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汪立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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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仑丘与中华文明源头考证
“赫赫我祖 来自昆仑”。昆仑山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上具有“万山之祖”的显赫地位，古人称昆仑山为中华“龙脉之祖”。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昆仑之丘就成为周王朝及下属各国的精神之地，他们认为自己的祖先来自于西北方向遥远的昆仑。
苏美尔文明对中华文明的影响
3、红铜
在公元前7700年至西元前3300年间，居住在梅赫尔格尔(Mehrgarh，今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的居民会使用当地的铜矿制作工具。那里可能是人类最早使用红铜的地方。
铜石并用时代是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之间的过渡性时期，在该时期主要的工具和武器仍然是石器，但同时出现了少量以红铜器（天然铜器），又称红铜时代、金石并用时代。
红铜即天然铜，质地软，不适合制造工具，所以红铜时代的人类仍以使用石器为主。很快的，人们开始发现当红铜与锡或其他金属混合之后，金属会变得更好用，从而进展到青铜时代。这个过程很多时都很快，所以很难具体的界定红铜时代与其他时代的分野。
美索不达米亚、高加索地区、伊朗、印度河谷等地最先在公元前5千年后期到前4千年左右进入红铜时代，历时约1000年，与公元前3000年前后才进入青铜时代初期。在欧洲，没有发生过类似的红铜时代，而是直接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进入青铜时代，与中东地区基本一致。埃及和西班牙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最早，在公元前3200年。另外，中美洲在公元7世纪亦独立的发现了炼金术，但没有经过红铜时代。
由于在印度河文明与土库曼斯坦斯坦南部及伊朗北部于红铜时代的前4300年到前3200年间的陶瓷器具式样十分相似，估计双方在这段期间已经有贸易开展。
红铜传播路径图
有证据表明中国有红铜时代，在人类文明社会之前发现并制造红铜的人，属于比爱因斯坦更伟大的天才，那个幸运事件属于全人类。人类在地球上生活了几十万年或一百万年以上，也仅仅在1万年前才出现了那样一个天才，从概率上讲是非常低的。红铜时代也不曾出现于美洲和大洋洲，当然也不会出现于中国。中国甘肃的齐家文化的遗址中曾出土了一些的红铜器，多为小型工具和装饰品，多数由冷锻法锤击制成，且含铜量多在99%以上，应为天然铜。二里头文化遗址的3—4期，约公元前1590—1300年时代，也出土过红铜器件。但这些远不能证明那是独立产自于中国，因为彼时印欧人已进入东亚地区，更在于此时世界早已进入了青铜时代，在中亚、新疆出土众多青铜器件，年代为齐家文化同时代或之前。
正因为南亚的那个不知名的天才发现了红铜技术，所以后来才能将冶炼技术升级，发展出了青铜文明。
4、青铜
西亚地区经历的红铜时代约1千年时间，由于红铜太软，不适合制作工具，人们开始加以改进，后来进入砷铜时期，具体持续时间有多久仍不得而知，约公元前4000年左右，西亚地区进入青铜时代，苏美尔人成为青铜时代的世界中心。
青铜文明传播路线图
苏美尔人发明的青铜器件有：锯、镯子、锤子、钉子、大头针、指环、铲子、釜、刀、长矛、箭、剑、匕首、头盔等。
从苏美尔人统治时期开始，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成为世界经济贸易中心，青铜技术连同文字、农业、天文、历法、数学等，由商人通过贸易的方式，传播到了世界各地。目前的考古发现证明，公元前3300年，古印度已有发现青铜器件；公元前3200年南欧洲地区已发现青铜器。青铜技术传播到中亚的时间可能是为公元前2300年。
在甘肃东乡的林家村，出土了1件属于马家窑文化的青铜刀，是迄今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时代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马家窑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文化，目前无任何证据证明公元前3000年进东亚进入铜器时代。从红铜到青铜时间跨度超过1000年，铜刀属后期的高技术作品。马家窑的铜刀很有可能是商人贩卖给东欧或中亚地区，然后由商人或游牧民族带到了蒙古高原附近的东亚新石器部落，遗落或卖给了新石器部落。有如现代人持M16自动步枪在亚马逊原始森林里落单了病亡，武器流落到了原始部落手中。
中国甘肃四坝文化区东灰山遗址中，曾先后出土了铜削、铜锥、铜镯、铜耳钸、铜小圈钸等16件铜器。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研究室对15件铜器进行鉴定，结果表明，除1件为铜砷锡三元合金制品外，其余均为铜砷二元合金制品。后来晚于东灰山遗址的中原一带出土的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基本都是铜与锡合金的锡青铜，没有类似东灰山遗址出土的铜砷合金铜器。
甘肃省政府参事、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郎树德认为：“根据测定结果，四坝文化的铜器合金成分复杂，既有锡青铜和铅锡青铜，又有砷青铜以及其它合金制品。四坝文化普遍发现砷青铜，这一特征与西亚、南欧及北非的早期铜制品相同，反映出4000年前，四坝文化有可能与外界存在某种形式的联系。”
中国主要青铜遗址
如上图所示，甘肃四坝文化区的青铜器为砷铜，属西亚、中亚、欧洲类型，新疆发现的古青铜器遗址，从古墓沟和伊梨地区青铜遗址，都属于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 白种人文化。
青铜短剑是古代武士随身携带的武器，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其中西亚和中亚的短剑较为古朴，东亚的剑种类繁多，且异常精致。中国佩剑之俗起于西北游牧民，青铜剑在商周之际传入中国北方草原、巴蜀地区和中原与印欧人在东方的活动有关。剑在古代汉语中又称径路或轻吕，显然是外来词。
《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中的中国》（易华）对此有过专门研究，其研究认为：
林嘉琳与多国学者合作完成了青铜文化比较研究，发现从乌拉尔到黄河流域一脉相承。
弗兰克等认为不仅有现代世界体系，而且有古代世界体系；世界体系的历史远不止500年，而是5000年，也就是说青铜时代即已形成世界体系。青铜冶炼需要跨地区合作，西亚及其附近地区五千年前就形成了以红铜、锡、铅、青铜和粮食为主要商品的长距离贸易网，构成了一个具有中心-外围关系的古代世界体系。世界体系不局限于经济和政治关系，还可包括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联系。东亚很可能和古代欧洲一样是西亚为中心的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一个更边缘的组成部分。
综合研究表明石器、陶器、水稻、粟、猪、狗、半地穴或干栏式住宅、土坑葬、玉器等定居农业文化因素在东亚可以追溯到八千年前甚至万年前，而青铜、小麦、黄牛、绵羊、马、火葬、金器等与游牧生活方式有关的文化要素东亚不早于五或四千年；可以初步肯定中国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文化是本土起源，而青铜时代游牧文化是外来因素。
中国西北，特别是新疆地区青铜时代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填补了青铜冶铸技术由西向东传播的空白。古墓沟文化遗址的发掘和研究表明大约四千年前新疆部分地区已进入青铜时代，且与中亚、西亚、中原均有联系。安德罗诺沃文化对新疆青铜文化的影响是明显的，欧亚大草原的牧羊人在青铜文化传播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四坝文化、齐家文化、朱开沟文化是青铜文化由西北向西南、东北、中原传播的中继站。三星堆、大甸子、二里头遗址的青铜器可能是本地制造的，但亦是文化传播的结果；上述地区不太可能是冶金术的起源地。中原，特别是夏商统治的中心地区缺铅少锡，铜锭亦来自周边；二里头、二里岗和殷墟都只是青铜铸造中心。
公元前2000年以后，西亚、中亚、东亚之间存在一条西东文化交流的青铜之路；传播的不止是青铜技术和青铜器，而且包括众多的物资和观念如牛、马、羊及相关技术。
5、小麦、大麦
（1）小麦、大麦原产西亚和北非
地球上绝大多数物种都只起源于一个地方，在没有人工干涉的情况下，通常也只存在于一个地区。如野生水稻生活于中国南方，玉米、红薯、土豆等只原产于美洲，而小麦、大麦只原产于西亚和北非地区，这些都已是学界共识。
（2）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最早人工种值小麦和大麦
在美索不达米亚东北部的莫耶，从公元前7000年地层处，考古学家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村落，从其中出土了石制锄头、人工种植的大麦、小麦和各种豆荚，还有驯化的山羊和绵羊的骨头。
我们并不知道苏美尔人是不是第一个种植小麦、大麦的民族，但的确世界上最早的人工种值小麦、大麦出现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而苏美尔人可能已经在那里生活。
苏美尔人最早进入农业种植社会。
（3）中国发现小麦时间及地点
A、考古学家在中国甘肃民乐县东灰山遗址曾发现了小麦、大麦、高粱、粟和稷等5种作物的炭化籽粒。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对这些炭化小麦标本进行碳14测定，断定为距今4230±250年。
B、新疆古墓沟遗址位于孔雀河下游北岸，距罗布泊北岸70公里。考古学家在那里发现了小麦颗粒，其遗址经碳14鉴定，约距今3800年。
C、中原地区直至商朝时期才有少量小麦种植，人们仍以大米和小米为主。秦汉魏晋南北朝，南方用“鱼稻”待客，北方则“杀鸡煮黍”，小麦仍然登不上台面。隋朝和唐朝初年，除了陕西、河南和河北等地，其他北方居民仍然把小麦视为“杂稼”，也就是说，小麦竟然被当成了杂粮。而淮河以南的居民则吃不惯小麦，认为它口感粗粝、缺乏营养，并把“麦饭”当成贫穷的象征。唐朝中后期，小麦在北方终于成为主食；到了南宋初年，由于中原居民纷纷南渡，小麦才开始在江南地区大面积种植。
据《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中的中国》：小麦在中国传播和普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大体上先是由西向东、后由北朝南展开[85]。小麦传入中国，但没有传入相应的食用方法，经历了粒食到粉食的本土化过程，形成了不同于西亚啤酒面包传统的面条馒头传统。根据作物种类和饮食方法可以勾划东西两种不同传统：西亚或西方的饮食特点是研磨面粉加以烘烤，而东亚或东方主要是煮和蒸。
小麦在中国传播之所以缓慢，根本原因是中国直至唐朝才掌握了小麦的吃法。
（4）小麦从西亚经中亚入中国
在科佩特山脉水源丰富的北麓上发现的考古证据表明该处曾经是新石器时代人类的聚居地。在杰顿，泥砖屋已在公元前6000年出现，该处的农民饲养驯化的山羊和绵羊，种植小麦和大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查基里特佩，农民大量种植适合在干旱环境灌溉的作物，如冬小麦，这种作物在红铜时代（即前4300年—前3200年）相当普遍（维基百科：巴克特里亚·马尔吉阿纳文明体）。中亚最早种植小麦的历史可能长达8000年（需重新确认）。
野生小麦生长在西亚、北非地带，大约1万年前西亚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开始种植小麦等农作物，8000年前埃及地区的人们也学会了种值小麦，5000年前传到了南亚印度和欧洲。
中亚地区比南亚和欧洲更早种植小麦也是说得通的，因为中亚地区比南亚、欧洲更靠近西亚。
小麦传播路线图
小麦与青铜技术等几乎同步进入中原地区。所疑惑的是为什么进入东亚后人们不知道如何食用，不会作面包。
6、水牛
水牛可能起源于南亚，而黄牛很可能来自西亚。从河姆渡到兴隆沟，东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牛骨多为水牛骨骼，不止一种，均为野生；家养水牛很可能是公元前一千纪从南亚引进的，中国南方的水牛犁耕技术很可能是受北方黄牛耕作技术影响所致[55]。
到了青铜时代，黄牛才在东亚大量出现，据今约4000年的甘肃大何庄遗址、秦魏家遗址齐家文化层中出土的黄牛骨骼是典型代表[58]。黄牛亦可分为两个亚种，Bos taurus可能起源于西亚[59]，Bos indicus起源于南亚。mtDNA研究表明东亚黄牛与欧洲、非洲黄牛非常接近，但与印度黄牛差别较大[60]。更具体的研究显示日本[61]、韩国[62]黄牛均属于Bos Taurus，可能来自西亚；而20%蒙古黄牛受到了印度黄牛的影响，可能发生在蒙古帝国时期。中国黄牛包括上述两个亚种，南部以印度黄牛为主，包括T1和T2，西北部类似于蒙古黄牛，包括T2、T3、T4。
黄牛和水牛以及山羊、绵羊都是以西亚为中心，经由中亚，顺青铜之路进入东亚地区。
7、犁
苏美尔人大约于公元前3000年前发明了犁，以犁耕地。
有众多图像和文字证据表明五千年前西亚就普遍实行两牛抬扛式的牛耕了,欧洲局部地区发现了牛耕的物证，北欧如丹麦也发现了近五千年的犁耕痕迹。
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中国的主要耕地工具是耒和耜，直至战国时期，约公元前233，才有了铸造铁犁铧，一直到汉代才普及犁耕。
8、山羊、绵羊
山羊和绵羊骨骼经常同时出现在西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位于伊拉克和伊朗之间的扎格罗斯（Zagros）山脉及其附近地区可能是山羊和绵羊的最早驯化地。最近对扎格罗斯山脉南端的甘兹·达列赫（Ganj Dareh）和阿里·库什（Ali Kosh）出土的山羊骨骼进行了重新研究，进一步确证西亚大约在一万年前已经放养山羊了[43]。
东亚养羊与西亚相比大约晚了五千年。数百处经科学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大约有五十处出土过羊骨或陶羊头。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存中都没有羊的骨骸。西安半坡的“绵羊”标本很少，不能确定是家羊[44]；河姆渡出土的陶羊头可能表现羚羊，苏门羚（Capricornis sumatraensis）是河姆渡遗址出土的61种动物中唯一的羊亚科动物[45]。新石器时代晚期或末期才出现羊的踪迹，青铜时代遗址中出土的山羊和绵羊骨骼才是确凿无疑的家羊[46]。羊在东亚新石器时代混合农业经济中所占比重不大，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进入青铜时代后，从新疆到中原羊的数量明显增多。在齐家文化和殷墟遗址中均有完整的羊骨骼出土。羊在青铜时代人们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地位明显增高。商代西北羌人以养羊为业；周代中原养羊亦蔚然成风。《诗·小雅·无羊》：“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尔羊来思，其角濈濈”。
山羊和绵羊的驯化不仅是考古学亦是分子遗传学研究的难题。山羊和绵羊是不同的物种，在驯化的初期就表现出明显的多样性，都是由至少两个亚种分别驯化而来。根据mtNDA山羊可分为四系，A系很可能源于西亚，B系源于巴基斯坦；A、B两系占主流；C、D两系罕见[47]。通过对13个品种183只山羊完整mtDNA D-loop研究表明中国山羊亦可分为四系，A系占主流，B系次之，C、D两系仅见于西藏[48]。现在世界上的绵羊品种多达1400余个，Y染色体研究表明至少可分为两个不同的亚种[49]。mtDNA研究发现西亚绵羊可分为三个亚种，其具体驯化过程比以前想象的还要复杂[50]。通过对东亚13个地区19个品种449只“本土”绵羊的mtDNA研究没有发现独特的遗传标志，支持东亚绵羊像欧洲绵羊一样来自中亚或西亚。
大约公元前1000年西亚发明了铁制羊毛剪，加速了对羊毛的开发利用。巴比伦帝国羊毛、谷物、油并立为三大物产；古希腊亦以绵羊、油橄榄、小麦为主要产品。羊是财富的象征，羊毛被称为软黄金；金羊毛故事广为流传。东亚较早利用羊毛制品的是北方或西北游牧民。新疆出土青铜时代毛制品，与中亚毛纺织传统一脉相承，特别是其中的斜纹织物（Twill）至今在欧洲流行[52]。中国以丝绸和布衣著称，羊毛衫、毛裤到二十世纪才普及。“羊”“大”为“美”。（《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中的中国》）
9、马
最早的野马主要分布于东欧地区，乌克兰和哈萨克草原新石器和青铜时代文化遗址中大量马骨的出土显示了从野马到家马的驯化过程。骑马和马车技术可能源于西亚的骑驴和牛车制作技术。波台（Botai）位于哈萨克草原北部，是一处特殊的铜石并用时代（公元前3000-3500年）遗址，出土动物骨骼三十余万块，其中99.9%是马骨。家马起源于东亚的考古学和遗传学证据在中国、韩国、日本还没有发现。
在东亚数百处经科学发掘的遗址中从未发现马的骨架，只有零星的马齿或马骨出土，不能确定为家马，确凿无疑的家马和马车见于商代。
10、战车
苏美尔人发明了车轮，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车轮的发明，其对人类文明的推进动用仅次于青铜器，因为直至欧洲人出现在印第安人和棕色人种面前的时候，他们仍然没有发明车轮。苏美尔军队中还有由野驴拉的战车，这些早期的战车在作战时不很有用，有人认为它们主要用来作为运输工具，但是上面的士兵佩战斧和长矛。苏美尔战车有四个轮，上面有两名士兵，由四头野驴拉。车身是一个织成的篮子，车轮是实心的。
大约公元前2000年前后，东欧地区的印欧人吸收了西亚的先进知识和技术，有了青铜技术后，他们对战车加以改进，发明了一种有辐的两轮轻快马拉战车。这类马车在西亚（主要是安纳托利亚和两河流域）、中亚（主要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草原）和东亚（主要是商、周文化遗址）中均有出土，不仅基本形制相似，而且许多细节相同，充分表明它们有共同的起源，不太可能是独立的发明。安东尼等主张马车起源于欧亚草原西端，主要根据是辛塔什塔一彼德罗夫卡文化墓葬中出土的14辆车，其年代约为公元前2100-1700年。李特尔等早在七十年代就系统地研究了车辆的起源和传播，指出无辐车和有辐车均起源于西亚，然后分别传入欧洲、非洲和亚洲的中亚、南亚和东亚[77]。针对辛塔什塔-彼德罗夫卡文化中出土的马车李特尔等指出它们过于原始和简陋，还不是真正的马拉战车。另外高加索地区出土了公元前十四—十五世纪的青铜马车模型，支持马车近东起源说。
从目前出土的早期马车来看，东亚安阳马车可能是最先进的：轮径最大，轨距最宽，车厢最大，时代较晚。林已奈夫、夏含夷[81]等明确主张东亚的马车来源于西亚或中亚草原。最近王海成对马车进行了细致的系统考察，指出东亚不具备独立发明马车的基本条件。
马拉战车传播图
这个战车传播图，同样也是印欧人扩张图。印欧人在苏美尔战车的基础上，借助其天然的优势----他们的祖先居住的地方有野马，且被他们祖先驯化。印欧人有了超强的战争优势，得以横扫欧亚大陆，如果东亚地区的蒙古高原没有强悍的蒙古人种游牧民族，他们几乎可凭此利器征服整个亚欧大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