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研究者沉下心来做学问 ——关于学科建设的一点想法
目前,对于学科建设的重视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各大学、各科研单位,都在热烈讨论这个问题,伴随着各种基地、中心的成立,博士点和硕士点的申请,各单位乃至各地方的领导也给予前所未有的关怀和支持。应该说,这是一件好事,特别是若干趋于冷落的传统文化学科,也借着这种热闹的氛围分得了一些阳光雨露,改善了教学研究的条件。所以加强学科建设的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所谓加强学科建设,归根到底是要使本学科形成一支力量雄厚的研究队伍,出一批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文革”以前,各高校学科阵容的形成是50年代初院系调整的结果,一些著名的中文学科,各有所长,不存在互相比高低,要当龙头老大的竞争心理。到了90年代末,解放后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学者逐渐退尽,第三代人数稀少,第四代分不出高下,大家站到了同一条起跑线上。加上学科建设的好坏,又直接与各种名誉和经济利益挂钩,于是有条件的学科无不奋勇争先。所以即使是从这种现实的考虑出发,大家都要加强学科建设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现在学科建设的标准,和以前有所不同了。我们看每年填的表格,在数量面前人人平等:论著的数量、科研经费的数量、得奖的数量、对外合作的数量、召开研讨会的数量……这些数量固然可以反映出一定的真实情况,但是决定学科水平高低的质量从表格上是看不出来的。就以评奖来说,除了许多非学术因素以外,各参评单位的利益争夺和平衡几乎是放在首位的,为照顾单位名额比例而牺牲优秀成果的例子举不胜举。更何况各种奖项太多,逐渐也就令人失去了新鲜感和荣誉感。然而这些表格上的标准已经确立了一种牢不可破的评价体系,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只要你在岗,你就必须根据这些标准去设计自己的前途,快速炮制“重大成果”、积极申请各种科研项目、召开各种大造声势的会议。热闹的结果是:我们固然催生了一些高质量的成果,但也同时制造了许多学术泡沫,更可悲的是一些“名家”学者抄袭剽窃的丑闻不断曝光。
我们为加强学科建设忙得不亦乐乎。现在的研究者可真是忙啊!即使是不担任行政职务的教师,甚至是退休的学者,每年要开多少会?要看多少硕士博士论文?听说今年北京一位已退休的著名学者五六月份收到了29本博士论文。他就是三头六臂,也不可能在一个月内写完这么多论文,那么他的评审能是认真的吗?然而我们正是这样年复一年地忙着各种必须的形式和程序,扩大着招生的数量,生产出越来越多的博士和硕士。我们的学者们一年之内光是评审,就要耗费多少时间?更不用说无休止的申请、填表、演讲、开会、对付种种检查以及各种意想不到的杂事了。我们的工作量增加了许多倍,可我们用在教学和研究上的时间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大大减少了。我们整天在讨论如何加强学科建设,可是教学和研究这样的正事却反而被搁置到一边,这是怎么回事呢?一个人的时间是常量,你整天风风火火,忙里忙外,当然就只能牺牲自己的科研时间。一年到头,能有几天坐下来安安静静地看几页书?写几行字?而我们这些传统文化学科偏偏又是最需要时间的。且不说写一篇论文要读大量的原始资料。就是读了许多资料也未必能写出高质量的论文。我们的研究已经进入了需要深挖深刨的阶段,尤其是主要依靠常见资料的传统学科,如果不下功夫沉潜到材料内部去,很难再有什么重要的发现。这就需要时间,需要沉下心来,而我们现在最缺的正是时间。我常常想到国家教委第一次评选的优秀成果奖,很多获奖论著是积作者十几年、甚至是一辈子的功夫才完成的。这样的著作才真正当得起优秀奖。而现在呢?年年评,月月评,各种名目层出不穷。这次刚获了什么奖,或评上了什么重点学科,马上就要考虑下一次怎么办,短短的两三年、三四年,就能出什么重大成果吗?没有创新,只好炒冷饭,重复自己,甚至抄袭他人,其实职称、基地、中心……一切需要不断评审和不断检查的“成果”都是如此,这就是当前加强学科建设给我们带来的困惑。
我这样说,并不是说学科建设不用抓,应该任其衰落,而是说如何抓才得法。我觉得各级管理部门应当学学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这篇文章说:有些种树的人“爱之太殷,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离矣。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柳宗元以此道“移之官理”,“得养人术”,我以为此道也可以移之于学术管理,得养学者术。学术的“道”就是潜心钻研,不能投机取巧,不能心浮气躁。对于被管理的学术研究者来说,要出大成果,必须给予时间,“不害其长”,“不抑耗其实”,才能“蕃吾生而安吾性”。否则,学科建设的前景实在是可忧的。
文章来源:江汉论坛,转自捍卫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