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一次，会有什么不同吗？-不会
知乎日报-04-256评
如何评价电影《一一》？
Lens，"即使是一道最微弱的光，我们也要把它洒向需要温暖的生活……"
文章来自机构帐号：Lens
《一一》这部电影里，从孩子到老人，从出生到死亡，从婚礼到葬礼，各个年龄，各种仪式，各种情感，从父母到孩子，大家都在努力刻画下不断变化的真实人生。
杨德昌在此注意到家庭的那种“很复杂的、互相交错的、层次感很丰富的厚度”。人物原型也大都来自于自己身边的朋友和其亲人。
再一次，重复的场所和线性的动机编织出一个根植于家庭、邻里、工作场所的网状故事。个人驱动的冲突、公司的腐败。这些熟悉的杨式桥段，在家庭的舒适空间中，在酒店、公司总部和医院的网格状封闭空间中，逐一演绎开来。
杨德昌在对城市的那种疏离感的批判中加入了更多温厚的东西，“都市可以是一个发展更好、更亲密的人际关系的地方。……这牵涉到一个都市的成熟度问题，比方纽约这个城市可能发展得比较成熟，因此对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来讲，他有更多机会去发展人际关系，……我为什么会拍一些关于都市的电影，因为那已经是文明社会中一种共同的生活方式了。”
他把主人公 NJ 设定为一个从事网络科技的经理人，也和对于未来的判断有关。“不管是电影圈还是科坛，你都面临‘别人都没做过，你怎么知道你会成功’的问题，但这或许才是人生最有趣的挑战。”
这部电影中打动人的地方有很多——
洋洋最后在葬礼上念的那段话：
“婆婆，我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所以，你知道，我以后想做什么吗？我要去告诉别人他们不知道的事情，给别人看他们看不到的东西。我想，这样一定天天都很好玩，说不定，有一天，我会发现你到底去了哪里。到时候我可不可以跟大家讲，叫大家一起过来看你呢？婆婆，我好想你。尤其是我看到那个还没有名字的小表弟，就会想起你经常跟我说，你老了。我很想跟他说，我觉得……我也老了。”
“这是你的生活吗”：
“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真的？”：
“再来一次，会有什么不同吗？”“不会。”：
影片的英文名“a one and a two”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说按照道家的说法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一种是说指西方爵士乐在 JAM SESSION 开始前所说的话，象征其形式的自由，即兴。
《一一》中有句经典对白：“事情没你想象的那么复杂啦”，对此，香港作家马家辉说，“我们都是吴念真，都在那摩天大楼巨幅的玻璃倒影中看到反射出来的、欲盖弥彰的人生倦意；我们亦想有一个如那躺在床上不省事老母亲那样倾诉的对象，我们真的希望事情简单不复杂。但结果，我们想着想着，那银幕已经打出一个大大的子：‘完’”。
说回该片的导演杨德昌，侯孝贤仍记得年轻时，大伙儿常在杨德昌父亲位于济南路的日式老房子家中聚会，杨德昌有块黑板，上面总写满了各种对电影的想法，以及类似“梦工厂”那种未来打算为合作所取的名字，充满了对电影豪气万千的梦想。
曾主演《恐怖分子》的李立群认为杨德昌是台湾最有风骨，最有才气的导演，“他只拍自己喜欢的和想拍的电影。为了他的理想，他可以忍受贫穷。”根据他的说法，杨德昌的谈天说地里很少包含“梦想”这个词。“可能跟他喜欢的东西比较特别有关。他喜欢看的都是一些很冷的电影。推荐给我们的，也都是当时国际上创作的一些希腊大悲剧式的电影。”赖声川的话也佐证了这一点，“他始终怀有一种使命感，希望透过电影向全人类说话。”
曾担任杨德昌电影《恐怖分子》制片、编剧的小野说，两人拍这戏发生多次“争吵”，但因不好意思当面对骂，吵架都用写信，“我写长长的一封信臭骂他，因为他‘一直在筹备中’，然后他也回我一封很长的信，说本来可以做得更好。”“他非常挑剔，灯光不对、演员不对，冲片冲出来，又觉得颜色不对，在我看来黑黑灰灰的，不都是一样吗？但他总很坚持说：‘当然不一样！’他就是在小环节上很要求，不对，就是重来，我编剧，要随时在现场，因为他随时要改对白。”
今年是台湾着名导演杨德昌去世 10 周年。他影响了太多人。我们采访了《牯岭街杀人事件》的策划和制片詹宏志，他说： “尽管《牯岭街》是一流的杰作。可是后来杨德昌每次找我做什么事，我心里都还是感到害怕，我还真没有做过一个工作后来害怕成这个样子。” 他眼中的杨德昌是什么样子呢？采访和视频传送门：杨德昌的《牯岭街》和台湾“最后的天真时期” - 知乎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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