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玉器的古代修复工艺研究
——以出土玉器为例
王 荣 吴在君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上海 33）
内容提要：玉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标志，学界已经从多个领域对其开展了研究，但玉器的古代修复工艺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对出土玉器的修复痕迹进行研判和梳理，归纳可知中国古代玉器主要采用了常规修整、连缀修复、补配修复以及改制（型）修复等四种修复方式，其中连缀修复案例最多、形式多样。在此基础上，从古代玉器修复方式的选择、美观性、稳定性等方面对修复工艺的发展过程进行论述，有助于构建玉器的古代修复史并丰富对中国玉文化和中国古代科技的认识。
关键词：玉器 古代修复工艺 常规修整 连缀修复 补配修复 改制（型）修复
一、引言
“修复”一词在《辞海》中的定义有两个：一个是修理使恢复完整，如修复河堤；另一个是恢复，如有机体的组织发生缺损时，由新生的组织来补充使恢复原来的形态。在文博领域“修复”常指代前一种含义，有现代修复和古代修复之分。现代修复，即常说的文物修复，系在体现文物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理念下，遵从可逆性、可辨识性、最小干预性等原则，运用科学的方法，加固已经疏松的文物本体、清除文物后添加的附加物、粘接断裂部分和修补残缺部分，以恢复文物固有的风貌，保护它的完整性，延长文物藏品的寿命［1］。古代修复，系在恢复器物功能的理念下，先民采用一定的方法修补器物以期使之能被再利用。目前的考古证据显示至迟在旧石器时代中期，古人已采用修锐的方式对一些使用过程中磨损的石器进行维修，这被认为是石制品生产“操作链”的一个环节，也被认为是精制技术的组成部分，是对优质石料短缺的一种应对［2］。除了对无机质材料的修复外，旧石器时代也产生了有机质材料的修复方法，如山顶洞人使用的骨针，可以对破损的兽皮等衣物进行补缀。到了新石器时代，修复的对象扩大到陶器等人工发明材料；进入历史时期，修复对象进一步扩大到青铜器、铁器等金属器，并逐渐形成专门的手工艺，延续千年，有的修复技术如锔补技术一直使用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上可见，随着时代的发展，古代修复技术不断进步，修复理念也从单一的恢复功能发展到兼顾美观因素，其最终目的均是实现对损坏器物的再利用。
图一//采用常规修整方式的出土玉器
1.河姆渡文化玉璜 2.薛家岗文化玉管 3.西周国柄形器
玉器是中国重要的物质和精神文明载体，历经8000余年延续至今从未中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标志。由于其本质上属于石质，因此大部分的出土玉器属于稳定性文物，出土时的破碎、残损等缺陷可以通过配置可逆性树脂材料进行补缺修复［3］。一些在埋藏过程中因风化作用而异常疏松的出土玉器则属于极度脆弱性文物，其抢救性修复首先需要通过加固维持器物固有的外形［4］，然后再进行粘接、补缺等常规修复。目前，出土玉器的修复保护研究与实践越来越受到重视，相对而言，玉器的古代修复技术至今仍处于研究的薄弱环节。从目前出土玉器的科学检测结果看，近30种矿物材料在古代曾作为玉料使用［5］，其中，透闪石、蛇纹石、石英类、绿松石和独山玉等是中国古代玉器的重要种类。透闪石玉，也称软玉、和田玉，是今地质学定义的两种“玉”之一，其数量最多、品种丰富、造型多样、纹饰精美、工艺高超，是最重要的玉器种类。虽然其硬度较高（摩氏硬度达到6-7），其韧性因显微交织的晶体结构而达到极高（韧性值9），仅次于最高的黑金刚石（韧性值为10）［6］，但是片形、环形以及薄壁圆体的玉器在加工和使用过程中依然容易损坏。一些学者曾将韧性、脆性和硬度的关系表述为经验公式：Ib=H/Kc（Ib为脆性指数，H为硬度，Kc为断裂韧性）［7］，这表明任何玉石都具有一定的脆性，均可能发生损坏。先民们曾采用多种方法对损坏玉器进行修复，目前仅郭明［8］和陈馨［9］分别对红山玉器和南越王墓玉器的古代修复案例进行了研究，因此本文将以出土玉器材料为例对古代中国的玉器修复史进行梳理探讨，以期丰富对中国玉文化和中国古代科技的认识。
二 玉器古代修复技术分类
玉器在加工和使用过程中均会面临着损坏的情况，此时有两种处置方式：废弃或者修复。废弃与否与当时的发展水平有关，决定因素是玉料来源的多寡；修复则可从实用和审美两个角度来进行考量，从而进行还原或改造。还原与改造的尺度把握在于玉器的工艺水平、破损程度以及玉工的设计，最终实现受损器物的再利用。
玉器的损坏可以分为“断”和“缺”两种情况。“断”表示文物各部分尚存，但相互之间的连结关系已被打破；“缺”则表示文物的若干实体部分丢失。针对这两种损坏形式的修复在古代玉器上均可能留下痕迹，通过对这些痕迹的仔细观察和辨别将有助于解读古代中国的玉器修复方式。现以出土玉器为例，通过公开发表的图录、发掘报告、简报及研究论文等文献资料的必要梳理，将古代采用的修复方式分类如下（除图一：2、图七：5和图八：2外，图片均来自参考文献）。
（一）常规修整
常规修整方式为切割、钻孔、打磨、抛光等玉器加工工序的运用，主要应用于断茬、磕损、残缺等一般损伤的修整。玉器坯料在加工过程中会因各种原因破裂，尤其是切割和钻孔工序的完工阶段可能会因为崩解造成部分玉料破裂；此外，成品玉器在使用过程中因磕碰也会造成一些部位破损。针对上述情况，玉工可对破裂面进行打磨抛光获得与整体相似的色泽特征（图一：2薛家岗文化玉管的壁口处［10］和图一：3西周柄形器的刃部［11］）；当穿孔损坏时，则在其附近再钻一孔以恢复其功能（图一：1河姆渡文化玉璜左端所示［12］）。这种产生于新石器时代的修复方式与旧石器时代石器的修锐方式相似，均是一种“减地式”的修复方式，而非“增添式”或“替代式”修复，至今依然使用在玉器的加工阶段。需要说明的是：这种修复方式与“改制修复”中的“改形”内涵相近。
（二）连缀修复
1.两侧穿孔方式
图二//采用两侧单孔修复方式的出土玉器
1.易县北福地玉玦 2.邱承墩良渚文化玉镯 3.深圳大梅沙商代玉玦残段 4.熊家冢战国早期玉器
图三// 采用两侧两孔修复方式的出土玉器
1.河姆渡文化三期玉髓质玦 2.湖州邱城遗址出土马家浜玉玦 3.大溪文化玉玦 4.延安芦山峁龙山文化镯形琮 5.香港商代牙璋
此种方式用于断裂玉器的修复，首先在断裂处的两侧钻孔，然后用连接材料通过穿孔将断裂部位紧密接合，从而恢复玉器原来的功能。该修复方式已在中国绝大多数省份的出土玉器上被发现，其使用贯穿新石器时代中期至唐代。根据断裂处两侧的穿孔数量，可以将该修复方式划分为五种：A、两侧单孔；B、两侧双孔；C、两侧三孔；D、一侧单孔、一侧双孔；E、一侧双孔、一侧三孔。前三种方式断裂处两侧的钻孔数量相同，属于“异侧对称型穿孔”；后两种方式断裂处两侧的钻孔数量不相同，属于“异侧不对称型穿孔”。
（1）异侧对称型穿孔
A 两侧单孔
两侧单孔方式因修复方式简单而最早被先民采用。河北易县北福地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中期蛇纹石玉玦（图二：1）［13］是目前已知最早采用该修复方式的玉器，其年代为6000B.C.—5000B.C.，与兴隆洼文化相当，因同出的另一件蛇纹石玉玦的器身无钻孔，故推测该件玉玦的钻孔系连缀修复用途。此后，两侧单孔修复方式广泛使用在马家浜文化［14］、大溪文化［15］、红山文化［16］、崧泽文化［17］、凌家滩文化［18］、薛家岗文化［19］、大汶口文化［20］、新开流文化［21］、良渚文化［22］、陶寺文化［23］、齐家文化［24］、石峡文化［25］、卑南文化［26］、商周时期［27］、春秋时期［28］、战国时期（图二：4）［29］、东汉［30］和唐代［31］等遗址或墓葬出土的器身较细或窄的玦、璜、环、镯等玉器以及宽体的玉璧和玉饰上。
上述玉器均是在器身断裂处的两侧各钻一孔进行连缀修复。常见的钻孔方式系从器身的两面进行穿孔，然也存在从器身的内外径方向进行穿孔（图二：2）［32］。图二：3商代玉玦［33］左侧的两个穿孔仍残留有连接断口的物质，目前尚无相关研究工作，但仍可见修复的连接材料是多样的。修复玉器的材质有高硬度的玛瑙、玉髓、透闪石、硅质岩等，也有低硬度的蛇纹石，其中透闪石质玉器的数量最多，其次是玛瑙（玉髓）质玉器。
B 两侧双孔
若断裂面较宽或增加修复的稳定性，可通过钻多孔的方式进行修复，目的是使修复的器物更牢固，便于长期使用。目前两侧双孔修复最早见于浙江省象山县塔山遗址出土的河姆渡文化三期玉髓质玦（图三：1）［34］。此后，该修复方式可见于马家浜文化玉玦（图三：2）［35］和玉璜［36］、大溪文化玉玦（图三：3）［37］和玉璜［38］、崧泽文化玉璜［39］、大汶口文化玉镯［40］和玉环［41］、陶寺文化玉环［42］、龙山文化兽面纹镯形琮（图三：4）［43］、香港新石器时代晚期后段玉玦［44］、台湾卑南文化耳饰［45］、商代牙璋（图三：5）［46］、商代牙璧［47］和西周煤精玉玦［48］。上述修复使用的钻孔径约3毫米，显示先民已经注意到修复玉器的美观性。图三：1采用断裂处两侧的正反面和内外径方向各钻一孔的方式进行连缀修复，图三：2在玦体断裂处的外缘各钻两对小隧孔进行修复。除这两种形式外，绝大部分玉器均沿器身正反面钻双孔进行修复。
图四//采用两侧三孔修复方式的出土玉器
1.西周虢国盘龙形玉佩 2、3.桐柏月河春秋晚期玉玦 4.西汉南越王墓虎头金钩扣玉龙
图五// 采用一侧单孔、一侧双孔修复方式的出土玉器
1.山东广饶傅家玉璧 2.广东石峡玉玦 3、4.山西陶寺文化玉环 5.西周
国玉玦
C 两侧三孔
这种修复方式出现较晚，如西周盘龙形玉佩（图四：1）［49］、春秋晚期玉玦（图四：2、3）［50］、西汉虎头金钩扣玉龙（图四：4）［51］等。西汉虎头金钩扣玉龙，为了掩饰断裂玉龙的修复痕迹，先民专门设计了制作虎头金钩，其虎口形成的套銎可套住折断处，是钻孔和金属镶包的结合方式。
（2）异侧不对称型穿孔
D 一侧单孔、一侧双孔
此种修复方式较之两侧单孔来说修复效果更牢固，较之两侧双孔节省钻孔时间，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使用，如大汶口文化玉环（图五：1）［52］、石峡文化玉玦（图五：2）［53］、陶寺文化玉环（图五：3［54］、图五：4［55］）、西周玉玦（图五：5）［56］。
E 一侧双孔、一侧三孔
此种修复形式尚不多见，图六所示的西周虎形玉佩出土于陕西省扶风县黄维老堡子44号墓［57］（其编号为95MFHM44：1，故非43号墓），其虎尾断裂。从右边的拓片可见：断裂处的一侧双孔，另一侧钻三孔。该墓同出的另一件虎形玉佩（95MFHM44：2）尾部无穿孔，表明该件玉器尾部钻孔系连缀修复使用［58］。
2.两侧沟槽方式
图六// 采用一侧双孔、一侧三孔修复方式的西周虎形玉佩
此种修复方式也不多见，主要分布于长江下游地区，其修复工具如管钻、线切及片切工具均有应用，以切割工具的使用居多。图七：1的龙虬庄玉玦［59］和图七：2马家浜文化玉髓质玦［60］均是使用切割工具在断裂处的两面磨出浅凹槽，然后系绳绑缚。图七：3北阴阳营文化玉璜［61］系在断裂处用管钻法钻一环形凹槽，然后用绳圈将两段牢结在一起。图七：4［62］和图七：5（上海广富林遗址出土，自摄于上海博物馆）的崧泽文化玉镯和图七：6良渚文化早期玉镯环［63］，均在断裂处两侧采用线切割方式由镯体内侧拉切形成“L”型的沟槽，然后用柔性材料穿槽连接修复。此外，这种修复方式还发现在珠江流域香港出土的新石器晚期玉玦上（图七：7）［64］，先民在断裂处两侧的内外径方向采用分别切割出凹口的方式进行连接修复。
3.两侧钻孔+浅槽方式
此种修复方式系先钻孔，然后通过减地方式制作出断裂处两侧穿孔之间的浅沟槽，这样通过穿孔的细柔性材料既可填入沟槽以弱化修复痕迹，也可将连接材料固定在光滑的玉器表面，增强绑缚性。最早可见于北方红山文化玉器（图八：1，图八：2系右下钻孔处的特写图）［65］和南方崧泽文化早期玉璜（图八：3）［66］，至西汉仍可见此修复方式（图八：6和图八：7系南越王墓出土玉盒盖的正反面［67］），均在断裂处各沿正反面钻一孔，然后在两孔之间减地出细沟槽。北阴阳营文化玉玦（M46：4）［68］、凌家滩文化玉髓玦（图八：4）［69］和石英质玦［70］断裂后因玦身较厚，故修复沿玦体内外径方向穿孔。此种钻孔和浅槽的组合方式能更好地弱化连接痕迹，不仅使用在修复上，也常使用在玉器的组合造型上，如北阴阳营文化、黄鳝嘴文化、凌家滩文化和薛家岗文化等特有的偶合式璜（分体式璜）［71］。当器身（如璜体）较宽时，修复的钻孔数量增加且贯穿璜体两面，如图八：5凌家滩透闪石玉璜所示［72］。
图七// 采用两侧沟槽方式修复的出土玉器
1.高邮龙虬庄玉玦 2.金坛三星村马家浜文化玉髓质玦 3.北阴阳营文化玉璜 4.嘉兴南河浜崧泽文化玉镯5.松江广富林崧泽文化玉镯 6.昆山赵陵山良渚文化早期玉镯环 7.香港出土的新石器晚期玉玦
4.胶粘方式及两侧钻孔+胶粘方式
古代的胶物质常来源于植物、动物以及矿物，新石器晚期的一些出土器物上曾发现这种胶物质残留［73］，显示胶物质在中国古代使用甚早。实际上，八千年前跨湖桥文化出土漆弓上髹涂的生漆即是一种粘合剂，“如胶似漆”显示了漆与胶之间的相似性，良渚文化墓地曾出土了许多用漆粘嵌玉片的文物，因此胶物质使用的源流及性能有待残留物提取技术的提高和深入研究。从胶的定义来看，系通过表面的连接将材料结合在一起，而这也是连缀修复的本质，因此胶物质也是古代中国玉器修复的一种方式，只是目前得到确认的实例极少（图九：4）。该件战国时期的透闪石质突沿手镯出土于云南省江川县李家山22号墓，原器已断为三截，裂口处均有黏合剂附着，表明该件玉镯直接采用胶粘方式进行修复［74］。
图八// 采用两侧钻孔+浅槽修复方式的出土玉器
1、2.红山勾云形佩 3.浙江海盐仙坛庙遗址出土崧泽文化早期玉璜4.凌家滩文化玉髓玦 5.凌家滩透闪石玉璜 6、7.南越王墓出土玉盒盖
图九// 采用两侧钻孔+胶粘修复方式（1、2、3）和胶粘修复方式（4）的出土玉器
1.大洋洲玉玦 2、3、4.滇国玉器
一般来说，胶粘方式的耐久性和坚牢性有限，而钻孔的修复方式有碍美观且连接部分的相对位置可以变化，因此中国古代也将两种方式结合起来进行玉器修复（图九：1、2、3）。图九：1的商代玉玦出土于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商墓，断裂处两侧均钻一孔，且留有深黄色粘合剂［75］。彭适凡先生发现相类似的18件扁薄体透闪石玉玦，多数出现断裂和修复痕迹，且断口处都残留深黄色粘合剂［76］。只是这种粘合剂是动物胶抑或植物胶，目前尚无相关研究报道；图九：2的突沿玉镯和图九：3的弦纹玉镯也出土于云南省江川县李家山22号战国墓，均是透闪石质，原器均断为三截，断口均有黏合剂附着。突沿手镯断裂处附近钻三孔，其中两孔发现铜锈残留，弦纹手镯的断裂处两端有象鼻钻孔，表明这两件手镯采用胶粘和铜丝穿联的方式进行修复。同一个墓葬出土的3件经修复玉镯，一件采用胶粘方式，两件采用钻孔和胶粘结合的方式，可能也说明了胶粘方式的坚牢性和耐久性有限。
5.金属镶（包）方式及胶粘或钻孔+金属镶（包）方式
图十//使用金包玉修复方式的凤纹牌形佩
金属镶或包方式系采用金、银、铜等贵重金属直接对玉器的断口进行连缀修复，最早可见于西汉凤纹牌形佩（图十），出土于广东省广州市南越王墓，方框下端已经折断，制作了两个“H”形的小金襻连接［77］。有的玉器先将断口用胶粘或钻孔连缀上，然后再用金属镶或包玉修复。由于这些方法均能很好地掩饰修复痕迹，因此在秦汉之后逐渐成为断裂玉器接合的主要修复方式之一，一直延续至今。
（三）补配修复
补配是指在原器物不完整的情况下，用其他物件来填补，以恢复器物的完整性和功能性。图十一两件玉器均出土于江苏扬州［78］。图十一：1嵌玉鎏金铜带銙出土于扬州市邗江区甘泉“妾莫书”西汉墓，原玉料呈黄色，但左上角缺失后用白玉填补。图十一：2的玉具剑饰出土于扬州市邗江区甘泉老虎墩东汉墓，其剑首、剑格系透闪石玉质，而剑璏系玛瑙材质，报告者也认为该墓的玉具剑饰有“拼凑迹象”。
（四）改制（型）修复
图十一//采用补配修复方式的出土玉器
1.补配修复的玉鎏金铜带銙 2.补配修复的玉具剑饰
改制器，是以其他玉器成品作为玉料来源重新制作的器物，其来源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损坏的器物，一类是原本完好的器物。由于第一类器物已损坏无法恢复其原有的形状和功能，先民们采用改制的方式进行再利用。这种方式在石器上也经常使用，常改变原器物的形状和类型，可区分为“改形”和“改型”［79］，改形只是器物尺寸的变化，依然可以恢复器物的原有功能，因而“改形”的内涵与常规修整有相似之处；“改型”系原器物受损严重而无法继续使用时采用的一种改制方式，将改变器物的原有功能，尽管与修复的定义有差异，但从宏观角度看，某些器物如玉玦、玉璜、玉环、玉镯、玉珠等通过改型后虽然类型已经变化，但是恢复了器物原有的装饰功能，达到了再利用的目的，因此这种“改型”可以作为广义上的修复方式。报告者认为兴隆洼文化璜形饰（图十二：1）可能是残玦改作而成，相类似的璜形饰在多个房址均有发现［80］，表明改型这种修复方式在中国玉器诞生之初即已使用，其技术应来源于石器，也使用在南方河姆渡文化玉器上（图十二：2），报告者认为“似为扁鼓形珠残损后改制约呈三分之一圆形”［81］。一般来说，玦、环、璧等破损后改为璜或璜形器较容易，因而在中国早期玉器上使用颇多，如图十二：3良渚文化玉璜［82］、图十二：5陶寺文化玉璜［83］、图十二：6商代璜形饰［84］、图十二：7西周
国璜形饰［85］等。这种改型修复形式使用时间较长，图十二：4西汉韘形玉饰也似为断裂的韘形佩改制而成［86］。
值得关注的是，某些器物改型后恢复的功能并不相同，如礼器和装饰器之间的相互改型、各种器型改型为丧葬器（玉覆面、玉衣）等，由于其目的均是再利用，因此本文的改型修复也将此种情况包含在内。图十三：1商晚期至西周早期玉饰件“很可能是用一残损的玉璋刃部加工而改成”［87］，表明这种改型修复系礼器功能转化为装饰功能；图十三：2西周玉戈似是用某种残缺的条形玉器改制而成［88］，这种改型修复将装饰功能转化为礼器功能；图十三：3西汉玉覆面含166件玉片，一部分系采用玉料专门制作的，另一部分断口粗糙，边角也无穿缀的孔洞，可能为残损的玉璧或其他玉器改制而成［89］，表明这种改型修复系将礼器、装饰器等功能转化为丧葬功能。一般而言，改型修复和分体玉器的区分较难，前者剖面呈现自然断裂，后者剖面呈现齐整形貌。实际上，分体玉器的剖面齐整可能是对断裂玉器的断面进行再切割形成的，而自然断裂的剖面也可能是分体玉器加工过程中形成的。比较而言，自然断裂剖面的玉器系改型修复的可能性大，本文据此判断玉器的改型修复。
图十二// 采用改型修复方式的出土玉器（宏观功能不变）
1.兴隆洼玉器 2.河姆渡叶蜡石质玉璜 3.良渚文化玉璜 4.西汉韘形玉饰 5.陶寺文化玉璜 6.殷墟商代璜形饰 7.西周
国璜形饰
图十三// 采用改型修复方式的出土玉器（宏观功能改变）
1.金沙商晚期至西周早期玉饰件 2.西周
国玉戈 3.晋宁石寨山西汉玉覆面
三、相关问题探讨
（一）修复方式选择
由修复方式的总结归类可见，片状玉器及一部分薄壁圆体玉器（厚度多在1厘米以下，一些玉器甚至薄至0.2厘米）在加工和使用过程中容易发生损坏，此时如何进行修复将取决于多种因素，如玉器种类、破坏程度、玉料来源的难易程度、使用者的需求以及玉工的设计等。当玉玦、玉璜、玉镯、玉环、玉璧、玉璋、玉戈、镯形琮以及玉饰等器物破损后，玉工可采用修整方式进行简单修复，恢复玉器原有的功能；当玉器断裂后，玉工可以采用连缀方式进行修复，恢复玉器原来的形状和功能。玉工也可以对每个断裂体进行再加工，除玉璜可以“改形”为多件小玉璜外，多数断裂玉器将被“改型”成其它类型的玉器，以达到再利用的目的。总的看来，中国古代玉器有四种修复方式：一般破损常采用常规修整方式，玉器的缺失可采用补配修复方式，玉器的断裂则可采用连缀修复和改制修复。补配修复的应用实例较少，它能被解读系补配的部件与原器物的颜色、纹饰、材质等特征存在差异，此时的补配修复水平是较低级的；高水平的补配修复采用相同质色的材料来充当补配部件，而这很难被解读，因此有理由认为补配修复确是中国古代存在的一种修复方式。常规修整、连缀修复和改制修复均需要对断口的形貌进行细致观察并结合器形、纹饰等进行综合判断。若断口剖面呈现自然断裂的形貌，则加工或使用过程中断裂的可能性非常大，这将有助于我们解读古代玉器的修复形式。相对来说，连缀修复的解读容易些，仅需要将它与分体玉器区别，当然一些分体玉器如果是将断裂处细致打磨或切割形成平整形貌的接口，则这种分体玉器也是一种修复，只是这种情况非常不容易判断，因此本文没有考虑在内。
出土玉器实例分析显示连缀修复使用最多且形式最为丰富，可分为钻孔方式、沟槽方式、胶粘方式以及金属镶（包）方式，钻孔与沟槽、钻孔与胶粘、钻孔与金属、金属与胶粘等均可以组合使用，因此连缀修复方式多达八种。目前沟槽方式和胶粘方式均不多见，钻孔与两者的组合方式也不多见，这表明钻孔和连接材料（主要是线性材料）的搭配是秦汉之前连缀修复的最重要方式。值得关注的是，两侧沟槽方式仅在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使用过，其修复痕迹过于明显可能是制约该方法应用的因素。钻孔方式中，异侧对称钻孔的比例远高于异侧不对称钻孔，目前的考古资料显示断裂处一侧最多三个钻孔，且单孔最早出现，其次是双孔，三孔的出现晚至西周时期，这可能是钻孔技术提高的结果。异侧对称钻孔中两侧单孔和双孔修复的玉器数量多于两侧三孔，异侧不对称钻孔中一侧单孔另一侧双孔修复的玉器数量也要多于一侧双孔另一侧三孔。钻孔的多少除与钻孔技术相关外，主要取决于断裂体的宽度，如大连四平山遗址出土牙璧［46］，但大溪文化玉玦的两个断裂处宽度相近（图三：3），其一处两侧单孔，另一处两侧双孔，显示孔的多少还与玉工的设计相关。异侧不对称钻孔中，两侧单双孔的连缀形式常用于玦和环的修复，具体使用同样与玉工的设计相关，有的玉器采用此种修复方式以达到与整体特征相近的目的（图五：4）。秦汉之后钻孔和线性材料的连缀方式也不多见，这很可能与这种方式的修复痕迹明显相关，而多采用改型、胶粘、金属镶（包）以及补配等修复工艺。
（二）修复的美观性
玉器具有超出一般实用器的“礼”的属性，强调“首德次符”的观念，因此包括“符”——颜色在内的玉器外观特征无疑也是礼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现代修复的角度观察先秦玉器的修复工艺，很多修复过的玉器似乎体现了修复的随意性——（连缀）修复的痕迹太过明显。实际上，玉工在史前时期即已注意到修复的美观性，常规修整能够弱化甚至掩饰修复痕迹，改型修复可以使修复玉器呈现较完整的和新的外观特征。连缀修复虽然痕迹明显，但玉工也曾尝试弱化修复痕迹，如北方红山文化和南方北阴阳营文化、崧泽文化和凌家滩文化等均使用了浅沟槽来弱化修复痕迹，一些玉器的钻孔直径约0.3厘米，沟槽宽度约0.1厘米，表明采用的线性材料直径可能小于0.1厘米，体现了古人很早已经注意到连缀修复后的外观美。当然浅沟槽还能固定线性材料在光滑玉器表面的位置，使之绑缚更牢固，但此修复形式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并非大量使用，这固然不是因为该项工艺的难度，而可能是因为玉器的“礼”性决定了早期中国玉器的珍贵性，玉器的存在性在某种程度上比呈现的外观更重要。当然，早期玉器的修复方式是当时生产力水平的体现，与玉料的来源、地理文化的差异等关联，也跟先民们的审美方式相关，不能简单用现代审美观念度量古人。东周以后，金器工艺日益成熟，且随着玉器的礼制内涵趋弱，世俗性审美情趣的追求成为艺术发展的主流，这种角色的变化导致金的装饰特点被玉器所吸收，或模仿金器的纹饰和造型，或与黄金相互搭配［90］。玉工也将黄金应用到玉器的修复中，如虎头金钩扣玉龙，其龙尾折断处各钻三孔，绑系后套入虎头金钩銎口中，丝毫不露修复的痕迹（图四：4）。当然也存在直接采用黄金进行连接修复的，如西汉凤纹牌形佩直接采用了黄金镶包修复方式（图十），出土于黑龙江绥滨县的唐代黄色叶腊石质透雕飞天佩（图十四：1），原器已断裂，采用颜色相近的0.8毫米金丝穿孔拧紧连接修复［91］。铜丝连缀修复在战国得到了应用（图九），至唐代时期的渤海国还使用银质材料来修复玉器（图十五）。金属修复材料本身具有装饰功能，逐渐成为断裂玉器连缀修复的重要方式。总的来说，可能与制玉工艺水平进步、玉料来源充足、先民的使用习惯等因素相关，铁器时代的玉器已难观察到修复痕迹。虽然本文未将胶粘修复单列，但针对玉器断裂的修复，胶粘和金属镶（包）是超越钻孔连缀的修复方式，除了恢复器物原有的尺寸和功能，还能更有效地弱化修复痕迹。相对金属镶（包）来说，胶粘修复的耗时短、重复操作性和修复成本低，因此可以推知胶粘连接是中国古代玉器的一种修复方式。许多无钻孔的玉器在出土时已断，其原因系埋藏后所致，还是埋藏前已断？目前尚难判断，有待今后多关注断裂处的残留物提取和研究。
（三）修复的稳定性
玉器损坏后的修复工作力求恢复其原有的功能，因此坚牢性和耐久性等稳定性质就成为修复者需要考虑的问题。上述四种修复类型中，连缀修复更多地涉及到该问题，由于修复材料的变化，必然会引起修复方式的转变，从而达到修复的坚牢性和耐久性要求。虽然有机材料很难保存下来，但仍然可以推测柔性材料是连缀修复使用最早也是普遍的连接材料。为了达到修复的稳定性，宽体的断裂面两侧常钻两至三孔，并且异侧对称钻孔的形式多于异侧不对称钻孔，上述可避免单孔连接修复的线性材料经长久摩擦断裂后可能对玉器造成的二次破坏。两侧三孔的穿孔均沿正反面方向，两侧单孔和两侧双孔多沿正反面方向，但两侧单孔也有沿内外径方向。两侧双孔存在正反面和内外径方向各钻一孔的特殊修复方式（图三：1），此种修复从纵横两个方位进行连缀，故坚牢性会更好，只是该案例非常少见。进入历史时期，金属材质产生并作为连接材料使用，金丝、银丝和铜丝常应用于玉器的连接，如图九显示云南战国时期已用铜丝连缀断裂的突沿玉镯和弦纹玉镯，湖北随州市曾侯乙墓出土玉珩的穿孔处使用金丝穿孔缠绕连接（图十四：2，系分体玉珩［92］），这种金属丝线到了汉代更广泛应用于玉衣的制作，并用以区别等级。金属丝线耐腐蚀易保存，其中黄金的性能最优越，仅当异常精美或贵重的玉器破损时，才使用金质器物套接在断口处（图四：4）或用金丝绑缚断裂的黄色玉器（图十四：1），图十凤纹牌形佩的断裂处两侧没有采用钻孔而直接用金桥套接，表明金属材质作为连接材料既可以弱化修复痕迹、美化装饰效果，又可以增加修复的坚牢性和耐久性。但当器身较宽时，仍存在钻孔和金属工艺结合使用以增加坚固性和耐久性（图十五）。两件渤海时期的玉璧均出土于吉林省永吉县杨屯遗址，均断裂为两块，玉工采用断裂处两侧锔小孔，然后用银条和铆钉进行连缀修复［93］。如果采用钻单孔和线性材料修复两件玉璧，将无法保证修复的坚牢性，因此金属材料的出现提高了修复的稳定性。值得关注的是，“锔子”是指用铜或铁甚至也包括金、银等金属打制而成的整体扁平两端翘起约90°的钉（形如订书钉）［94］，一般来说，金银常用来锔补贵重器物，而铜铁常用来锔补日常器物。中国的考古资料显示金元时期出现了锔钉补瓷［95］，但该项技术的直接来源目前尚未揭示，渤海国玉璧上采用的锔钉工艺可能将最早出现的证据推前至唐代，这将对锔艺技术的源流和发展研究有所帮助。较大、较重的玉器单纯采用胶粘方式不易保持坚牢性和耐久性，因而古代中国曾采用钻孔和胶粘组合的方式来克服胶粘的弱点，如云南江川李家山出土的玉镯（图九），也采用金属镶（包）和胶粘组合的方式克服单独胶粘修复的弱点，这种修复方式一直延续至今。
图十四、使用金丝连接的玉器
1.唐代黄色叶腊石质透雕飞天佩 2.曾侯乙墓出土玉珩
图十五、使用锔钉修复工艺的渤海国玉璧
四、结语
玉器是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其上承载了相当多的历史、艺术和科技信息，需要我们不断地发掘和提取。玉器在加工和使用过程中均可能发生破损和断裂等损坏现象，由于玉料的珍贵性、稀少性，已经受损的玉器可以通过修复来恢复一定的功能，达到再利用的目的。本文从出土玉器材料梳理出中国古代玉器的修复方式主要有四种：常规修整、连缀修复、补配修复以及改制修复，除补配修复出现的时间较晚外，其余三种修复均出现很早且一直延续至今。连缀修复的形式最多样化，达八种之多；改制修复分为改形修复和改型修复，前者与常规修整相近，后者虽然与修复的定义有偏差，但是考虑到其目的是实现玉料（器）的再利用，因而本文也将改型修复归入古代的一种修复方式。总的说来，破损常采用常规修整，残缺可采用补配修复，断裂可采用连缀修复和改制修复。玉器的修复工艺基本伴随着玉器的产生而形成并发展，是玉器制作技术的再利用过程，也是其它技术在玉器中的应用过程。玉器的修复痕迹多集中在先秦时期的出土玉器上，既表明随着制玉工艺的不断进步和玉料来源的不断丰富，玉器的损伤修复情况有所减少，也显示秦汉之后修复方式的转变——钻孔连缀方式减少，改型、金属镶包和胶粘修复增加。值得注意的是：三代至西汉的连缀修复常针对贵重精美的器物，表明一般玉器损坏后可选择改型进行修复。随着玉器的世俗化进程，先民也可选择金属镶（包）的修复方式。汉以后，玉器钻孔连缀的修复方式已不多见，除与改型修复和金属镶（包）修复相关，与胶粘修复的关系依赖于胶残留物的提取研究。出土玉器实例显示连缀修复随连接材料从有机质的线性材料到粘接剂和金属材料的转变，修复方式也相应发生变化，在保证坚牢性和耐久性的前提下，有机连接材料进行连缀修复时常需要钻两至三孔，粘接剂和金属连接材料则需较少的穿孔或无需钻孔，因而从效率上来说有所提升。此外，金、银、铜等延展性优良的金属连接材料与玉器构成的组合关系，还可以弱化修复痕迹、增强美化装饰功能。
综上可见，玉器的修复技术直接来源于石器的修复，几百万年石器时代所形成和发展的修复技术如旧石器时代的修锐技术和新石器时代的磨抛、钻孔等改制技术均对玉器的修复产生直接的影响；随着时代的变化，胶和金属工具的发明也影响着玉器的修复方式，并一直连续至今。古代的某些修复技术虽不再适用于当今玉器文物的修复工作，但对其修复材料和方式的研究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首先，玉器的古代修复痕迹是文物修复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了一定的历史、文化、艺术和科技等信息，需要适当的保存；其次，玉器的古代修复技术是玉器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有助于我们真实复原古代玉器的工艺流程和功能；最后，该项研究也有助于丰富中国古代科技史的内涵，对其它材质文物如瓷器的修复史研究也有帮助。
参考文献：
［1］莫鹏：《藏品修复与保护之关系》，《中国博物馆》1998年第1期。
［2］陈虹：《华北细石叶工艺的文化适应研究——晋冀地区部分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考古学分析》，浙江大学出版社。
［3］李新秦：《博物馆古玉器修复与复制保养》，《中国文物科学研究》第4期。
［4］万俐：《良渚风化玉器的化学保护》，《东南文化》第5期；王荣、胡盈：《风化古玉器的加固保护技术初探》，《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五），第404-412页。
［5］王荣：《古玉器风化机理初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6］宋焕斌：《宝石学导论》，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8页。
［7］林宗寿：《无机非金属材料工学》，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第36页。
［8］郭明：《红山文化时期玉器的使用与修复》，《时空穿越——红山文化出土玉器精品展》，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第154-159页。
［9］陈馨：《从南越王墓出土的修补玉器谈起》，《收藏》第23期。
［10］王荣、朔知、王昌燧：《薛家岗玉器加工工艺的微痕迹初探》，《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第4期。
［11］［56］［85］［88］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宝鸡青铜博物馆等：《
国玉器》，文物出版社，第87、68、213、263页。
［12］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典藏大系——史前双璧》，浙江古籍出版社，第33页。
［13］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北福地——易水流域史前遗址》，文物出版社，第155、156、343页，彩版一三：2。
［14］南京师范大学、金坛市博物馆：《金坛三星村出土文物精华》，南京出版社，第63、68、163页；江苏省三星村联合考古队：《江苏金坛三星村新石器时代遗址》，《文物》第2期；南京博物院、张家港博物馆：《江苏张家港东山村遗址M101发掘报告》，《东南文化》第3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考古新纪元》，科学出版社，第64-67页；楼航、梁奕建：《长兴江家山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八辑）——纪念良渚遗址发现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科学出版社，第596-597页。
［15］［37］古方：《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四川、重庆卷）》，文物出版社，第214、218页。
［16］辽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度）（下）》，文物出版社，图版一八五：3。
［17］南京博物院、张家港市文广局、张家港博物馆：《江苏张家港东山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第8期；祁头山联合考古队：《江苏江阴祁头山遗址2000年度发掘简报》，《文物》第12期；古方：《中国出土玉器全集（浙江卷）》，文物出版社，第12页。
［18］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文物出版社，第202页，彩版一六〇。
［19］［69］古方：《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安徽卷）》，文物出版社，第45、34页。
［20］山东省博物馆、良渚博物院：《玉润东方——大汶口—龙山·良渚玉器文化》，文物出版社，第198页；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东营市博物馆：《山东广饶县傅家遗址的发掘》，《考古》2002年第9期；南京博物院：《花厅——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第157-163页，彩版十三：1。
［21］刘国祥：《黑龙江史前玉器研究》，《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2000年第1期；黑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李陈奇、赵评春：《黑龙江古代玉器》，文物出版社，第62页。
［22］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考古精粹》，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第134页。
［23］古方：《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山西卷）》，文物出版社，第22页；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运城市文物局、芮城县文物旅游局：《山西芮城清凉寺史前墓地》，《考古学报》第4期。
［24］古方：《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卷）》，文物出版社，第133页。
［25］［33］［45］［46］［53］古方：《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广东、广西、福建、海南、香港、澳门、台湾卷）》，文物出版社，第14-15、26、238、229、20页。
［26］臧振华、叶美珍：《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馆藏卑南遗址玉器图录》，史前文化博物馆，第101、105-106页。
［27］福建博物院、漳州市文管办、漳州市博物馆：《福建漳州市虎林山商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第12期；福建博物院、漳州市文管办、漳州市博物馆：《虎林山遗址——福建漳州商代遗址发掘报告之一》，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第123页，图版三一；郑均生、唐先华：《湖南衡阳发现商代铜卣》，《文物》2000年第10期；邓聪：《东亚玉器（下）》，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1998年，彩版299；李永迪：《殷墟出土器物选粹》，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207页。
［28］［30］［89］古方：《中国出土玉器全集（云南、贵州、西藏卷）》，文物出版社，第3、112、77页。
［29］荆州博物馆：《荆州楚玉——湖北荆州出土战国时期楚国玉器》，文物出版社，第113页。
［31］［93］古方：《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卷）》，文物出版社，第186、80页。
［32］广东省博物馆：《贞石之语——先秦玉器精品展图集》，岭南美术出版社，第41页。
［34］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象山县文物管理委员会：《象山塔山：新石器至唐宋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第87-88页，彩版十九：4；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象山县文物管理委员会：《象山县塔山遗址第一、二期发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一辑）》，长征出版社1997年，第38页，图版十：1。
［35］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典藏大系——史前双璧》，浙江古籍出版社，第77页。
［36］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考古新纪元》，科学出版社，第66页；楼航、梁奕建：《长兴江家山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八辑）——纪念良渚遗址发现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科学出版社，第596-597页。
［38］邓聪：《东亚玉器（下）》，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1998年，彩版85；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江三峡工程坝区白狮湾遗址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9年第1期。
［39］［62］［66］古方：《中国出土玉器全集（浙江卷）》，文物出版社，第17、11、21页。
［40］古方：《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山东卷）》，文物出版社，第4页；南京博物院：《花厅——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第160-161页，图版十八：6；古方：《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安徽卷）》，文物出版社，第59页。
［41］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74年，第98页，图版八三：1。
［42］下靳考古队：《山西临汾下靳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12期。
［43］［57］古方：《中国出土玉器全集（陕西卷）》，文物出版社，第22、63页。
［44］香港古迹古物办事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香港马湾岛东湾仔北史前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9年第6期。
［47］安志敏：《牙璧试析》，邓聪：《东亚玉器（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1998年，第43页。
［4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西周玉器》，文物出版社，第85页，彩版467。
［49］虢国博物馆：《虢国墓地出土玉器（壹）》，科学出版社，第67页。
［50］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阳古玉撷英》，文物出版社，第200、203、264、265页。
［51］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博物馆珍品图录》，文物出版社，第57页。
［52］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东营市博物馆：《山东广饶县傅家遗址的发掘》，《考古》2002年第9期。
［54］古方：《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山西卷）》，文物出版社，第17页；下靳考古队：《山西临汾下靳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12期。
［55］宋建忠：《山西临汾下靳墓地玉石器分析》，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古代文明》，文物出版社，第126-127页。
［58］周原博物馆：《1995年扶风黄维老堡子西周墓清理简报》，《文物》第4期。
［59］龙虬庄遗址考古队：《龙虬庄——江淮东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07-308页。
［60］南京师范大学、金坛市博物馆：《金坛三星村出土文物精华》，南京出版社，第69、163页。
［61］南京博物院：《北阴阳营——新石器时代及商周时期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74页，彩版四一：4。
［63］南京博物院：《赵陵山——1990～1995年度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第75-77页，彩版三五。
［64］邓聪：《东亚玉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1998年，上册第88页，下册彩版190。
［65］辽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度）（下）》，文物出版社，图版一〇一。
［67］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南越王墓玉器》，两木出版社1991年，彩版106-109；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202-204页。
［68］南京博物院：《北阴阳营——新石器时代及商周时期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74、75页，彩版四二：2。
［70］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文物出版社，第27、42、43页，彩版八：1。
［71］中华玉文化中心、中华玉文化工作委员会：《玉魂国魄——凌家滩文化玉器精品展》，浙江古籍出版社，第24页。
［72］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文物出版社，第283、287页，彩版一一三。
［73］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武威地区文物普查队：《甘肃永昌鸳鸯池新石器时代墓地》，《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刘壮：《大南沟墓地出土“胶”质物的化学分析鉴定报告》，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峰市博物馆：《大南沟——后红山文化墓地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51页。
［74］赵美、张杨、王丽明：《滇国玉器》，文物出版社，第120-121页，图版26-28。
［75］古方：《中国出土玉器全集（江西卷）》，文物出版社，第14页。
［76］彭适凡：《新干古玉》，典藏艺术家庭股份有限公司，第51页。
［77］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南越王墓玉器》，两木出版社1991年，第35-26页。
［78］古方：《中国出土玉器全集（江苏卷）》，文物出版社，第132、160页。
［79］黄建秋：《国外磨制石斧石锛研究述评》，《东南文化》第2期。
［8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玉器起源探索》，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第143-145页。
［81］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第262-263页。
［82］良渚博物院：《瑶琨美玉——良渚博物院藏良渚文化玉器精粹》，文物出版社、众志美术出版社，第320页。
［83］古方：《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山西卷）》，文物出版社，第24页。
［8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出土玉器》，科学出版社，第53页。
［86］扬州博物馆、天长博物馆：《汉广陵国玉器》，文物出版社，第112页。
［87］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金沙玉器》，科学出版社，第156页。
［90］黄翠梅、李建纬：《金玉同盟——东周金器和玉器之装饰风格与角色演变》，《中原文物》第1期。
［91］黑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李陈奇、赵评春：《黑龙江古代玉器》，文物出版社，第92页。
［92］古方：《中国出土玉器全集（湖北、湖南卷）》，文物出版社，第80页。
［94］高飞：《浅谈古陶瓷锔补工艺》，《紫禁城》第3期。
［95］俞蕙、张学津：《中国传统古陶瓷修复技艺探源》，《文化遗产集刊（6）》，复旦大学出版社，第38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