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献记载，前秦建元二年，即公元366年，一个叫乐的和尚行至鸣沙山麓，见对面三危山山上金光万道，似有千佛闪现，遂在鸣沙山崖壁上架空凿岩，造窟一龛修行，随后又有法良禅师在乐窟侧旁营建一窟，为莫高窟之滥觞，这一段历史由距乐和尚300多年之久唐时的人书写，而且刻石立碑在莫高窟的洞壁上，今天学者们已坚定不移地相信此段开窟历史了。
实际上，敦煌地区的佛教传播活动可能早在汉代就已经很热闹了，在敦煌与瓜州两市县交界处的悬泉置遗址，出土的东汉初年的简牍中有这样的记载：“少酒薄乐，弟子谭堂再拜请，会月十三日小浮屠里七门西入”，敦煌的某个地名叫小浮屠里，古人称佛教徒为浮屠，浮屠也是佛塔的意思，这表明敦煌在东汉的时候就已经有对佛塔的称呼了。
悬泉置离莫高窟亦不远，约60公里左右，而佛塔是从印度传来的，绕塔礼佛是一种修行方式，只有在宗教活动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后才会建塔，也可能是当时的人把佛教徒聚集的地方叫“小浮屠里”。西晋时期，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位佛经翻译大师，号称“敦煌菩萨”的竺法护和其弟子竺法乘就在敦煌进行传教活动。
因此，我们可以假设，早在乐和尚之前就已经有人在莫高窟开窟修行了，敦煌书法大师索靖（卒于303年）生前曾在莫高窟题壁号“仙岩”，可能乐的名气响亮些，或者说他开的窟比别人更大些，修行的时间更长些，慢慢地名声就传开了，否则300多年后的人怎么可能会把他的事迹记载得那么细呢？
尽管如此，唐代人却没有告诉我们哪座洞窟是乐或法良开凿的，今天编号为第268组窟和第272窟是莫高窟今天所能看到最早的两座洞窟，所以有人按常理推断，既然是最早的洞窟，那就可能是乐和法良开凿的，但是这种推断难令人信服，加上编号为第275窟的，被称为北凉三窟。北凉是公元4占领敦煌的，距乐开窟已经过去了55年，如何又把乐和法良开的窟划进了北凉？这又是一段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如同这一时期的古代中国。
中华文明自秦汉400年辉煌后，从三国两晋开始，统一的国家形象逐渐黯淡，民众从秦始皇至汉武帝时代逐渐明晰而传承下来的国家意识尚未彻底巩固，至十六国时期，这种国家意识跌入到了低谷。五胡乱华”这种说法虽有为汉族统治者推脱责任之嫌，但当时国家之乱而且是战乱和无序，的确是达到中国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程度，与敦煌密切关联的西凉国和北凉国就是这个时期产生的。
西凉最初定都就在敦煌，由李于公元400年创建，敦煌算历史上第一次被当作了国都，也是最后一次，5年后，西凉迁都酒泉。李是汉代大将军李广的16世孙，因此，西凉是地地道道汉族人建立的政权，与五胡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连后世的唐太宗李世民都自称是李的直系后代，李唐王朝甚至还认祖追宗到了春秋末期的老子李耳。
也可能正因为是汉人建立的政权，丝路古道的西凉崇尚儒学，对东晋王朝称臣，一时敦煌名士云集，一些为躲避战乱的中原士民也大批移居西凉，敦煌成为河西儒学推广中心，佛家文化反而不被人提及了，在近期发现的西凉王李墓中，也不曾见到多少关于佛教文化的内容，但这并不表示李不喜欢佛教，只是区分主宾而已，李在没有建西凉国前就曾资助过法显和尚西出玉门求法，法显是最早奔西天取经的，比唐僧玄奘还要早200多年。
秦汉以后，“统一”成为所有王者追求的终极目标，西凉也不例外，为了统一河西，西凉攻打北凉，结果反被北凉所灭，而北凉却是个尊崇佛教的国家，由五胡之一的匈奴人沮渠蒙逊在公元401年所建，比西凉晚一年，学者们研究，今天武威天梯山石窟就是沮渠蒙逊所建，另外，他在敦煌莫高窟发扬光大佛教的事迹，如同乐和尚一样，也是被唐朝人记录下来的。
今天，人们确认敦煌莫高窟崖面上能够看到的最早的洞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北凉三窟”。既然乐的时代离北凉国占领敦煌相距半个多世纪，如果是根据壁画和塑像来确认268、272号窟属于北凉，那它们就不一定是乐建造的了。
就像我们虽然相信司马迁关于黄帝的记载，但是我们很难把考古发现中的哪具尸骨贴上黄帝的标签，更何况乐开窟也不一定绘有壁画或造佛像，也许仅是找一处清静场所修行，如同莫高窟众多的小型禅窟一样，再说，第268和第272号窟的体量也不算太小，以乐一人之力恐怕也难短期所能为，所以，唐人所谓的“乐开窟”的记载，可能是作者找到了一个佛教在敦煌莫高窟立足并用以书写历史的最好的理由。
（来源：历史文化真奇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