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6日，王辰院士的一篇文章被广泛关注，他在文章中提到，“于是，在将来就可能出现一个情况，就是欧美人群受了大的损失之后，他的人群免疫能力就上来了，它可以敞开国门，他不怕的，他有免疫力，出去的话呢，他也不是疫情高发国，进来的话呢，他也不是人群易感国。”这句话也许从医学的角度来看是合适的，但问题可能不在医学。
如果放任传播导致群体免疫，其后果现在已经有一个明确的共识，那就是大量的死亡。如果以欧洲的情况来说，5亿人口的欧洲其中最保守估计25%感染，以感染人群1%的死亡率来计算，欧洲将有1.25亿人被感染，125万人死亡。推导到美国，则有7500万人感染，75万人死亡。两者合计最乐观也要有200万的死亡病例。何况，群体免疫最少需要60%被感染，如果是这一水平，欧美至少会有480万死亡病例。而且，这还没有考虑到医疗资源天花板被击穿的可能性，事实上即便是25%的人口感染根本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那么足够的资源，因此死亡率维持1%的可能性还会被质疑。更糟糕的是，现在是否是说痊愈的病人就可以终身免疫，也完全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面对新型病毒，我们完全无法认为群体免疫是适当的策略，这会以一整代老年人为代价。
而且，如果疫病大规模流行来获得群体免疫，那么政治问题更为严重。放任国民受到病毒侵害，用淘汰老年人口的方式实现群体免疫这是对社会价值的严重挑战。欧美不可能真的采取群体免疫，其政治后果几乎必然导致特定政府下台，而新上台的政府则会采取相关措施来稳定政治秩序。群体免疫与其说是个策略，不如说是医疗资源不足时的借口，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有办法承担这一政治压力。
放任病毒传播还会造成更大的经济压力。因为要感染庞大的人口也需要一个很长的周期，在这一周期内，没有足够措施的经济体经济会受到重创，而国际经济也会备受限制性、针对性政策歧视，人流物流大规模冲击。持续的经济困顿则会造成更大的社会问题，大量失业人口不仅需要依靠救济金，同时还会恶化治安环境，造成持续的动荡。
所以应该说，群体免疫这点不太可能。等待群体免疫实现或许疫苗也可以出现了。
当然，欧美的医疗技术领域是十分强大，大部分医疗技术的前沿研发和创新都在欧美，这是不争的事实。为例，美国用于医药研究的投入占世界医药研究投入的比重为58%，第二名日本仅占13%，第三名瑞士和英国占比7%，中国医药研发投入在全世界占比不足1%。因此，凭借庞大的投入和雄厚的基础，疫苗与特效药或特效疗法仍然可能最早在欧美出现，特别是美国。比如，2月6日在武汉，被寄予厚望的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remdesivir）的临床试验已经启动，首批入组的新冠肺炎患者开始用药，这款药物就出自美国医药公司吉利德公司（Gilead），公司资产总价值已经有636.75亿美元，雇员高达1.1万人。吉利德科学也是以研发投入高而着称的企业，第三季度，该公司就投入了49.9亿美元用于药物及其他产品的研发中。
因此，虽然欧美国家防疫启动得过于缓慢，但也应该看到欧美国家的医疗研发能力非常强大，从概率上看特效药、疫苗仍然可能率先出现在欧美。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欧美国家可以维持如此之高的医疗投入，核心在于他们可以整合全球资源，并依托他们国内庞大的医疗体系，形成巨量的、可以动员的资源。这套体系不是现在的中国可以实现的，我们现在用比欧美少得多的资源控制住疫情，根本上是依靠体制的全面动员。因此，各国情况不同，能控制住疫情的都是可以用的措施。
不过如果担心实现群体免疫以后形成一种对没有群体免疫人群反向的限制，个人认为不太有必要。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拯救老人，而后静待疫苗出现。面对新型病毒的大量不确定性，只要寻找到新的确定性，那么是否群体免疫病并不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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