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沧桑话重庆（一）
开埠初期的重庆城
清代的重庆城地图
一、重庆开埠
在1840年和1856年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列强迫使清政府分别签订了《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英、法等国在中国取得了割地赔款、开埠通商、内河航行、协定关税、领事裁判、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侵略权益。
但是，英法帝国主义并不满足，而是想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特别是英国，觊觎中国广大的内地市场，急切地想溯长江西上，进入四川，开埠重庆，为其在西部倾销商品、掠夺原料开辟道路。为此，英国在1869年派遣上海英商商会代表和驻汉口领事分批到达重庆，了解重庆商情，搜集各类情报，为英国势力侵入四川和开埠重庆做准备。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英国占领缅甸后，力图打通从缅甸经云南到四川的路线。1874年，英国派军官柏郎率领近两百人的武装“远征队”从缅甸出发，企图进入云南探测路线，开辟滇缅交通线。英国驻北京公使派翻译官马嘉理从北京经云南入缅甸接应。次年2月，马嘉理带领英国武装探路队擅入云南腾越蛮允山寨，受到当地军民阻拦。马嘉理竟然开枪击杀数名群众。云南边防军民奋起还击，将马嘉理击毙，柏郎率领的武装远征队也被逐出境。这就是“马嘉理事件”，又称“滇案”。
英国以“滇案”为借口，向清政府漫天要价，最后迫使清政府于1876年9月13日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在这个本为解决云南事件的条约中，却加进了许多与此事件毫无关系的条款，宜昌等地开埠和英国派员驻寓重庆就是其重要内容之一。在《烟台条约》第三端第一款中规定：“又四川重庆府可由英国派员驻寓，查看川省英商事宜。轮船未抵重庆以前，英国商民不得在彼居住，开设行栈。俟轮船能上驶后，再行议办。”此规定为英国在重庆正式开埠以前就派领事进入重庆提供了条约依据，也为重庆的正式开埠埋下了伏笔。根据此规定，大约在1882年，英国就向重庆派驻领事了。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英法对侵略中国西南地区竞争的日益激烈，英国加快了开埠重庆的步伐。因《烟台条约》中有“轮船未抵重庆以前，英国商民不得在彼居住，开设行栈”的规定，所以英国极力怂恿英国轮船主径直把轮船开到重庆。于是，英国商人立德乐首先计划实施从宜昌到重庆的轮船通航，并正式向清政府提出宜渝间行驶轮船的申请。英国驻华公使也积极配合，向总理衙门发出照会，要求清政府发给立德乐执照。
为此，中英间开始谈判并于1890年3月31日签订了《新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其第一款规定：“重庆即准作为通商口岸，与各通商口岸无异。英商自宜昌至重庆往来运货，或雇佣华船，或自备华式之船，均听其便”。至此，英国正式取得了将重庆开为通商口岸的条约依据。
1891年3月1日，由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任命的重庆海关首任税务司好博逊以朝天门附近的“糖帮公所”为关址，在重庆正式建立了海关。重庆海关的建立，标志着重庆正式开埠。其他国家也根据不平等条约中有关片面最惠国待遇的规定，取得了在重庆通商的特权。
然而，此时羽毛已丰并对中国虎视眈眈的日本，因尚未在中国取得片面最惠国待遇，所以不能分享重庆开埠之侵略权益。野心勃勃的日本当然不会善罢甘休，当其在甲午战争中打败清政府后，就把重庆开为商埠的内容写入了1895年签订的中日《马关条约》。该条约第六款对重庆辟为通商口岸及其对华通商事宜作了广泛的规定：①辟重庆等地为通商口岸，“以便日本臣民往来侨寓，从事商业、工艺制作”；②“日本政府得派遣领事官于前开各口驻扎”；③日本轮船可以搭行客、装运货物从湖北宜昌溯江而上至重庆，且其货物只须交纳所定进口税；④日本臣民可以在重庆等通商口岸“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以及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由此可以看出：《马关条约》将帝国主义对中国(当然包括重庆)的侵略从商品输出与原料掠夺转到了资本输出方面，也使得其侵略方式更具帝国主义侵略特征。
外国列强在加深重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同时，也在客观上促进了重庆的近代化历程，推动了重庆城市整体功能的进步，成为重庆城市近代化的起点。
二、朝天门
明初，戴鼎扩建重庆旧城时，按九宫八卦之数造城门十七座，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城门即朝天门。门上原书四个大字：“古渝雄关”。因为此门随东逝长江，面朝天子帝都南京，于此迎御差，接圣旨，故名“朝天门”。
1891年，重庆开为商埠，在朝天门设立海关。1927年，因修建朝天门码头，将旧城门撤除。1949年，"九·二"火灾使朝天门附近两千米的区域化为一片废墟，从此，旧朝天门仅剩城基墙垣。
当时重庆城共有十七道城门，九开八闭，喻九宫八卦之意，自嘉陵江往朝天门依次是定远（闭）、临江、洪崖（闭）、千厮、西水（闭）五门，过朝天门，沿长江依次是翠微（闭）、东水、太安（闭）、太平、人和（闭）、储奇、金紫、凤凰（闭）、南纪、金汤（闭）十门，这些城门均是水码头。只有位于七星岗的通远门则是重庆唯一一座通往成都、贵阳等地的陆路门。
这十七座城门中，现仅存东水门和通远门，其余各门的门洞早已无迹可寻。东水门在清代的重庆城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清朝的客商们大多从水路到达重庆城，而当时最繁华的码头就在东水门下。弃船登岸，依山而凿的石梯通向依山而建的东水门，石梯两旁，各式商铺林立，茶楼、饭馆、客栈……。
东水门城墙现保存从芭蕉园到东水门下巷的古城墙约二百三十米，城门宽3.1米、高4.5米、厚6.6米。东水门是到南岸，去云南、贵州的重要通道。
其他几个开门，临江门门洞在今临江门地下通道处，通道内现有雕刻为证；千厮门大概在今千厮门六号一带，入城上新街口通小什字；太平门在白象街一带，传说有汉白玉雕塑白象正对南岸慈云寺青石狮，有“青狮白象锁大江”之传说流传民间；储奇门在抗战时期原城门旧址曾修建储奇门缆车道，现在是某茶楼在此；金紫门与储奇门相邻，是唯一两座中间没有闭门相隔的开门；南纪门一直以中药材的商贩来往频繁，解放后，国家实行“公私合营”后成立的重庆市中药材公司就在响水桥。改革开放后，那里逐渐形成今天的中药材批发市场。
重庆城从朝天门沿长江溯江而上，一直到南纪门，被称为“下半城”，现在已不是热闹繁华地区。而早年重庆城主要繁华区域就在那一线，也就是今天的解放东路和解放西路。
在过去的岁月里，那一带可是人群摩肩接踵、络绎不绝的。
我们今天仅能从地名还可看出昔日的繁荣景象，如巴县衙门、二府衙、守备街、太华楼等等。从城市形成起源来看，也应是由江边码头上兴旺起来的。只不过昔日的码头、城门、商业贸易区域早已变迁，昔日的热闹繁荣景象早已是过眼云烟，我们只能在那些背街小巷的旧式老宅院或其断壁残垣之中，还能看见那昨日辉煌的蛛丝马迹。
清末的妇女们在朝天门码头
清末的重庆城
清末的奎星楼
清末的重庆市民
三、战时“华尔街”——小什字
从解放碑往朝天门向东行，过“罗汉寺”，就是“小什字”了，这里，在抗战时期被称为“战时的华尔街”，那是这里是战时的金融中心。
清末时期，重庆还是一座典型的封闭城市，1891年开埠后，大批外国洋行的涌入，也刺激了民族资本的觉醒，大大地加速了重庆商品经济和城市的发展。
193月，民国政府撤销府制。重庆府署及所属行台、署等资产被拍卖，由重庆商会集资购买并辟为商业场。该时期重庆金融业的发展也颇为迅速，国内外的银行机构先后在重庆设立银行，如川盐银行、中国银行（前身为大清银行）、普丰银行、重庆聚兴诚银行、美丰银行、中和银行、交通银行等，它们主要集中分布于小什字附近的新路、打铜街、陕西街等地。加上这一带原本就聚集着较多的钱庄、票号、当铺、金店，于是这里成为全市最重要的金融区。
抗战时期，民国政府迁都重庆，重庆成了“战时陪都”，全国各大金融机构也随之迁来，使得原本就繁华的小什字更加兴旺，被号称为“战时的华尔街”。
既然是银行，房子当然要修得坚固，于是这儿就有了重庆最早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大厦，有了用大理石装饰的现代风格的大楼，有了用石柱子支撑门面的西洋风格建筑，这一切与旧重庆的破棚烂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虽然这些建筑已经历了近百年的风风雨雨，现在仍然风采依旧。如重庆饭店（川盐银行）、人民银行（美丰银行）、打铜街邮局、打铜街建行等。
19开业的聚兴诚银行（望龙门）
抗战时的朝天门码头
抗战时的重庆街头——都邮街
抗战时的重庆街头——道门口
抗战时的重庆街头——民族路
抗战时的重庆街头
抗战时的重庆街头——黄包车
抗战时的重庆街头
四、永远消失的江北城
江北城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殷周时代即为巴国领城。东晋永和二年（公元346年）前，区境属巴郡之江州县地域，之后属楚州巴郡枳县。北周武成三年（公元561年）起，区境为巴县所属，明代为重庆府巴县之江北里，江北镇。 因此，江北城在重庆下属的区县应算是历史最很长的。
清朝时期这里既无官府，又无城郭。所有的诉讼案件都归巴县管理。原因是这里幅员辽阔，治理起来很艰难。凡是本境乡民因为有事要官府处理的，必渡嘉陵江。春天乡民们还可以较轻松地渡江，而一到夏秋季节，江水上涨，渡江就很困难，甚至有人几天都不敢搭船渡江。
为了方便乡民，清朝朝廷在两地分设官府。到乾隆十九年，以重庆府移入江北，又以巴县白象街旧址，再建新的属地江北镇。从此重庆府以同知一员设同知属，与重庆城内白象街二府衙属处理江北政务。乾隆年间分巴县江北地区的义理、礼里及任里管理江北厅；厅又管理江北城。而后几经辗转，到19改为江北县。
解放后行政区划几经调整，1955年老江北城一带地区划入江北区。
据说江北城原有十座老城门。现仅能打听到文星、问津、东升、汇川、觐阳、保定、金沙七个城门，都是沿长江和嘉陵江一一洞开的。至今还能在草木丛生中找到仅存的保定门，而这座城门周围已堆满了土石砖砾，让人只可远观而不可亲近之，让人感受保定门旧日的威严，说不定哪天也全不被拆除。
江北城的有一座教堂福音堂，据当地人介绍，福音堂一直声名远播，连江对岸弹子石的居民都搭乘过河船来祈福。
上横街附近的“测候亭”和织布厂内的“明玉珍墓”，这是江北城仅存的五处文物。
明玉珍的后代因躲杀戮，逃到韩国去了，现在韩国有近万人后代，其中很多是韩国的著名人士，现在还经常有后代前来吊唁。
其他文物就只剩下断壁残垣，在一片萧瑟的氛围中向世人诉说着过去的沧桑与历史。
，重庆市政府决定江北城（江北嘴）与朝天门、弹子石一同正式纳入重庆市中央商务区范围进行建设。 近两百万平方米的江北城全部被拆除了，不久的将来，会在这里建立起一座新城。
五、南岸弹子石
在弹子石转盘，有一条叫做“卫国路”的支路，沿着这条路一直向着江边走，这便是弹子石老街了。可以说，卫国路就是弹子石新旧连接的过渡，老弹子石的痕迹在这条路渐渐呈现。与路口的繁华相比，卫国路是安静的，人们会诧异在这座喧嚣的城市中，居然能够有这样悠闲的角落。道路两旁斑驳的堡坎和低矮的屋顶被厚厚的尘土覆盖，与其说这是车轮碾过的粉尘，不如说这是岁月留在老街的刻痕。
追述弹子石的来历，自然而然与华夏民族的起源扯上了关系。据说弹子石原来叫做“诞子石”，意寓大禹的儿子启诞生于此，市政府还曾就是否将弹子石更名为“诞子石”征求过市民意见。
而传说终究还是传说，千年往事更是无从考证。
座落在弹子石江边谦泰路142号的法国水师兵营，那可是活生生地见证了历史。尽管现在法国水师兵营，已经过改造成为长江边一处集文化遗产与娱乐休闲为一体的高档酒吧。中式牌坊与法式建筑相得益彰，牌坊门楣上“大法国水师军”几个字依旧清晰可见。
水师营分楼上楼下两层，走马转角廊，开有数道拱门窗，院内铁艺栏杆做工精细，经久如新。右侧的“开埠史”展厅很小，寥寥数语写尽了列强的侵略和民族的屈辱。
由法国水师营向东，便是慈云寺。慈云寺是一座全国唯一僧尼合院的寺院。它与集厚堂、英国卜内门洋行等残存着历史画面的建筑，沿长江一字排开。它们见证的是重庆的过去，也是弹子石的过去。
还有就是弹子石摩岩造像。佛像开凿于元末明初，背依山崖，面对长江，呈长方形竖立。两侧用条石护壁，顶部有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维修时，所建的歇山屋顶覆护。龛内造像为一弥勒佛二胁侍弟子。整体造像简洁、明快、朴实、自然。龛左侧五米崖壁处有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题刻：“大慈、大悲、大原；佛骨、佛眼、佛心”。
立德乐洋行
法国水兵营旧址
法国水兵营旧址——院内
法国水兵营旧址——大门
法国水兵营旧址
六、南岸铜元局
在重庆一说起铜元局，很容易让人和钱币扯上关系，而知根底的重庆人，则会联想到另外三个字：“兵工厂”。
重庆最初没有制造货币的资格，重庆人使用的货币都是成都或武昌银元局所铸的银元。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四川总督锡良拨川汉铁路公司白银200万两筹建重庆铜元局，引进英、德机械设备各一套，准备制造货币。直到民国二年(19)才正式得到清政府授权铸造铜元，民国九年(19)才铸造银元。当时没有电力，厂里的动力为两部蒸汽机，是我市历史上第一家机械工厂，也就开创了重庆现代工业的先河。
因该厂设在南岸骑龙山下，于是那儿就有了铜元局这个地名。
铜元局不仅能够生产铜元、银元，而且可以生产子弹等军火。民国初年，军阀混战，铜元局便成了被争夺的肥肉。
上世纪二十年代，川、滇、黔各派军阀都曾占领过铜元局。民国十二年(19)夏，贵州军阀周西成部多次进攻铜元局，将能搬走的东西全部掠去，使铜元局损失惨重。后来，刘湘占据重庆，将铜元局改造成兵工厂，仿制德国小口径枪弹，跨入兵工行业，易名为“陆军第二十一军子弹厂”。
抗战时期，铜元局成为国民党的兵工厂，发展为重庆规模最大的枪弹基地，为打败日本侵略立下了功劳。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铜元局被中央人民政府接管，易名为“重庆长江电工厂”。其军用产品的研发、生产一直处于国内同行领先地位。1999年香港回归时，为解放军驻港部队提供精良装备。
一百年来，铜元局阅尽山城历史沧桑，它的历史也是一部重庆工业和重庆城市发展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