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从家家户户的“食”
来看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变化吧
“民以食为天”
可以说人们将“食”
作为生活的最低标准
同时人们也将“食”
作为生活的最高追求和享受
浙江城镇居民人均食品支出比1957年增长了83倍，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却从1957年的61.0%下降到的27.1%，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质的飞跃，从贫困走向全面小康。
新中国成立初期
新中国成立之初，居民收入水平较低，主食以糙米、小米、大小麦、玉米、高粱、番薯、芋艿等粗粮为主，肉禽蛋及水产品消费量普遍较低，糕点、糖果、水果、小食品等，也只有为老人、孩子、病人或走亲访友和春节等节日偶尔买上一点。
土地改革后，农民分到了土地，吃饭问题开始好转，许多农村居民家庭开始吃上了大米饭。
1949年杭州解放后，余杭县一户贫农第一次吃上白米饭(《浙江20世纪图鉴》下册第380页)
1953年开始，国家对粮油统购统销，粮食和副食品凭票证供应，一般居民每人每月大米13公斤左右，重体力劳动者每人每月16.5～21.5公斤。此后，粮票、油票、肉票、蛋票、糖票、豆制品票等伴随居民生活近40年，如果缺少票证，有钱也寸步难行。
1958年，农村人民公社办起了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等多项福利措施，部分地区农民一日三餐都在食堂吃饭，农村居民过上了供给制生活，但大食堂仅维持了一年左右时间，就因粮食供应不足无法继续。
1958年居民在人民公社食堂集体用餐(《浙江20世纪图鉴》下册第491页)
1959-1961年，浙江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农业歉收，粮食和副食品供应严重短缺，政府压缩了城镇人口粮食和副食品的供应标准，1959-1961年市场销售的肉类按全省人口平均分别为0.75公斤、0.14公斤和0.59公斤，蛋类分别为0.14公斤、0.23公斤和0.30公斤。大多数居民家庭常年餐桌上见不到肉，蔬菜成为“救荒食品”，粮食作物的叶、秆、根、皮、壳，薯类作物的叶、茎、根，野生植物的秸秆、根、叶、皮、果实等都用来充饥。农村部分地区不断发生人口外流、浮肿病、甚至饿死人的情况。
即便到了70年代，很多人还是不能吃饱，一日三餐，番薯干、土豆、玉米搭着大米煮饭煮粥吃。
改革开放后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粮食生产逐年增加的同时，农业生产多种经营经济全面发展，市场农产品供应量越来越多，品种越来越丰富，城乡居民的食物消费量逐年增加，饮食结构不断优化，营养水平不断提高。随着农产品供给的进一步好转，凭票、证供应范围逐步缩小，1992年6月1日，杭州市区取消猪肉凭票定量供应，1993年1月1日起，在全省范围内放开粮食购销和价格，实行了近40年粮食定量供应制度被彻底取消，其他各种副食品票证也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与此同时，居民的饮食消费逐渐从主食型过渡到副食型，粮食在食品消费支出中的比重明显下降，城镇居民购买食品支出中，用于粮食支出的比重由五十年代的50%左右下降到的10%左右，农村居民则从60%左右下降到20%左右，粮食消费追求有机、精细和多样化，肉禽蛋和水产品讲究鲜活。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南北文化的融合，八十年代以来浙江的饮食文化也发生较大变化。国内传统的八大菜系先后入浙，以杭帮菜为主的浙菜独领风骚局面开始打破。川菜、京菜、湘菜、粤菜、鲁菜等名店纷纷在杭、宁、温等城市开分店推招牌菜，为美食爱好者和长年在浙外省籍人群提供家乡菜创造条件，在各地名餐馆招牌菜进浙江时，全国各地美食小吃也齐聚浙江。
进入新世纪后
进入了新世纪以后，食品市场更加繁荣，琳琅满目的食品应有尽有，食品市场也不断细分：出现了母婴食品、休闲食品、绿色食品等各式各样的分类。
肉、禽、蛋、奶、水产品等动物性食物消费量显着增加，烟、酒、茶、糖果糕点等其他食品消费量也逐步增加，在外饮食消费比重越来越大。2000年以后，食物消费更讲究合理用膳，均衡营养，五谷杂粮消费逐渐增多，野生的、原生态的、没污染的食物，甚至野菜、南瓜藤、番薯藤等摆上餐桌。
图源网络
以前是“有啥吃啥”，现在是“吃啥有啥”，如今的人们足不出户便可吃遍世间美味。
“新疆的哈密瓜、三亚的椰子、烟台的苹果、进口的车厘子……”超市、农贸市场食品供应丰富，水果、蔬菜、生鲜、熟食、半熟食等按照区域划分摆放得整整齐齐，食品市场划分更加细致。
人们在“食”上更讲究营养均衡，绿色食品、健康食品逐渐被摆在愈加重要的位置。值得一提的是，过去用来充饥的野菜、粗粮也重新回归大众视野，成为餐桌上的健康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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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大国，若烹小鲜”
小小的饮食中蕴含有大智慧
食品的变化反映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反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繁荣，是新中国70年发展重要的历史见证。
来源：浙江调查、台州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