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礼监
洪武十七年（1384年）四月，朱元璋对宦官机构进行第一次调整时，增设了礼监司，其职权为掌宫廷礼仪。至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第二次全面调整时，司礼监的职权则改为掌冠婚丧祭礼仪、赏赐笔墨书画、督导光禄司供应皇宫筵宴等事务。这时，司礼监虽仍排列在内监之后，但新增加的掌御前勘合、内使出门马牌等机要工作，无疑已大大提高了其地位。
永乐时期，司礼监仍为宦官的一般衙门。但到宣宗朝，司礼监的地位开始得到提升。宣德四年（1429年），特设内书堂，命大学士陈山专授小内使书，而太祖不许宦官识字读书之制从此废除。内书堂直属司礼监，其主要任务是为二十四衙门提供有文化的宦官。负责记录御前文字的太监和掌封进本章、发行谕批的文书房宦官亦均出自内书堂。
伴随着内阁票拟的制度化，司礼监秉笔太监“批红”的制度应运而生。票拟出现之后，依制阁票应由皇帝亲自批答，但实际上早在宣德时期皇帝已不能做到这一点。不久，代替皇帝批红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即应运而生。正统以后，每日所奏文书，除皇帝御笔批数本外，其他都归众太监拟照阁中票拟字样用朱笔楷书批写。与此同时，司礼监自身的权力和结构也进一步高涨和严密化。首先，司礼监将宦官各衙门的主要权力逐步集中到自己手中，举凡镇守太监的调派，同三法司录囚，提督京营、东厂等大权皆归属司礼太监。其次，在组织形式上，司礼监已形成为一个以掌印、秉笔太监为首脑的和内阁部院相对应的庞大的官僚机构。司礼监实质上成为内廷的另一内阁，其掌印太监实际已成为与内阁首辅对柄机要的“内相”。
内阁的设立是客观的需要，司礼监的势力则是出于皇帝主观的需要，尽管他们的权力被后人称为有宰相之实，但从制度上可看出内阁、司礼监都没有掌握独立的相权，而是被皇帝成功地分成两个部分，成为明朝皇帝集中皇权的两个政治砝码，它们各居一端，在皇帝的控制下，保证了皇权的集中和正常运行。即使皇帝疏懒、年幼或无能，这两个砝码也没有改变平衡机制的能力。明代大多数皇帝深居宫内，却能够维持统治，这不能不归功于这种平衡机制。有其利则有其弊，明代监阁体制在发挥其合理功能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在国家政治方面产生出宦官之祸等负面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