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眼镜”的记载
现在一般都是说“眼镜”是在明代才出现的，外国进贡的，真的如此吗？
嘉靖年间，张靖在《方州杂录》中说：“所得宣庙赐叆叇，如钱大者，形云母而质甚薄，以金镶轮，纽之合则为一，歧则为二，老人目皆不辨细书，张此物于双目，字大加倍”，看来明代的眼镜还是很奢华的：宣庙所赐，以金镶轮，可以折叠。
明嘉靖郭瑛在《七修类稿》中云：“闻贵人有眼镜，老年观书，小字毕见，诚世宝也。”
明万历田艺蘅在《留青日札》卷二《叆叇》条云：
“每看文章，目力昏倦，不辨细书，以此掩目，精神不散，笔画信明。中用绫绢联之，缚于脑后，人皆不识，举以问余。余曰：此叆叇也。”
明末张自烈《正字通》：“叆叇即眼镜。”
明景泰三年，进士张宁在其著述中提到他见过两副眼镜。活动在万历年间的小说家，罗懋登在其《三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中第五十回写道：“永乐八年（1410），满刺加国王朝贡叆叇十枚。”
清赵翼《陔余丛考》载：“古未有眼镜，至明始有之，此物在前明极为贵重，或颁自内府，或购自贾胡，非有力者不能得。本来自外洋，皆玻璃所制，后广东人仿其或以水晶制成。”
清初叶梦珠《阅世编·食货六》载，眼镜“顺治以后价渐贱，每副值银不过五六钱。近来苏杭人多制造之，遍地贩卖，人人可得，每副值银最贵者不过七八分，甚而四五分，直有二三分一副者，皆堪明目，一般用也。”
但是，奇怪的是，“叆叇”在宋朝著作中已经出现了，这说明“眼镜”不是在明朝才有的事物啊！
宋朝赵希鹄《洞天清录》记：“叆叇，老人不辨细书，以此掩目则明。”《洞天清录》大约成书于南宋理宗时期(1225-1264)。
宋代著录眼镜的还有《刘澜暇日记》《方舆胜览》等，当时已能磨制十几种单片水晶凸镜片（不同度数的老花镜）。《方舆胜览》大概成书于南宋理宗嘉熙三年(公元1239年)，但直至度宗咸淳二年(1269年)才有刻本流传。
宋人笔记《暇日记》还提供了一个事例：“史沆断狱，取水精十数种以入，初不喻，既而知案牍故暗者，以水精承目照之则见。”水精，即水晶。史沆是北宋苏洵的同乡兼朋友，他在担任执法官时，可能得了老花眼，因此曾使用水晶制成的眼镜阅读案卷。
不过，此时的眼镜，形制应该不似今日我们熟悉的带镜架双片眼镜，而是单个镜片，无镜架，使用时以手持着，就如使用放大镜。
据说公元1260年，游历中国的马可波罗在他的自传里曾经提到，他看到的一个中国老人家脸上挂着一个形似镜片的工具在看书的场景，据推断，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眼镜。
对眼镜记述得更详细的是明朝张宁的《方洲杂言》：“尝于指挥胡龙寓所，见其父宗伯公所得宣庙赐物，如钱大者二，其形色绝似云母石，类世之硝子，而质甚薄，以金相轮廓，而衍之为柄。纽制其末，合则为一，歧则为二，如市肆中等子匣。老人目昏，不辨细字，张此物于双目，字明大加倍。近者，又于孙景章参政所再见一具，试之复然。景章云：以良马易得于西域贾胡满剌，似闻其名为叆叇。”
这条记载透露了几条信息：一、此时的眼镜是双镜片的，大如铜钱，有镜架，可折叠；二、这里的眼镜显然是老花镜，因为它可以使“字明大加倍”；三、两副眼镜一为皇帝所赐，一为胡贾所售，价钱是一匹良马，由此可知，此时的眼镜还非常昂贵，是稀有物品。
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的明人绘画《南都繁会景物图卷》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明永乐时已有眼镜，图卷中在挂有“兑换金珠”招牌的金店门口有一位老者鼻梁上架着眼镜，只不过没有看到挂于耳后的双腿和系于脑后的线带。
图 《南都繁会图》上的戴眼镜老者
还有说南宋时期国人就发明了双片有梁架以线挂耳的眼镜，这足以说明眼镜在中国很早就出现了！
但是这段历史为什么却很少提起呢？总是强调这些东西都是西方“带来”的，可以说，把中国说的好像什么都不能自产，凡是高科技都是外国“发明”的，没有什么东西是中国自己的，为什么要这么说呢？！真是不明白！
而魏晋古墓中出土过用水晶制的放大镜片确是事实，（以前的眼镜就如现在的单柄放大镜，以此掩面）。
不管怎么说，眼镜在中国是有历史的，自然不可能是西方传来，甚至“发明”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