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走进金沙遗址博物馆 金器
金沙遗址出土的许多珍贵文物都洋溢着非凡的神奇魅力，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太阳神鸟金箔饰了。甚至国家文物局把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件太阳神鸟金箔饰图案作为了代表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
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饰，实际上是一件相当小巧袖珍的器物。其形状这圆形，内有镂空图案，外径< xmlnamespace prefix ="st1" ns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 />12.5厘米，内径5.29厘米，厚0.02厘米，重20克，系用很薄的金箔制作而成其匠心和创意显得是如此绝妙而又非同凡响，数千年之后仍璀璨耀目，精美异常。在制作工艺上，这件金箔饰采用了锤揲与切割技术，整件金箔厚薄均匀，纹饰边缘整齐平滑，工艺精湛，构思奇妙，充分显示了制作者技艺的娴熟与高明。最为奇妙的是圆形金箔上面的纹饰，如同一幅均匀对称的剪纸图案，可能使用了相应的模具精心切割而成，无论是纹饰的整体布局还是图案的细微之处都一丝不苟，在有限的空间内达到了极神奇的效果。这件圆形金箔上采用镂空方式表现的奇妙图案可分为内外两层。内层图案的中心为一镂空圆圈，周围有12道等距离分布的象牙状的弧形旋转芒，这些外端尖锐好似象牙或细长獠牙状的芒呈顺时针旋转的齿状排列。外层图案是四只逆向飞行的神鸟，引颈伸腿，展翅飞翔，首足前后相接，围绕在内层图案周围，排列得均匀对称恰到好处。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观赏，整幅图案都充满了动感，好似一个神奇的漩涡，又好像是旋转的云气或空中光芒四射的太阳四只飞行的神鸟则给人以金乌驮日翱翔宇宙的丰富联想。考古工作者产将这件奇妙的金饰放在红色衬底上观看，发现其内层漩涡形图案如同一轮旋转的火球，周围飞鸟图案犹如红色的火鸟。那火红的圆盘和耀眼的光芒分明就是古代蜀人对太阳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且表现得如此精妙而富有创意。还有那绕日飞行使人浮想联翩的神鸟，更是古蜀时代太阳神话的一种生动展现，而且将这个神话传说中的丰富含义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
在人类由洪荒向文明迈进的过程中，对太阳的崇拜可能是最为古老的话题了。由于太阳和自然万物的密切关系，对人类的生存繁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先民们自远古以来就对太阳怀着敬畏崇拜之情。如三星堆出土的许多青铜器，还有汉代画像石、砖上表现的日轮金乌，甚至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画上亦有彩绘方式表现的一轮画有金乌的太阳，这些图案生动的展示了先民们对太阳及太阳鸟的崇拜的情结。
前面说到古代先民对太阳鸟的崇拜，的确如此，古代蜀人不仅有着浓厚的太阳崇拜情结。而且有强烈的崇鸟信仰。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考古发现就揭示了古代蜀人有以鸟为图腾的传统，尤其是凤鸟与太阳神鸟在古代蜀人精神观念中占有特殊地位。古界族的崇鸟观念与鸟图腾又与太阳崇拜的太阳神话相互交融，两者通常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古蜀人似乎想通过太阳与太阳神鸟、凤鸟来表现，他们是太阳神鸟的后裔，与太阳神有着神圣的亲缘关系。而作为太阳神鸟的后裔，他们是当然的贵族，掌握有统治和役使其他部族的“君权天授”毋庸置疑的权力。
金沙遗址博物馆出土的金器中还有一件也不得不说，那就是金冠带，这件金冠带宽度较窄，其直径略呈上宽下窄状，出土时断裂为长条形，经连接复原，保存完好。金冠带的圆圈直径为19。6~19。9厘米，带宽2。68~2。8厘米，厚0。02厘米，重44克。在制作工艺上，与同时出土有其他金器一样系锤揲成形，采用了精湛的錾刻手法，在金冠带表面刻画了生动奇妙的图案纹饰。其图案由四个部分组成，采用对称布局，图案中央是圆日图象，两侧以延续的方式分别刻有一鸟、一鱼、一箭。每组之间又有圆日图像相衔接，线条流畅，寓意丰富图中之鸟皆为粗颈钩 ，羽冠长尾，腿爪前伸。双翅向上腾起，大眼炯炯有神，显得极其生动。鱼的体型较为肥硕，大头圆眼，嘴略下钩并有上翘的胡须，鱼身上鳞片和背腹部的长短鱼鳍以及卷曲的鱼尾都刻画得十分逼真。中间的圆日图像十公值得人们关注，似人面或兽面，一条长杆羽箭从这里射向两侧的鱼鸟，好似以此证明它主宰着鸟鱼的命运。此物与三星堆出土的金杖有异曲同工之处，这应该是权贵的身份的象征。
金冠带呈圆环形，直径上大下小。金带表面纹饰由四组相同图案构成，每组图案分别有一鱼、一箭、一鸟和一圆圈。这件冠带上的纹饰与三星堆器物坑出土金杖上的纹饰基本相同, 都是以鸟、鱼、箭、人头为主要构图元素组成的图案。
金冠带与金杖都可能是当时古国古族至高王权与族权的体现与代表，更有学者认为这个图案可与古蜀国传说中的“鱼凫”王朝相联系。金冠带和金杖上图案内容的同一性，标示着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的统治者在族属上的同一性或连续性。
金面具整体经锤揲成形。人像圆脸圆颐，双眼、大嘴镂空，鼻梁高直，嘴形似乎还略呈笑意，富有极其神秘的色彩。金沙遗址出土的金面具造型风格与四川广汉三星堆器物坑中出土的金人面罩和贴金铜人头像有所区别，却与三星堆器物坑中出土的个别青铜人像和金沙遗址同时出土的铜立人像面部形态相像，这类金面具在商周时期中国其他地区和其他文化中几乎不见，应当是商周时期四川盆地青铜文化具有典型性的因素之一。
在现代人看来，喜欢蛙或蟾蜍是乎有些不可思义，想象中这么丑陋的动物形象居然我们的先民们会喜欢。在金沙遗址博物馆出土了好几件形制特点、尺寸大小和制作工艺都基本相同的金箔蛙形饰，其中有一件较为完整。它长6.96厘米，宽6厘米，厚0.004~0.16厘米。这些蛙形饰金箔都是由很薄的金箔制成。从制作工艺看，均采用了锤揲、冲压、切割等技法，还可能使用了同样的模具。在细部纹饰表现上则采用了錾刻方式。金箔蛙形饰它蜷曲的四肢、葫芦形的头部，尖桃形的蛙嘴，呈并列凸起的一对圆眼，腹部两侧的突起，尖状的尾端，以及沿着背脊两侧向四肢延伸的弦纹和连珠状乳丁纹都极富特色。特别是连贯排列的圆而高凸的乳丁纹，形象地表现了青蛙或蟾蜍身上的斑点疙瘩，增添了形态上的生动之感，金箔蛙形饰的四肢作对称性弯曲，显得非常奇特甚至有些怪谲，显示出当时的匠人们在其肢体的处理上也别出心裁。自古以来，青蛙和蟾蜍曾是我国西南地区一些民族的吉祥之物。这是为什么呢，或许有两方面的原因，蛙多子，繁殖能力很强，而蛙类的肚腹形似怀孕的孕妇的腹部，蛙类的叫声与婴儿的哭声也有些类似，在那个以人为生产力的社会将此列为图腾物，就不难理解了。二是上古之人将蟾蜍与月亮联系起来，这是由于一是月亮中的暗影与之相似，二是蟾蜍为夜间出没的动物，因此上古之人将之作为日神相对的月神代表。三是上古之人认为蛙是雷神的儿子，是雷神派到人间的使者，当人间需要雨水时，向蛙说一声，青蛙鼓噪，雷王下雨。至于金沙遗址中出土的金箔蛙形饰寓意何在，估计三者皆有吧！
器物底面呈圆形，立面呈上小下大的喇叭形，周壁向下逐渐外侈。器身较高，小平顶，顶上有一个近似菱形的小孔。器表素面，曾作抛光处理，内壁粘附有铜锈，并有较多划痕。喇叭形金器出土时是和一件锈蚀的铜器粘连在一起，可能是装饰形器物。
该金面具宽19.5厘米、高11厘米、厚0.04厘米，重46克。面方形，额齐平；长刀形眉凸起；大立眼；三角形鼻高挺，有两个鼻孔；阔口；长方形耳，耳垂有一圆孔；下颌齐平，内折。从金面具背面的痕迹观察，推测金面具可能是附着在某种物体之上，应是古蜀时期的神祇面具。金面具的时代也当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之时，距今约3000年。
再次走进四川金沙遗址博物馆 青铜雕像诉说的故事
当王朝的兴衰更替已成为历史，当一切荣华宝贵与悲欢离合都化作烟云唯有那些凝聚了一个时代的文明精华的非凡创造，依然闪耀着光芒。并以穿越时空的魅力震动着我们的心弦。商周时期古蜀人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尤其在青铜雕像方面更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三星堆的一、二号坑发掘出了众多的青铜雕像，真实的展现了那个时代的文明与社会生活场景，令人耳目一新，为之震撼。而金沙遗址晚于三星堆遗址，依旧是辉煌的古蜀王国，却让人不可理解的是，出土的青铜器远远少于三星堆，而人物造型的青铜器更是少之可怜，只有几件，从博物馆的展品中，我所看到的目前只有青铜立人一件，此外还有一件小型人头和一个人型铜器，而且就金沙出土的1200件青铜器看，全是小型的物件，比如小青铜立人像居然不到15厘米高，竟然没有一件大家伙。这些小型青铜器相互之间没有太大联系。这与三星堆出土的硕大的千姿百态的青铜人物雕像群形成了明显的差异，究竟是什么缘故，这颇使人费解。
三星堆古国是商周时期成都平原上的古蜀王国，金沙则已迫近春秋早期，比三星堆晚了数百年。然而，三星堆却出土了众多大型青铜器：残高396厘米的青铜神树、180.6厘米的青铜大立人、直径1米的纵目大面具，它们无不彰显着三星堆是一个庞大的青铜世界。同样是古蜀王国，金沙却只有一些小型青铜器。文明的发展从来都是随时间递进的，较之三星堆，金沙应该是一种更先进的文明，为何它的青铜器反而还要小？单单是时间差异还不足以令我们如此困惑。三星堆和金沙的一些青铜器竟然是相差无几的，可见在工匠之间流传的是同一派手艺。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双手无限夸大环抱在胸前，金沙小铜人也是双手抱在胸前，只是腰间多别了根权杖；他们的青铜戈上，都有对称的7排锯齿，据说是供舞蹈之用；他们的铜虎均张牙舞爪。相似性带给了我们一系列暗示：金沙和三星堆的青铜文明之间是有联系的，就像在一个师傅那里学习的两个学徒一样。不过，这就更说不过去了：既然它们的青铜面貌如此相似，为何一个有那么多大家伙，一个却拼命走婉约路线呢？一切的一切扑朔迷离，不可得知，我时我不竟猜想，或许金沙遗址本不是古蜀国的中心，而它只是一个边远小邦或小部落，也或金沙遗址并未发掘完，大型的青铜器存在某处而被发现。这些猜想只有留待今后的考古才可得知。
另一个可能是，三星堆之后的金沙人，并非铸造不了大型青铜器。在青铜器由大变小的过程中，似乎隐蔽着王权的膨胀与神权的衰落。三星堆出土的900余件青铜器竟几乎全部跟祭祀有关。耗费大量财力和人力铸造的青铜神树、青铜大立人等大家伙，是古老的三星堆人对神灵的虔诚和奉献，也是三星堆这个国度里神权至上的见证。
代表神权的是一些神职人员。他们并非比其他三星堆人信仰得更为虔诚，对他们大多数人而言，这往往是一份世袭的工作。学者孙华认为，三星堆梳着“笄发”的青铜人头像，塑造的便是这个最接近神灵的神职阶层。他们掌管着三星堆古国的宗教、祭祀、占卜，统治着整个古蜀国的中枢神经。然而，如果是如此循规蹈矩地为神灵服务，他们还是不令人讨厌的。古蜀国诸如战争、媾和等国策也需要通过占卜决定，神职人员便干预到国事中来。这样一来，梳着“辫发”的三星堆王公贵族们颇为不满。加之为表虔诚，神职人员鼓吹更多的青铜应该投入到祭祀中去，有限的青铜被投进了无底的深渊。三星堆大型青铜器便是在这种矛盾下铸造出来的。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晚年的三星堆古国遭遇了一场变故，迫于无奈举国迁徙至金沙。“笄发”们在这场变故中失去了原有的地位，王公贵族们趁机取而代之。这时候的青铜雕像已经绝少见到“笄发”们了，小青铜立人是新的政权代言人。他留着辫发，却跟此前的“笄发”们一样戴着太阳冠；他腰上别着象征权力的权杖，手却像青铜大立人一样举在胸前。显然，他既是王权的所有者，又将神权玩弄于股掌之间。
鼓吹用青铜祭祀的神职人员已经失势。不过，金沙古国的青铜还是源源不断投入到祭祀中去。保持了几百年的国家惯性似乎很难停止下来，底层的金沙人还是虔诚地崇信神灵，王公贵族的权力也无法割断他们的信仰。宗教，历来都是一个国家最玄妙的部分。王公贵族很快充当了另一种角色。
这种角色并不受欢迎。在金沙古国，青铜器虽然还是用于祭祀，却已经换成了小型青铜器。我们的联想正是在这样的转变中展开。或许，金沙的王公贵族们意识到，再也不能像三星堆人那样挥霍珍贵的青铜，于是，一项旨在节约的决议实行了：青铜可以用于祭祀，禁止铸造大型青铜器。按理说，这项决议能节省下大量的青铜，可是节省下来的青铜又用到哪里去了？像古巴比伦人那样武装军队，抑或是革新农具？为何迄今的考古发掘中也没有发现青铜兵器和农具呢？
既然没有多余的青铜，或许，金沙古国的青铜是经常处于短缺状态的。一个最新的观点是，青铜跟金沙古国的实力是联系在一起的。成都平原本不产铜，临近的南中（今云南、贵州一带）却盛产铜矿。三星堆古国的实力曾一度触及南中，南中铜矿便唾手可得。为了保证铜矿石源源不断流入成都平原，蜀至南中一路还曾有蜀国士兵驻扎。而到了战国早期，三峡一带的楚国逐渐兴起，在军事上一度咄咄逼人，成为了古蜀人有力的竞争者。原本是蜀人势力范围的南中逐渐被楚蚕食，想把铜矿石运出来也是举步维艰。没有铜矿，拿什么铸造青铜神树？如果这个推论不假，大概是楚人阻断了金沙人的青铜神树梦吧。
根据形状与用途，金沙的青铜器大抵可以分为三类。跟祭祀有关的青铜器一般是方形、圆形的，似乎隐藏着天圆地方的古老宇宙观在其中；一些挂饰是最奇怪的，它们形单影只，根本无法还原本来的位置；还有一个青铜雕像的世界：高贵的祭祀者，灵巧的鸟，威严的龙，咆哮的虎，憨厚的牛，样样栩栩如生。奉献给神灵的青铜器大多是方形和圆形的，这两种简单的形状看来一直桎梏着金沙古国工匠们的头脑。在古代，圆形的器物也称为璧。有件青铜璧上雕刻着3只相互追逐嬉戏的神鸟，或许就是中国古代神话中背负太阳的“金乌”。另一些青铜璧上没有图案，璧身粗糙不平，金沙古国的工匠似乎并没有足够的耐心来雕凿它们。奇怪的是，这些青铜璧并不能直立，似乎只是一些大家伙的零件。
在为数不多的青铜器件中，那小小的青铜立人像最为引人注目。此像由立人和插件构成，立人高14.61厘米，插件高19. 6厘米，重641克。其铸造工艺与三星堆出土人物雕像相似，从残留的泥芯范土看，系制模后一次浇铸而成，然后对雕像进行打磨抛光处理。整个雕像造型作挺身肃然而立状，立人头戴奇异的环形冠帽，帽环周围有13道旋转状的弧形冠饰，好似等距离分布的弯曲象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太阳闪烁的光芒。这件诡异飘逸的冠帽，可能蕴含着某种特殊的象征含义。立人的有脸庞较为瘦削，表情肃穆，双目圆睁，瞪视前方，左右耳垂皆有穿孔。脑后有隆起并列下垂的三道发辫，下边有宽带束之，直拖至臀部。身穿衣袍，腰间系带，胸腹前斜插有一柄短杖似的器物，或许是用于祭祀活动的某种法器。双脚不显脚趾，似穿有鞋袜，站立于“丫”字形的插件之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立人的双臂做出环抱举物的姿态，左臂屈肘于胸前，右臂上举与肩齐，双手虚握，中空的双拳上下呈斜线相对，表明两手之间可能握有某种祭祀物品。
金沙遗址出土的件小型铜立人像，无论是形态姿势、五官神情，还是冠帽穿着、脑后的长辫及腰间的法器都给人以神奇之感。从造型看，这件铜立人与三星堆青铜造像这立像由可谓一脉相陈承，显示出了浓郁的古蜀文化的风格特征。至于为何三星堆的硕大变成了金沙的娇小，如前所述至今依旧是迷，还留等今后考古去发掘。
值得提到的是，古蜀人和巴人 也是崇虎崇鸟的部落。三星堆和金沙遗址考古发现就揭示了古代蜀人有以鸟为图腾的传统，尤其是凤鸟与太阳神鸟在古代蜀人精神观念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这中的考古研究我留待在讲金沙金器中介绍。
再次走进四川金沙遗址博物馆 其他精美玉器
金沙遗址博物馆 兽面纹玉铖
玉钺是先秦社会中象征君王政治军事权力，体现威武的仪礼性用器。
该件器物的纹饰刻划手法多样，中间的兽面纹饰以阴线刻划，四周还采用了减地（把纹饰周围的地子部分磨下去）的方法，从而形成浅浮雕的效果。充分反映出当时的玉工已能利用娴熟的技巧，创造出舒展、繁复的纹饰。
金沙遗址博物馆 阳刻昆虫纹玉牌
金沙遗址博物馆 阳刻昆虫纹玉牌
它以流畅的线条刻出了昆虫振翅之状，非常之精美，其造型独特，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在全国出土的玉器中，也仅此一件。
金沙遗址博物馆 玉铖
金沙遗址博物馆 玉镯（环）
该环玉质温润细密，环体扁平轻薄，制作精细规整，可能为佩玉的组成部分。
金沙遗址博物馆 玉镯（环）
玉环，本为古玉器的一种，为一种圆形而中间有孔的玉器，形状与镯类似，其孔径大于边缘，也有与边缘相等的。与此器近似的还有玉璧、玉瑗。
《尔雅·释器》中指出：“肉倍好谓之璧，好倍肉谓之瑗，肉好若一谓之环。”郭璞注：“肉，边；好，孔。”邢禹疏：“肉，边也，好，孔也，边大倍于孔者名璧，孔大而边小者名瑗，边、孔适等若一者名环。”这里把几种器物的形制讲得十分清楚，“肉”是指周围的边，“好”是指当中的孔，即三者的名称由中心的圆孔大小来决定，大孔者为瑗，小孔者为璧，孔径与玉质部分边沿相等者为环。后玉环成为玉制的环的统称。
玉环古时一般用作佩饰，《宋史·舆服志三》：“衮冕之制……小授三，结玉环三。”又：“后妃之服，小授三，间施玉环三。”《晋书·周访传》：“访大怒。敦手譬释，并遗玉环玉碗，以申厚意。”因“环”与“还”同音，古人可能还把它作为一种信物。据说古代逐臣待命于境，赐环则还，即得到天子送来的环，就知道自己收被重新召回，官复原职。
玉环流行于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新石器时代玉环的基本造型为扁平的圆环状，多用白玉、黄玉制作。整体圆整光洁，内外壁平直，有的环上对钻有小圆孔，孔壁斜直。玉环中心稍厚，边缘较薄，通体磨光，制作精致。战国玉环种类很多，有丝束环、云纹环、谷纹环、三龙外蟠环、重环及玛瑙环。汉代时玉环多用于成组佩玉的中部，直径较小，环表面饰典型的汉代纹饰，如勾云纹、四灵纹、螭纹等。汉晋时的玉环略有变异，环面素朴无纹，只在圆形外侧对称雕出两长方形凸起。唐代玉环圆形，体较厚，琢成内外六瓣莲花形，束腰。宋代有扁圆形玉环，如早期形制。明、清两代多雕团龙纹、蟠螭纹及竹节形玉环，龙身多饰鱼鳞纹，旁衬卷云纹。
金沙遗址博物馆 玉镯（环）
金沙遗址博物馆 玉镯（环）
金沙遗址博物馆 海贝形玉佩饰（物件太小，没带长镜头，无法拍到细部）
该件玉海贝佩饰玉质温润，质地致密，器上虽沾有青铜锈斑，但却并不沁入器内，内无杂质，光洁细腻。器物造型小巧玲珑，器物上端有一小孔，应系绳作为佩饰使用。
附：海贝是生长于海洋中的生物。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到夏商周三代，就作为珍宝出现在各地遗址、墓葬里。海贝由于其形体较小，便于携带，所以在当时也常被当着等价的媒介物，穿系成“朋”用于商品的交换之中，因而具有货币的功能，以后又逐渐成为财富的象征。作为珍贵之物，中原地区常用海贝来殉葬、祭祀。在三星堆一、二号坑里也曾发现有五千多枚海贝，说明成都平原可能在较早时候就与沿海地区、中原地区有了较为密切的往来。
金沙遗址博物馆 玉戈
戈是商周流行的一种兵器，以玉为戈始见于二里头文化，其后流行于商、周两代。由于玉石本身质地坚脆，无法将玉戈用于实战搏击，且大量出土的玉戈无使用痕迹，可知商周时期的玉戈应是一种仪仗器。
玉戈形制的演变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包括二里头文化期和早商二里岗期。此期玉戈的特点为尺寸普遍较大，一般在30厘米左右。最长者出土于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遗址，长达97厘米。戈援部(刃部)略呈弧度，直内(后端)，多数无中脊仅有钝脊。除部分在内上饰有简单的弦纹外，一般无纹饰。第二个阶段为殷墟时期即商代晚期，玉戈尺寸变小，殷墟前期的尺寸多在15至20厘米；殷墟后期长度在1 5厘米以内，小的仅4至5厘米。戈有直身、弯身两种，皆有中脊或三脊。内上饰平行的粗阳纹，或者在内及援上阴刻兽面纹和变形云纹。部分戈内直接雕成鸟头状。传世品中亦常见以玉为援，用铜铸成鸟头状内嵌接而成的铜内玉戈。
西周玉戈形制与商晚期相似，普遍不饰纹饰，制作不及商代精细。西周以后玉戈趋于消亡，春秋战国时零星可见的玉戈，仍保留了周代的特点。春秋玉戈锋作三角形，援身上刃微外弧，下刃稍直，刃颇锋利，中部起脊，内之尾端作斜角状，援、内间中部穿一孔。汉代玉戈有所变制，一种援呈尖首长方形，上饰多组纹饰，援前端为对称盘绕的双龙纹，中间是谷纹，后端作几何纹和龙凤纹，背面平素，内窄，长方形，上穿两孔。另一种玉戈援呈弧形，锋端如橄榄尖，两侧有刃，中脊为窄条，并有横凸的胡部(即戈刃曲而下垂的部分)，上皆饰勾连云纹，内呈长方形，亦饰勾连云纹，胡部与内部分别镂3个和1个长方形的小孔洞。汉后玉戈不常出现了。
金沙遗址博物馆 玉戈
戈是与木柄作垂直交角，用以勾杀或啄杀敌人的兵器。玉戈则是从实际功用中脱立出来，演变为礼制活动中的仪仗用器，其实也是使用者权力与身份的象征物。
金沙遗址博物馆 绿松石（物件太小无法拍细部，不过今后就不怕了，我新购了一个100-400的镜头）
金沙遗址博物馆 绿松石珠
金沙遗址博物馆 绿松石珠
再次走进四川金沙遗址博物馆 玉琮
金沙遗址博物馆 十节玉琮
金沙遗址博物馆 十节玉琮
玉琮外圆内方，始见于良渚文化。商周时期，由于“天圆地方”的宇宙观的形成，玉琮成为祭地的礼器，同时也是古代诸候聘问相见时使用之物。在金沙遗址出土的众多玉器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玉琮。
金沙遗址清理出土的玉琮已有10余件，数量可观，充分显示了金沙遗址统治者对玉琮这种特种礼仪器物的重视的喜欢。其中既有典型的形制精美的良渚文化玉琮，也有模仿良渚文化特点而在风格上又有变化的玉琮。从形制特点与纹饰风格分析，它们有的年代久远可能是辗转流传下来的传世作品，有的可能来自于长江下游东南地区，有的则可能是本地玉匠制作的祭祀用品。
金沙遗址博物馆 十节玉琮
在这里我浓墨重彩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件十节青玉琮。它通高22.26厘米，重1358克，采用质地湿润的青玉精心雕制而成。经专业鉴定其玉质属于透闪石软玉，器表有白化现象，并有少量条状浅黑色沁斑。其整体造型外方内圆，上大下小，中间为贯穿的穿孔，外观呈长方柱形，上下两端为凸面，又有9条细小的横槽将器身分为10节，从而使这件玉琮整个器表形成80个凸面，并刻以纹饰，若以四角为中轴线看，共组成40个神面纹。器表和孔璧都经过仔细打磨抛光，显得十分平滑光滑，一些浅刻的纹饰线条已不很清晰，说明这件玉琮曾长期使用。据考古工作者介绍，每个神面纹的具体特征大致由上而下可分4层，分别采用平行线纹以表现出神面的眼睛和眼珠，并用几何形图案来表现神面的嘴部。这种由多种雕刻纹饰形成的40个神面纹，洋溢着神秘的意蕴，使这件玉琮显得格外的精美和奇妙。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件青玉长琮的上端射部有一个采用阴刻手法雕刻的神人纹，造型舒展，形态硕壮，双脚粗短叉开站立，双臂甚长并向两边平举，头戴神奇的冠饰，双璧的两端刻画了飘逸的长袖，两臂还刻画了向上卷起的羽毛形装饰，犹如鸟儿飞翔的双翅。整个画像充满了写意与抽象相结合表现出来的妙趣，意味隽永，具有非常丰富的象征含义。特别是那舒展飘逸的形态和奇异的长袖冠羽纹饰，很容易使人产生丰富的联想，仿佛给人以自由往来于天地间的神奇之感。但由于这些纹饰线条刻画得非常细浅，所以需要在一定的角度光线下仔细观察才能看清。通过比较研究得知，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长琮上的符号大都刻画于射口这个部位，金沙遗址青玉长琮便属于典型的良渚文化玉琮风格。这件青玉长开琮在金沙遗址清理出土后便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许多学者在参观金沙遗址时都怀着浓厚的兴趣仔细观赏了这件 琮，认为在同类出土器物中堪称是国宝级珍品。关于青玉长琮上面的神人纹，有学者认为应是一种冠形符号，冠的两侧有飞扬的羽饰，其寓意可能就是古书所说“皇”的象形。可见这些符号表达的是一种很高的权力象征，进而可知刻有这种图像纹饰的玉琮应是统治阶层的使用品。这种图像符号同时也告诉我们，金沙遗址出土的青玉长琮可能并非古蜀玉匠所作，其制作年代显然也比同时出土的其他器物要早得多，由此推测这件青玉长琮应是古蜀时代的一件传世品，很可能来自长江中下游良渚文化地区，经过辗转流传而成了商周时期古蜀统治阶层在祭祀活动中使用的特殊礼器。先民们自古应有珍爱传世玉器的传统，对前代重要礼仪物加以采纳使用是比较常见的现象，考古发现便常见有前代器物出土于后世遗址或墓葬中的情形。
关于玉琮的功能和用途，按照《周礼。春宫。大宗伯》中“以主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的说法，是专门用作祭地的礼器。这种说法带有神秘色彩，而且未免过于笼统和简单化了。依据近代学者们的研究，其实玉琮的内涵和意蕴是异常丰富的。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玉琮外方内圆的形制特征含有“天圆地方”的观念，而且把地和天贯穿了起来，所以玉琮也就成了天地贯穿的象征，作为人神相通的法器用于祭祀活动。其次是玉琮和“以玉事神”的巫师有着密切的关系，不仅图像纹饰中刻有神人或巫师的形态，而且玉琮本身就是巫师使用的法器。由于巫师是古代掌握神权的特殊阶层，所以巫师使用的玉器也常被作为统治者或显贵阶层身份与财富的象征，在使用者死后大多作为随葬品一起埋入墓葬，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疏璧琮以敛尸”或“玉敛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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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金沙博物馆 四节玉琮
此件玉琮高16.6、宽11厘米，灰白色透闪石软玉，不透明。器表呈现黄、黑、褐等多色沁斑。器呈方柱体，外方内圆，中空。器分四节，每节上的平行直线纹平直而规整，线条纤细而流畅。中孔为两面对钻而成，内壁光洁圆滑。这件玉琮无论从重量大小还是制作的精细程度上看，都是目前所见商周时期玉琮的精品，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是四川盆地青铜文化中自有玉琮的代表和典范。
金沙遗址博物馆 玉琮
金沙遗址博物馆 玉琮
素面玉琮
该琮为灰白玉质，不透明，器表有黑、褐、黄色沁斑及白化现象。器呈方柱体，素面，器表无节槽，孔壁较厚，器表、孔壁打磨光滑。整器制作朴实、规整。
金沙遗址博物馆 玉琮
金沙遗址博物馆 玉琮
素面玉琮
该琮为紫红色玉，不透明，器上有黑色点状、白色筋条状沁斑。器身方正低矮，上射口微倾斜，孔壁较薄，整器制作规整，器内外打磨光滑。
再次走进四川金沙遗址博物馆 玉璧
这件有领玉璧，显示了高超的工艺技术。在璧的圆环两面刻划七组清晰的同心圆圈纹，每组圆圈纹由疏密相间、极细的阴线纹组成，两面的线纹基本对称，距离相等，深浅相间，线条婉转流畅，打磨精细，抛光细腻，很像今天的密纹唱片。这件精美器物的出土让我们直接感受到了金沙玉器制作的高超水平。
在这件玉璧的圆环两面分别刻划着七组清晰的同心圆圈纹，每组圆圈纹由疏密相间、极细的阴线纹组成，两面的线纹基本对称，距离相等，深浅相间，线条婉转流畅，打磨精细，抛光细腻，很像今天的密纹唱片。这件精美器物的出土让我们直接感受到了金沙玉器制作的高超水平。像这样精密的同心圆圈纹饰应该是由砣具加工完成的。但早期的砣机是一种半机械化的装置，要由人的双脚踩踏来带动轮盘转动，这样的装置由于受力的不均，常常琢出的纹饰线纹不均，甚至纹饰还常有歧出现象。而金沙这件玉璧从线纹观察则应是由一种匀速且快速旋转的轮盘工具来加工完成的。这个工具很像今天使用的电动机床类的装置。但金沙时期这种装置不可能由电力来带动，推测更可能是由急速的水流带动皮带高速旋转来完成的
玉璧是一种中央有穿孔的扁平状圆形玉器，根据中央孔径的大小把这种片状圆形玉器分为璧、瑗、环3种，从近年考古出土的实物看，古人在制作玉器时，对于玉璧的孔径与器体的比例并没有严格的规定，因此今天我们习惯上把宽边小孔的圆状器统称为璧。而窄边大口径的称为环，而一般不再用瑗这一名称。
有领玉璧
古文献载璧 “圆形象天”，玉璧是先民“礼天”的重要法器。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出现于黄河中游地区，商周时期更是成为祭祀中的“六器”之首，在祭祀活动中广为使用。当时的玉材一般采用的是当地所产的透闪石质玉料，多数不纯，含有较多的青灰色、红黄色杂质，土浸后常呈白雾状。金沙遗址祭祀区中出土了200多件玉璧，充分说明它在祭祀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受埋葬环境影响，玉璧多数色泽艳丽，形式上可以分出有领与无领两种形式。
金沙遗址出土的玉璧圆孔周缘有一周凸起，凸起的高度有高有低，统称为玉有领璧形器。这类器物大多色泽丰富艳丽，制作也是非常精细。有的环面光洁莹润，有的环面上还等距刻划出多道同心圆圈纹，纹饰的深浅疏密显得很有规律。整体制作都极规整，孔璧打磨也非常光滑。
有领玉璧
《周礼》有“以玉作六器（璧、琮、圭、璋、璜、琥）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的记载，圆形的玉璧恰与中国古代“天圆地方”的宇宙观相吻合，因此多数学者认为玉璧是祭祀苍天的法器，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玉璧是财富的象征物。
金沙遗址出土玉璧的数量较多，玉璧中有一类的圆孔周缘凸起，因之称为有领玉璧。金沙有领玉璧大多色泽丰富艳丽，制作也是非常精细。有的环面光洁莹润，有的环面上还等距刻划出多道同心圆圈纹，纹饰的深浅疏密显得很有规律。
金沙遗址出土的玉有领璧形器在玉材上充分体现了金沙玉器的鲜明特色：玉器内部的结构较为疏松，多孔隙，极易风化，材料内部多为白色、灰色、浅黄褐等基本无色系列，但是器物的表面则大多呈现出红、紫、褐、黑等丰富而又缤纷的色泽。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受到外来金属离子及有机物的吸附影响而产生，因此在玉器表面才会形成这种交替变化、韵味十足、极其动人的天然图案。
有领玉璧
再次走进四川金沙遗址博物馆 凹刃玉凿
-10-14 22:06:36|分类：走进博物馆 |标签：博物馆四川金沙遗址博物馆玉器凹刃玉凿 |字号大中小
金沙遗址是一处商周时期的古蜀文化遗址。它位于成都市的西北部，介于二环路与三环路之间，距离我们市中心天府广场约5公里。金沙遗址是在一个基建工地的施工中偶然被发现的。发现的当年，就被评选为“2001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经过几年来的考古勘探与发掘，目前已经基本确认遗址的分布范围在5平方公里以上。在遗址内已发现了大型宫殿式建筑、祭祀活动场所、一般居住区、墓地等重要遗迹现象。在金沙遗址内已经出土了金器、铜器、玉器、石器、漆木器等珍贵文物6000余件，还有大量的陶器、象牙以及野猪獠牙和鹿角。这些发现使我们对金沙时期古蜀人的生活、生产、丧葬习俗、宗教祭祀有了初步的了解，同时对遗址的性质、年代等也有了基本的结论。从这个遗址的规模和一些高规格的重要遗迹、遗物的发现推测，金沙遗址是继三星堆文明之后，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古代蜀国的都邑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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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遗址博物馆 凹刃玉凿
金沙遗址博物馆 凹刃玉凿
金沙遗址是二十一世纪初中国第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也是四川省继三星堆之后又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金沙遗址的发现，极大地拓展了古蜀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对蜀文化起源、发展、衰亡的研究有着重大意义，特别是为破解三星堆文明突然消亡之迷找到了有力的证据，可以说金沙遗址再现了古代蜀国的辉煌，复活了一段失落的历史，揭示了一个沉睡了三千多年的古代文明。并将成都市的建城史从距今2300年提前到距今3000年左右。
中国人崇玉，可以追溯到非常遥远的时代，最终形成了源远流长的中国玉文化传统。在世界文化洪流中，中国玉文化是极具民族特色的一种文化。玉石因其天生丽质，被古人认为乃自然造化之精髓，天地灵气的结聚，是最为圣洁之物，故常“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在祭典和一系列大事活动中，玉器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玉器是古人祀鬼神、通天地的社稷重器，同时也是权势与地位的物质体现。中国人的崇玉精神，充分体现出了崇尚自然、天人合一的美好思想。
金沙遗址博物馆 凹刃玉凿
金沙遗址博物馆 凹刃玉凿
今天我介绍的是金沙遗址出土的凹刃玉凿， 这种被称为凹刃玉凿形器的器物，在祭祀区中出土较多。形状就像一个“鞋耙子”。这类玉器大多选料讲究，多数表面色泽丰富，制作精美，也大多没有使用过的痕迹，应不具有实用性，可能是从实用工具演变而来的特殊礼器。这种器物最早出现于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三星堆遗址中也有少量出土，金沙遗址发现数量较多，选料、制作都很讲究，说明在金沙时期可能已经成为祭祀活动中的一种重要礼器。此类玉石器在黄河流域及长江中下游地区都未曾出现过，但在云南东南部、广西西部、越南等地，即洪河上游交界一带的青铜文化遗址中有少量发现。这说明古蜀王国与东南亚地区一带的古文化可能存在文化交流。
其实古籍中对成都平原在汉以前与东南亚一带的交往已有记载。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可见，当时巴蜀的商品已远销到孟加拉地区。又《水经注》卷37叶榆河条引《交州外域记》记载了公元三世纪中期蜀王子征服交趾，称安阳王。虽然这二则文献记载的时间较晚，但从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实物来分析，商周时期古蜀国和现东南亚地区可能已有较为密切的往来。
金沙遗址博物馆 凹刃玉凿
金沙遗址博物馆 凹刃玉凿
金沙遗址博物馆 凹刃玉凿与玉凿
再次走进四川金沙遗址博物馆 玉璋
中国玉器的历史源远流长，已有8000年左右的历史。
什么是玉？古人说：“石之美者”，也就是美丽的石头。在人类早期，人们并没有给这些美丽的石头以特别的关注，常用它制成一般的生产工具。直到七八千年前，在中国东部的先民才开始对它们投以特别的青睐，把这些美丽的石头制成特定的形状，用以美化人们的生活，这就出现了最早的玉器，也称“玉雕”。
金沙遗址博物馆展出的玉料
石之美为玉，金沙出土的美石。
不论古今、贫富贵贱爱美之心都是相同的，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些美石都是当时之人的心爱之物。
早期的玉器，种类比较少，主要有玉玦、玉璜及一些简单的挂饰，还有玉锛、玉斧等生产工具。新石器时代中期，也就是距今约6000年以后，玉器有了较大的发展，成为权力的象征和祭祀神灵的礼器。中国东北的红山文化玉器和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玉器是这一时期的代表。
金沙遗址位于成都市西郊青羊区金沙遗址路。金沙遗址是中国进入二十一世纪第一项重大考古发现，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金沙遗址”是民工在开挖蜀风花园大街工地时首先发现的，在沉睡了3000年之后被发掘出来，“一醒惊天下”。
发掘现场之一
发掘现场之二
遗址所清理出的珍贵文物多达千余件，包括：金器30余件、玉器和铜器各400余件、石器170件、象牙器40余件，出土象牙总重量近一吨，此外还有大量的陶器出土。从文物时代看，绝大部分约为商代（约公元前17世纪初—公元前11世纪）晚期和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早期，少部分为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而且，随着发掘的进展，不排除还有重大发现的可能。
金沙遗址所处的时代大约是商、周时期，当时中国进入了青铜时代。随着国家的形成，疆域的扩大，新技术的发明，玉器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用玉观念，也从祭祀神灵转入人文道德的体现。玉器除礼器外，还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等，其中也有了象形的雕刻物，显示了当时生动活泼的艺术风格。
早在五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位于长江下游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遗址就已经出现了制作精美的玉琮、玉璧、玉璋等器物。在长江上游四川盆地境内，古蜀先民们对玉器情有独钟，很早就熟练掌握了采玉琢制玉器的技艺，不仅喜欢将玉作为装饰品，而且盛行将玉石制作成礼器并大量使用于频繁的祭祀活动中。金沙遗址出土的玉器，数量惊人，尤其是种类丰富和器型精美，使人叹为观止。
据考古工作者介绍，金沙遗址出土的各类玉器约占出土器物总数的40%以上。形制种类丰富多样，主要有玉琮、玉璋、玉璧、玉环、玉斧、玉凿、玉戈、玉牌以及动植物形状的玉器等，这些玉器大都采用透闪石玉料制作而成，所用玉材大多选料精良，采用了切割、琢治、打磨、钻孔、雕刻纹饰等手法，不仅在加工工艺方面显示出了相当高的水平，而且在器型、纹饰、文化内涵等方面也都极富特色。从用途性质看，这些玉器大都是专为古蜀祭祀活动制作的礼仪性用器。此外金沙遗址还出土了二百余件绿松石珠、石管、石片和数件玛瑙珠等，可能属于古代蜀人使用的装饰品之类。这些丰富多样的玉器，对我们了解三代蜀人的祭祀活动、宗教信仰、精神崇尚、审美情趣、风俗习惯，以及古蜀国的统治状况和社会情形，都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这些玉器不仅显示出浓郁的古蜀地域文化特色，有的还反映出一些外来文化的影响，透露出古蜀文明与其他区域文明之间的交往和联系。
我先从金沙遗址的玉璋说起
玉璋呈扁平长方体状，一端斜刃，另一端有穿孔。玉璋在中国古代是一种极为重要的礼器，《周礼》有“玉作六器（璧、琮、圭、璋、璜、琥）以礼天地四方”，“牙璋……以起军旅，以治兵守”的记载，说明玉璋既是古人祭天、拜日、祈年等的礼器，还是权力和尊贵社会地位的象征。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半圭为璋。”璋的种类据《周礼》中记载有：赤璋、大璋、中璋，边璋、牙璋5种。我们可以把它们归纳为三类：第一类“赤璋”是礼南方之神的；第二类“大璋、中璋、边璋”是天子巡守用的；第三类“中璋、牙璋”是作符节器用的。“赤璋”是用赤玉(玛瑙)做的璋，是祭南方之神朱雀的礼器。< xmlnamespace prefix ="o" ns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璋始见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山东龙山文化遗址分别出土过3件玉璋，为迄今所知最古老玉璋。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有玉牙璋，青灰色，通体磨光，光洁鉴人。柄与器身一侧各钻一圆孔，两面磨刀刃，刃微凹，两阑出扉牙，长< xmlnamespace prefix ="st1" ns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 />54厘米。二里岗出土的玉璋，为淡青色，后部微残缺，前部为斜刃，后部两侧有牙状突起，安柄处钻一圆孔。西周的玉璋比较少见，器形与商代相近，器身窄长，尺寸较小，中略内凹，三角形端刃一尖长，一尖短，长方柄，扉牙之间亦饰平行阴线。春秋玉璋形状较多，或呈扁平条形，素面无纹；或端刃内凹，作弧形；或首端呈斜角；或上、下端皆微作斜角，身两侧一边微弧，一边似斜刃。战国以后，出土玉 璋几乎不见。玉璋在我国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南、湖北、广东、福建、香港、越南等地都有发现。四川是目前全国出土玉璋最多的地区。三星堆遗址曾出土了大量玉璋，金沙遗址中现已出土200余件，四川的玉璋比其它各个遗址或地点出土玉璋数量的总和还多。
金沙遗址博物馆 玉璋 这件玉璋在其阑部装饰有多道平行直线纹，线纹细密均匀，平直流畅，一气呵成。
金沙遗址博物馆 镂空玉璋 这种镂空玉璋在当时无生产工具的条件下是很不好弄的。
这是一件采用镂空技术加工的透雕图案。镂空技法早在辽宁红山文化及浙江良渚文化中就已出现，商周以后的玉器也常把钻孔技术与线切割紧密结合起来，利用镂空装饰，使玉器造型更丰富，立体感和动感更强。此时的镂空方法多是利用弓弦原理，先打小孔，再以线为弦配合解玉砂来回拉锯。
金沙遗址博物馆 保留片切割痕的玉璋
这件标本极为重要。该器为两件尚待分离的璋。器至主阑部断开，柄部尚未切割完毕，璋向内的两面上清晰地保留着呈抛物线的线切割痕迹。线痕中间略高，两边较低，切面上凹凸不平，深浅平一，是利用线切割方法剖玉的结果。这件玉璋成为研究我国商周治玉工艺的极为难得的一件重要标本。这件标本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方是，它还反映出玉器加工中的一种特殊技艺-----成形对开技术，就是把两件玉璋同时制作，做完两外侧的纹饰以及两侧突出器外的扉牙装饰后，从中间用线切割的办法将玉器一分为二，由于此器尚未完工，其内侧阑部则无纹饰。此种方法使琢玉的速度大大加快，同时也省工省料，大大提高了制玉的效率
金沙遗址博物馆 玉璋
这些玉璋只是金沙遗址博物馆中的一部分，金沙遗址出土的玉璋大多选材精良，造型优美，加工精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