在祭奠了天地之后，开始了心灵与物象的创造。他们带着虔诚、带着崇拜、带着对心灵的寄托、带着对来世的向往；他们抛妻舍子、远离家庭、义务劳作、精心创造，他们要把心中一个无尚的浮屠，变成一个现实中高大、伟岸的偶像。他们终于在北齐天保二年（公元551年），将一尊罕见的大佛以及供奉它的庞大佛寺雕筑面世。蒙山大佛比云冈石窟最高的佛像高近46米，比已被炸毁的阿富汗巴米扬大佛高10米；而它诞生的年代则比四川乐山大佛早162年，是世界上最早的露天摩崖石刻大佛。
古籍记载蒙山大佛高59米，根据实际测量，蒙山大佛两腿底部至颈部高约30米，按比例估计原来的佛头高约10米，加上后世重修时补筑的基座高6米，蒙山大佛原本的高度大约为46米。蒙山大佛原是蒙山北齐天保年间开化寺后的摩崖佛像。唐高祖李渊、唐高宗李治与皇后武则天、后唐武皇帝李克用、后汉高祖刘知远都曾来此礼佛。唐代和晚唐时期均修建了大佛阁，以保护大佛。五代后晋开运二年（945），北平王刘智远留守北京（晋阳），又修佛阁。这次重修的庄严阁，高五层，每层十三楹，二十六间，共一百三十间，将二百尺高的大佛庇盖于内，可见阁之大。元朝末年（1368年），蒙山大佛被毁。1980年的太原市地名普查中，蒙山大佛被重新发现，发现时佛头已不知去向，佛身埋在土石之中，风化严重。至政府对蒙山大佛全面进行清理加固，并按历史记载和实际测量重新制作了佛头，
大佛前的佛阁遗址和散落的碑刻残件，足以说明大佛阁的宏伟。
大佛右侧的崖壁上开凿有几个石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