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视野金石学研究的拓荒之著
——读王宏理《中国金石学史》
文/徐文平
浙江财经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中国金石学史》 王宏理著
出版发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开本：16开 印张：74.75
字 数：1258千字
定 价：238.00元（上下册）
版次：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王宏理先生新著《中国金石学史》日前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上下两册、六编126万字的煌煌巨著，引起了学术界及书法界的极大反响。不少专家、学者为之欢呼，许为近年艺林扛鼎之作。蒙先生厚爱，第一时间惠我新著，有幸先睹，奉读一过，启迪殊多，受益良深。
中国金石学是中国特有的传统学问，尤以宋、清两朝成就为突出，主要体现在对金石资料的搜集整理与著录领域，并也曾有过不少考订文字等方面的成果，但多是个案研究。自近代叶昌炽著首部古代石刻通论性著作《语石》以来，继起者有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朱剑心《金石学》等。但叶氏写作著述方式以旧式学者笔记体为主，继起者虽于“石”外增加“金”的内容，但在体例上基本未有新突破，且学术成果多沿袭前说，缺乏深入性、系统性。至于作系统的研究总结特别是以艺术视野加以深入探讨与总结，自然更无先例。王宏理《中国金石学史》一书的出版，填补了这一课题的学术空白。这项成果的巨大学术价值与文化意义，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以时代文化的高度，揭示了金石学在现代社会的文化意义；从现代学科角度，廓清了金石学的内涵与外延。
重视大文化视野是近年艺术史学研究的一个趋向，这对往昔多停留在叙述性编纂阶段的著述现象而言是个进步，但却容易出现两个偏向：一则以其他学科知识与艺术史实生硬拼凑，名为研究实为拼盘，少有学术意义；二则不顾艺术史实，将西方理论及学科分类直接硬套于中国传统学问或学科上，结果是徒创新名词而少学术新见解，失却学?!9C?价值。王宏理先生则不然，其以历史文化为背景，通过“把玩”即从艺术鉴赏的角度切入，抽丝剥茧地为我们找到了非同于现代考古学的金石学科的真正内涵所在。诚如先生所言，所谓“金石”，就是“古董”“古玩”，即“珍贵的可供赏玩的古代器物”。然而，这“玩金石”正是古训中首先被力戒的。《尚书·旅獒》言：“玩人丧德，玩物丧志。”而如今现状也是：客观上因随着研究的学术化，无形中被划入考古学；主观上也正因受“玩物丧志”的古训影响，片面地认为用以研究历史才是正道，试图强行归入考古学。结合对中国金石学发展演变的深度梳理，王宏理对此一一作了辨析，并在讨论考古学界有关分支学科的观点及“案头考古学”（此指金石学）与田野考古学、金石学与美术考古学关系的基础上，以艺术为视野，明确指出了金石学在当代仍然完全可以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即与考古学保持一定距离的，或说以艺术鉴赏为主、考古为辅的）中国传统的学问存在并须发扬光大，这为金石学在当代的重振夯实了理论基础。
第二，对多种金石器物的起源及流变过程中的名实关系重做全新的研究，并对中国金石学做出实质性的艺术探讨。
以“玩物”为主要目的的古玩搜集珍藏，是中国极为丰富而精美的古玩之所以留传至今的原因所在，它是源远流长的中华灿烂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故金石学史的研究，“不啻一部美术变迁史”（朱剑心语）。以艺术为视野，《中国金石学史》始终贯穿着对各期各类金石的艺术特点和历代学者的研究这两大主题。王宏理先生通过对多种金石器物的起源及流变过程中的名实关系重做全新的研究（如从名实、体用等方面，全方位地论证了墓志、墓碑碣、告地策、刺谒等，更从大量考古资料中找出东汉墓志中已明确刻有“墓志”二字，提出起源新说），纠正了许多错误观点（如学者误解墓石柱即望柱、华表为神道，或将左阙、右阙与墓阙混为一谈等），澄清了历来金石学悬而未决的诸多问题，并筑基于现代考古新材料和对古典文献的爬梳钩沉，不但厘清了历代金石造型、纹饰、书体书风发展演变的脉络，为文物考古的断代与真伪鉴别研究提供有较高价值的参考依据，而且借此实现了对各时期各类金石从造型、纹饰、铭文等艺术特点及文化意义的全新的系统阐述。无论在金石、美术或考古领域，《中国金石学史》都取得了让人眼前一亮的重要突破。
第三，基于新发见的全方位、多角度的系统化探索，成为中国古老学问现代研究的成功范例，具有重建学科体系的重要价值。
王国维先生曾言：“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姜亮夫先生进而以为：“使历史改观之最大原因，一为新的材料之发现，一为新的学术之发现。”王宏理先生对此有着透彻的理解，并以其拔萃出类的史德、史识、史才和对考古文物的全面把握，运用王国维独具特色的“二重证据法”，自如地驾驭各类各期金石学研究史料并加以系统化梳理研究，以自己确切鲜明的语言来阐述金石学这门古老而精深的理论，发前人所未发，得到了一系列令人信服的新结论，诞生许多新观点。如清代所出三国时楷书碑《葛祚碑》，至今人皆以为碑形仿旧制，文字为后人追刻。著者根据大量现代考古材料证明其非伪。又如颜真卿的《多宝塔碑》，字体严整，与其后期碑碣中宽博雄强的风格不类，学者皆以为是其早期书风。著者将其碑帖按时代详细排列做深入研究，并以新近出土的《郭虚己墓志》为佐证，指出是两种不同创作风格，而非早晚之别等。可谓信手拈来，皆成春色，让人赞叹不已。
王宏理先生以为，金石学史上不少问题至今众说纷纭而莫衷一是，究其原因，在于多因仅从某一角度来思考所致。学术研究的角度与水平，既依赖于研究者的已有学养，又需仰仗研究者的才能与眼光，即需要“学、才、识”三位一体的合力作用。作为国学大师姜亮夫先生的高足、王国维先生的再传弟子，王宏理先生饱读诗书，主攻金石文献及书画艺术，其诗才、学识早已被学界所赞许。究其学术研究，前有《志墓金石源流》《古文献学新论》的考证与讨论，新见迭出，大张学术开拓精神；今之《中国金石学史》更有重建学科体系的考量，中国金石学史观也由此得到了全新的阐释。而这些新成就的不断取得，皆立足于对研究对象的全方位、多角度的系统性研究，其研究方法、治学精神无不对后来者深入事物本质及学术研究的规范化、科学化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中国金石学史》的撰述源于王宏理先生青年时代的兴趣与愿望，正是其集三十余载的学术积累和对考古新发现的持续关注，几十年磨一剑，终将中国金石学这门古老的学问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广度、深度和时代的文化高度。
责任编辑：陈心怡、陈 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