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砚之排名，滥觞自柳公权的《论砚》。但后人对柳公权误解甚多，简直将柳公权视为“送子观音”，实是砚史一大乱象。
《旧唐书·柳公权传》所记柳公权《论砚》原文：“（柳公权）所宝唯笔砚图画，自扃鐍之。常评砚，以青州石末为第一，言墨易冷，绛州黑砚次之。”此处只言山东青州石末砚（澄泥砚之一种）、山西绛州黑砚（当即绛州澄泥砚），全未提及端、歙、红丝、临洮。
今人“四大名砚”排位，前三无疑义：端一、歙二、洮三。有争议的是第四——澄泥、红丝各有说辞。共识是两者同占一席。共占一席之排序又有两说，而且相悖，一说宋时红丝列第四，后因断采，被澄泥所替；另说澄泥失传，红丝补之。实两说以及“四大名砚”排名本身皆非古人所定。
宋人的疑似排名——北宋唐询《砚录》“凡自红丝以下可为砚者共十五品，而石之品十有一：青州红丝石一；端州斧柯石二；歙州婺源石三。”这种排名被南宋李之彦《砚谱》、南宋李石《续博物志》引用。
从现有古文献看，至少有宋一朝，并没有“四大名砚”的排名出现。
近人好“大”风气之产物
到明人王世贞，总算凑齐“四大名砚”。王氏《弇州四部稿·宛委余编》云：“柳公权蓄砚以青州石末为第一，绛州者次之。后始重端、歙、临洮。”王氏此说应是今日“端、歙、洮河、红丝、澄泥”，所谓“四大名砚”（实为“五大名砚”，只王氏所言是青州石末砚，并非青州红丝砚）的原始出处。所谓唐、宋已有“四大名砚”谬说，正是今人误读了王氏跋言，将王氏所缀“端、歙、临洮”一并归为柳公权原文之故。
所以，“四大名砚”称法的始作俑者，一时难考，至少以我阅读所及，未见民国以前有此成说。
古代并称合誉之风尚，早已有之，“商山四皓”“竹林七贤”“大历十才子”“饮中八仙”“苏门四学士”“吴中四子”“秦淮八艳”“扬州八怪”等，不胜枚举，但鲜见古人有以“大”誉称的，因为古人崇尚“中庸”，不轻易妄自称“大”。
沧海桑田，世易时移。所谓传统，原本是新生事物所沉淀传续而成，一如“四大名着”“四大美女”“五大名窑”“唐宋八大家”等现代人所产生的称法，今人在前人之论砚基础上总结出“四大名砚”排名，也无不可。
客观而论，“四大名砚”之因缘际会不同，影响各有消长，但皆属砚史上公认的着名砚种，排为前四也属实至名归。但谬托柳公权、误解王世贞，将此排名攀附为“古已有之”，则实在是属于“以六经注我”了。
忆昔开元全盛日——澄泥砚
澄泥砚，今日几成昨日黄花，在当年却是最早称雄砚林者。汉魏、南北朝所制宫室台阁砖瓦，所谓“铜雀台瓦”“邺城砖”之类，以其制法之考究，无疑已可算得上是上品澄泥，只是当时尚无澄泥之名称。
笔者藏铜雀台砖砚
笔者藏铜雀台砖砚
笔者藏铜雀台砖砚。唐人以北朝重修曹魏邺城铜雀台古砖所制。同类器物尚见背有“千秋”“万岁”等吉祥语及“天保八年造”等年号款者，皆唐宋人以东魏、北齐邺城古砖所刻。此砚背面有模印花纹及“铜雀台”三字，为带“铜雀台”字样邺城古砖罕见品。
唐时，诸砚当以澄泥最为着名，其中尤其以虢州澄泥为代表。中唐杜佑《通典》及北宋欧阳修《唐书·地理志》皆有虢州澄泥砚为贡品的记载，为最早的贡砚（苏易简《文房四谱·砚谱》记有西晋的时于阗国所贡铁砚，应非定制）。欧公且云：“虢州澄泥，唐人品砚以为第一。”柳公权《论砚》，亦评澄泥的别种“青州石末”为第一，绛州澄泥“黑砚”次之。
唐澄泥制品，最为今人所知者为“十二峰澄泥砚”，但其是否虢州制品，尚俟考。
笔者藏唐十二峰澄泥砚
笔者藏唐十二峰澄泥砚。砚为叠石纹三足，箕形池，池沿三面环抱十二峰。内三峰三组为一力士相负。故宫亦藏一例，多出两力士各负左、右两峰。故宫砚极有名，长期以来皆误定为汉砚。关于此砚式，笔者去年有专文发表于《中国收藏》，确证为盛唐砚式。
宋代，澄泥砚产地甚多，除河南虢州，山西绛州、泽州，河北相州、保州，山东柘沟等地皆产之。其中，绛州澄泥砚影响似乎很大，声誉不在虢州之下，可惜至今可信的“绛州澄泥砚”实物标准器罕有。宋时澄泥砚的代表人物为泽州吕道人，但其绝技只是昙花一现，艺随人亡。宋人又承唐绪，时兴取汉魏古瓦制砚，欧、苏、黄、米、蔡诸贤皆喜之，寄托好古之情罢了。着名的虢州澄泥砚，时人也已罕用，可见其时澄泥砚的地位已不可与唐代相比。
笔者藏金承安四年虢州澄泥砚
笔者藏金承安四年虢州澄泥砚
笔者藏金承安四年虢州澄泥砚。砚背刻铭文两行：“大金承安四载岁次丁巳□□子张尹。”砚背中间模印“三堂金粟”四楷体字。三堂，原为唐开元年间申王李捴任虢州刺史时所修建。“承安四载”即金章宗承安四年（公元1199年）。金代年款砚极少，此砚是研究金代砚的重要标本。
明时，澄泥砚更不为雅流所重。实从传世之物看，澄泥名品如鳝鱼黄、虾头红、朱砂红、绿豆沙、蟹壳青等，至明时方大备，质、色且胜过唐宋澄泥。尤其“黑包红”一种，为上上之品，或为绛人制品。其时陕州人卢敬（一作娄敬）所制各类澄泥动物砚，朴拙率真，颇有妙趣，但也不为士大夫所知。
清末陕州人马寨王氏家族出品的“陕州工艺局”澄泥砚制品，批量生产，富有民俗气息。
本为如花美眷，奈何似水流年！澄泥砚从唐时“品砚以为第一”，宋以降而日渐式微，究其原因，虽然有所谓“古法失传”的因素，但其致命之处实乃囿于材质的局限，正如苏东坡所言：砚当用石，如镜用铜，此真材本性。以瓦为砚，如以铁为镜……岂可与真材本性者同日而论哉？
人人争识紫君面——端砚
有唐一代，泥陶砚大量行世，但端、歙先后问世，渐有后来居上之势。
端砚始于唐初高祖武德年间，逮至中唐时，已较有名，李肇《国史补》记当时“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中唐诗人咏端石者亦不少，如刘禹锡“端州石砚人间重”“寻常濡翰次，恨不到端溪”，李贺“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更是咏端名句；晚唐皮日休赞端石“微润将融紫玉英”，许浑“洞丁多斫石”；唐末徐夤云“远向端溪得，皆因郢匠成”，李琪云“远来柯岭外，近到玉堂前”。更有文嵩效韩愈《毛颖传》体例作《即墨侯石虚中传》，以拟人手法为端砚作传。其时端砚虽地僻岭外，已渐成中原文人士大夫争求之物。
然而，唐时端砚虽已渐为人识，产量却应有一定的局限。南宋初叶樾《端溪砚谱》说“龙岩盖唐取砚之所”，应是古人所记众多端坑中的唯一唐坑。今日出土唐端数量并不大，至少远不及唐代澄泥砚和虢州紫石砚，也证明唐时端坑似乎还没有大规模量产。
唐箕形端砚
唐箕形端砚 。刊《中华古砚》。1965年，广州动物园工地出土，现藏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从形制看，当为晚唐物。
五代时，群雄割据，端坑虽仍有采石，然因端州地属南汉，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又与中原隔绝于岭外，端砚遂难有作为，时人鲜有文字提及，只有释齐己“端人凿断碧溪浔，善价争教惜万金”等数语。正因为端砚的地缘劣势，从而造就了南唐境内的歙石一枝独秀——“为天下冠”！
五代天福年款端砚
五代天福年款端砚
五代天福年款端砚 。刊《紫石凝英》。商承祚先生原藏。风字抄手。背刻款：“天福五年五月一日，买此端州彦（砚）瓦。计价钱五拾千文。释□□□□耳”。天福为后晋高祖石敬塘年号，天福五年为公元904年。
宋代，前期因国家初定，文化粗兴，端砚复为名物，太宗时已有贡端记载。其时除唐坑龙岩外，下岩等名坑也相继开采，于是端砚成文房用砚、赏砚之主流。
明清时，水岩系列之熊坑、大西洞、张坑以及麻仔坑等佳石迭出，人争宝之，端砚更加傲视于砚林，独步于天下了！
太平有象端砚
太平有象端砚
太平有象端砚。日版《古名砚》所刊。计楠次子计芬（儋石）藏，铭为钱塘印人、赵之琛从子赵懿（号懿子）所刻。此砚刻工凡常，石眼甚佳。
最是江南好光景——歙砚
歙石，是因猎人叶氏偶然发现于唐玄宗开元年间。五代宋初名士陶谷所撰《清异录》，记唐开元二十三年进士萧颖士，曾在仓曹李韶家见一上品歙石，可知盛唐开元、天宝年间士大夫对歙砚已不陌生。1976年，合肥唐墓出土的开成五年歙砚，造型规矩，工艺精到，说明晚唐时期歙砚工艺已很成熟。晚唐诗人李山甫《古石砚》：“波浪因纹起，尘埃为废侵。凭君更研究，何啻值千金。”从诗意看，此诗当是赞咏一方水波纹歙砚——从此诗可知，晚唐时歙砚已很名贵，致李氏有“值千金”之誉。
皖博藏开成五年歙砚
皖博藏开成五年歙砚 。见刊《文房珍品》《中华古砚》等。
《清异录》又记后梁太祖朱温即位之初，即赐宰相张文蔚、杨涉、薛贻歙产龙鳞月砚各一。以常理度之，此数砚应是唐内府所旧藏，因之也可证明唐末歙石已为内府所珍。
五代杨吴时，歙石尚采，有东坡所得汪少微制于杨吴顺义元年之“吴砚”可证。南唐代吴，歙砚称极盛，不仅有南唐宫廷的大力支持，还有一代砚雕巨匠李少微（原姓汪，任砚务官，受赐国姓李）主持砚务，使歙砚工艺更臻完善。其时，除唐代已开采之眉子坑外，又新开罗纹里山坑、罗纹坑等，使歙砚品种及产量都大有增加。故南唐时，歙砚材质工艺皆胜于他砚，博得“为天下冠”声誉为极自然之事，是歙砚的“黄金时代”！
南唐国破，歙砚采石一度中断。北宋仁宗景祐、嘉祐间复采，又相继发现水舷、水蕨、驴坑等名坑。故北宋时歙石质量不输南唐，只名气已不如旧日“冠天下”之风光，但仍是士大夫斋中至宝，欧、苏诸贤诗文可证。南宋理宗时，谢墍知徽州，尚采旧坑龙尾石为贡，只是声势当不如北宋。
宋枣心眉纹歙砚
宋枣心眉纹歙砚 。1953年，歙县小北门宋代窖藏出土歙砚十七方，此其一。
元时，龙尾歙石曾因石尽山颓，死伤采石工数人，石坑荒废一时。土人遂取邻县他石冒名牟利。
明代，歙石曾产一批大材，今日传世者尚不少，为古歙中之代表砚品。
清时，歙坑采石时断时续，可道者不多，但也偶有精品。
明罗汉入洞砚
明罗汉入洞砚
明罗汉入洞砚。日本藏砚家相浦紫瑞《歙州砚》所刊。砚面、砚背金、银晕灿烂之极。
元祐君子入眼花——洮河砚
最早记载洮河砚者，为北宋蔡襄所作《洮河石砚铭》。蔡氏卒于治平四年，故洮砚至少在北宋英宗治平年间已面世。
宋神宗熙宁时，名将王韶收复羌人所据洮河流域，批量采洮石为砚。从此“千年虏地困沙砾，一日见宝来中州”，洮石从“戎人”磨刀之砺石成宋人磨墨之文房嘉宾。
洮河石，质、色皆美，宋人推誉很高，苏东坡云“琢而泓，坚密泽”；黄庭坚云“赠君洮州绿石含风漪，能淬笔锋利如锥”；晁补之云“洮河石贵双赵璧，汉水鸭头如此色”“洮鸭绿石如坚铜”；张耒云“明窗试墨吐秀润，端溪歙州无此色”－－无疑，洮河石乃北宋末士大夫书斋中的新宠。
笔者藏宋洮石平底风字砚
笔者藏宋洮石平底风字砚
笔者藏宋洮石平底风字砚 。出土物。石质细润，色绿沉稳，有“溅墨点”石品，洮石名品。宋代洮砚今世罕少。
南宋陈槱《负喧野录》记：“砚以端溪为最，次则洮河，又次则歙……洮石今亦少。”南宋赵希鹄《洞天清禄集》论洮砚名言：“除端、歙二石外，唯洮河绿石，北方最贵重。绿如蓝，润如玉，发墨不减端溪下岩。然石在大河深水之底，非人力所致，得之为无价之宝。耆旧相传，虽知有洮砚，然目所未睹。”因当时洮石产在金国境内，南宋人不易得到，因此连南宋宗室贵胄赵希鹄也难得一见此种“无价之宝”。而北地之人则得端、歙不易，故洮砚为北方金人所推崇。金朝诗人冯延登《洮石砚》云：“鹦鹉洲前抱石归，琢来犹自带清辉。”可知金代采洮石制砚并未中断。
洮石质润色雅，可惜方盛名于世却又遭到靖康国破，遂与当时汉文化的中心——南宋隔绝，以致一蹶不振。其际遇正与歙石相反——歙石以南唐兴而盛，洮石因北宋亡而衰。
元以降，或因地处偏僻，或因远离文脉主流，总之，洮河砚长期处于被砚林边缘化的状态。
遭际如此，洮砚，当属诸名砚中最生不逢时之砚种。一叹！
近代戏剧刀马人物洮河石砚
近代戏剧刀马人物洮河石砚 。日本藏砚家楠文夫《砚台》所刊。
青州使君是知己——红丝砚
红丝石，据北宋青州知府唐询所记黑山旧坑：“洞口绝壁有镌字，唐中和年采石所记”（南宋高似孙《砚笺》所引唐询《砚录》）。“中和”为唐僖宗年号，故至少红丝石晚唐时就已开采。
唐末至宋初，红丝石默默无闻，至唐彦猷于仁宗嘉佑间官青州时方再为人知。
唐氏青州任上，闻红丝石上佳，遂遣人至红丝旧坑，采大小石材数十枚制为砚。唐氏所赞红丝石：“文华致，声清越，黑膏浮，蒸濡如霞，异于他石。”又撰《砚录》，列红丝为诸砚之首，端、歙尚排在其后。
由于唐询的大力扬誉，使红丝砚夺得千年来名砚一席之地。
唐询所誉的益都黑山唐坑红丝石，宋时已废。后以临朐老崖崮所采为贵，今老崖崮老坑也废采。
或许唐询当年所采，为红丝之最佳坑脉，所谓“石髓”，故被其目为极品。但从唐氏好友蔡襄、欧阳修诸人的评品看，与后世所出者差别应不致太大。近年来，又新出一种黑山红丝石，色品较华美。材质是否接近唐询当年所采，因缺少宋代红丝砚标准器作比对，不得而知。
素池红丝砚
素池红丝砚
日版《古名砚》所刊素池红丝砚。
四大名砚影响的互为消长
唐代：中前期，澄泥砚为主导，尤其虢州澄泥砚，朝贡天阙，名重朝野。中晚唐，端砚已“天下无贵贱通用之”；歙石则在晚唐亦“值千金”。故至少唐晚期，端歙已后来居上。红丝石唐末已采，但至今缺少无争议的唐代红丝砚考古标准器（山东博物馆藏一方唐箕形红丝砚，但不少行家认为应是虢州紫石砚）。
五代：中原失鹿，诸侯纷争。南唐因有经济文化盛于诸国的优势，三代国主又重视翰墨、文房，加之名砚工李少微的横空出世，于是龙尾歙石“为天下之冠”。其时端砚因地僻南汉，乱世阻隔，致使其砚难达江南、中原。北方则仍以澄泥为主，但声势显然已不及歙砚。
北宋：南北复通，宋初端砚即被定为贡品，名声复起。其时端歙佳坑迭出，并盛于时。虢州澄泥虽已无唐时贡品之辉煌，但仍是北方用砚主流，产量较大。绛州制品也为世人所赏。泽州吕道人所制虽称极品，但属个案，非澄泥主流。北宋中叶，青州知府唐询复采旧坑红丝制砚，誉为极品。北宋后期，王韶开边，取洮石制砚，洮石遂为轰动一时的砚林新贵，被苏、黄、米、蔡等文人学士争相赞咏。
南宋：金瓯又缺，金人除推重洮河绿石外，端歙不易获见，故澄泥为主的格局未变。今日北方出土，归为宋人澄泥砚的其中相当一部分，应为金人制品。南宋人则以端歙为尊，尤其因为歙砚产地徽州地近南宋首都临安，所以歙砚在江浙一代更为风行。
元代：文化大倒退，从现存古文献、文物看，各砚种皆无亮点，乏善可陈。
明代：歙石仍出大材，然其名气已渐为端石湮没。澄泥工艺不乏胜过唐宋制品者，终因非砚“真材本性”，已少为时人所重。
清代：歙石时采时断，出品有限。从传世物看，红丝产量似乎不多。晚清以来，洮河、澄泥制品以民俗为主，不为文人所重。端石遂一统砚林。
民国至今：端为尊、歙其亚的格局略同清代。近年来，洮砚、红丝渐有起色。澄泥砚则任重道远。
（作者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砚文化委员会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