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读书】
人生深处
——《论语》解读系列之：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文/朱振山
孔夫子一生致力于追求学问与讲述、传播学问，而后人却对“学问”的理解多较片面。一般认为，学问就是书本上的文化知识，实际上，学问是包括文化知识在内的人生经验。在《论语·为政第二》篇里，孔子向我们提出了他的人生报告，讲述了他的人生经验。从十五岁讲起，一直讲到七十岁，带领我们循序渐进地领略他人生深处的壮丽景观。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的人生报告，稍通文墨的人都耳熟能详。一般人多是这样理解的：孔夫子十五岁的时候立志于学习，三十岁时自立于社会，四十岁就不再迷惑了，五十岁时则知道了自己的宿命，六十岁听什么都不觉得奇怪，七十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也不会超出规矩去。
这种理解其实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如果真是这样，孔子就够不上圣人的资格了，充其量是一个老成持重的人。
那么，孔子的人生深处具有怎样的景观呢？孔子是七十二岁死去的，他的身世很坎坷，父亲去世的时候，他上面只有一个半残废的哥哥和一个姐姐，对家庭，他要挑起全部生活重担来。他在十五岁的时候，就立志要求学问了，“志于学”的“学”不是学习，而是学问。古人把求学称作求道，这里学问不单单指读书，而是要穷究宇宙人生的真相，当然包括世故人情了。因为，古人的学问是先做人后求知，蒙学读物《三字经》里的“首孝悌，次见闻”说的就是获取学问的先后顺序。孝悌是如何做人，只有学会了如何做人，才能进而获取知识。一个人如果连做人的起码原则都不懂，即使获得了再多的知识,也不能说是有学问。
学问还有一个代名词，叫做人生经验。中国人经商需要人生经验，劳动需要人生经验，生存需要人生经验，从政也需要人生经验。那么什么是人生经验呢？就是要懂得世故人情。讲到世故人情，大家都把“世故”理解成圆滑，把“人情”理解成礼尚往来。这是非常局限、非常片面狭隘的。实际上，“世故”就是透彻了解事物，懂得过去、现在和未来，阅尽人间春色。“故”是事情，“世故”就是世界上的各种事情。“人情”这两个字的内容更加丰富，它甚至可以囊括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行为科学等许多学科，也就是人与人如何融洽相处的。由此可知，孔子的“志于学”工程是何等艰巨浩大！
经过十五年的不懈努力，孔子的学问逐渐丰富。“三十而立”，他获得了“立”的功夫，“立”不仅是自立于社会，更要秉承一种处世原则，譬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个“立”就是不动。佛学上有“戒、定、慧”的修行过程，孔子的“立”就是诸多持戒之后的“定力”，是为人处世的原则确立了，人生就要走这条路了！什么路呢？“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就是“三十而立”的真正含义。
下面，“四十而不惑”则带领我们进一步去领略他的深层人生。孔子是圣人，但他首先是人，作为具有七情六欲的人，他也要不断追求。追求包括两种：一是文化方面的欲求，即灵性的圣洁欲求；一是身体方面的欲求，即生存的快乐欲求。这两种欲求不断拼搏撞击，灵魂越是博大强健，这种拼搏撞击越是激烈酣畅。可以这样理解，四十岁之前的孔子一方面志立于追求学问，一方面还有快乐的追求。只不过，他那强大的自控力没有让快乐原则浮出水面罢了。但那时的孔子难免会产生隐约的迷茫。然而，孔子毕竟是孔子，若是平庸之辈，很可能在“志于学”的漫长生涯中偃旗息鼓、安享平庸了，而孔子却战胜了自己，四十岁时，他终于不再困惑，他坚定了“志于道”的决心。
到五十岁的时候，他就“知天命”了。知天命在一般人看来就是知道了宿命。宿命是什么呢？宿命就是那个远因导致的人生际遇，以佛教的说法，今生的一切苦难都是由很早以前的“业因”所决定的。这种解释不免有些消极悲凉，并不符合孔夫子积极进取的人生。孔夫子如果听天由命，又怎么能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呢？那么孔夫子的“知天命”是什么呢？是知道了自己的使命，即“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尽毕生之力，传道授业解惑，致力于完成授徒教学，整理、阐述古大德的至理名言，发现、传播宇宙人生的客观规律等历史使命。
“六十而耳顺”的通常解释：听见什么都不觉得奇怪，看见什么也不觉得诧异。但这只是一种外在的坦然。孔子为什么能在六十岁的时候处变不惊、从容不迫呢？是因为，这时候他已通晓了世故人情的来龙去脉，掌握了因果规律。他知道：世界上的事情没有无缘无故的，当然也不会出现无因之果与无果之因，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人家骂你，自有骂你的理由；人家称赞你，也有称赞你的理由。六十岁的孔子真正做到了嬉笑怒骂由他去，我自岿然不动心。然而，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孔子的岿然不动不是任人宰割，更不是消极等待，而是积极进取的。他告诫人们的“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就是“六十而耳顺”的精神状态。
我们继续向孔子人生的纵深处走去：“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时，孔子对世故人情已经了解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他获得了人生的大自在。然而，这种大自在并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实现的。通常理解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也不会超越规矩”显然是肤浅的。这好比我们只看见了花香四溢，看不见成长的艰辛；看见收获的硕果，看不见耕作的勤劳。可以说，“从心所欲不逾矩”里有动有静，有生有克，有自由有约束，有情感有理智，真正称得起是人的“文化”与“文化”的人。这种境界的修炼是需要过硬功夫的，我们借用佛学的一个名词来阐述，那就是“放下”。没有“放下”的功夫，就不会有“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时下人也想“从心所欲”，并且常常冒天下之大不韪来“从心所欲”，只是许多“从心所欲”都成为违法犯罪的成因，成为锒铛入狱的起点。关键是，时下人没有“放下”的功夫。“放下”首先要在心念上放下。放下什么呢？那就是 “五欲”，是财欲、色欲、名欲、食欲、睡欲。这几种欲望都是人们不能获取“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枷锁，也是人们不能通晓世故人情的障碍。孔子的硬功夫就是克制了这五种欲望。如果没有修身、克己的功夫，就只能是“从心所欲必逾矩”了。
纵观这一段人生报告，我们可以看见孔子的人生深处，激荡着修身克己的风云。那么修身克己的必然性在哪里呢？在自由与享乐的价值观里，似乎修身克己是一种不合时宜的事情，但这只是现当代人的一种妄念。从人类整体发展角度来看，维护和发展群体利益，应该是人类的终极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群体的选择比个体的选择更为重要。因此，为了群体利益，社会总要迫使个体就范，总要干预一些个体的欲望。不管到什么时候，个体欲望与群体利益都不能完全一致，因此，个人总是存在一个自我克服、自我战胜的问题，这就是修身克己的历史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