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硇洲灯塔的海事功能
硇洲一岛孤悬海外，扼守雷州半岛以东海域，随着近代广州湾租借地开辟为自由贸易港，其在海洋航线上的重要性愈加凸显。硇洲灯塔坐落于硇洲岛中东部的孟岗村委会上岭村马鞍山，至今仍是南海的重要航标。
硇洲灯塔，约1905年。来源:网络
硇洲岛的古史难以稽考，南宋末年元兵南下，相传宋端宗赵昰和帝昺在陆秀夫等大臣拥立下曾避走硇洲，留下宋皇井和翔龙书院等遗迹。清代硇洲在行政上隶属于高州府吴川县，道光《广东通志》如此记述硇洲岛：
硇洲孤悬海中，东边怪石浮沉数十里，难以泊舟。西边多石，通舟往来。南北亦多石，可以泊舟其间。桑麻闾井，自成一区。哨舶台汛，声势相连。俨如一城矣。[1]
明清以来硇洲为海防要地，清初迁海复界后，为拱卫高雷和清剿海盗，康熙四十三年（1704）置硇洲营，设都司守备驻防，率千总一员，防淡水讯，头司、二司、三司把总各一员。[2]雍正八年，清政府恢复了明正统所设的硇洲镇巡检司，建巡检司署。[3]
在20世纪以前以帆船为主时代，中国民众主要使用自然标志和望台、土堆、石刻等作为引航标志。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一些官员和地方士绅受西方影响，意识到引航设施之必要，开始筹建具照明功能的灯塔。[4]硇洲灯塔所在马鞍山上，曾有一座石塔，据光绪《高州府志》记载，该石塔为元大德年间乡民谭伯裘所建，久已废弃。并附有元代刘耿阳诗：卓耸奇观障碧川，势吞宝丽与云连。几来高处抬头望，撑起高凉半壁天。以及清代吴士彬诗：古塔凌霄起，登临据马鞍。海山自苍莽，风露亦高寒。[5]
随着近代帝国主义的崛起，19世纪80年代起法国在远东采取新的扩张政策，积极扶持本国航运企业经营北部湾和南中国海的航运业务,1900年前后达到高峰。如Auguste Raphael Marty创办航运公司Compagnie de navigation Tonkinoise得到法国政府大力支持，是海防—北海—海口—香港航线的主要经营者之一，与华商、德商竞争。[6]位于繁忙航线上的硇洲岛颇具战略价值，有建造航标设施的必要。
硇洲灯塔之建造与法国的殖民扩张紧密相关，法国以中国西南和环北部湾为势力范围，控制航路是为其攫取和巩固利益所服务。而雷州半岛扼守法国势力范围的海上交通，故法国人有意改善和控制相关航道。法国人动议琼海关于1892-1894年间在琼州海峡以北的徐闻角尾建造灯塔，1894年在海南岛北部建造临高灯塔和秀英灯塔，三座灯塔均由海关洋员管理。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香港—广州湾—海口—北海—海防的航线往来频密，在该航线上的航标管理，无疑强化了法国人的影响力，客观上有利于各地通商联系。作为华南航线中的重要航标，以及驶入广州湾航道的第一处灯塔，硇洲被标记在海图、旅行指南等多种航海资料上，如在一本19出版的中国南方和东南亚法文旅行指南中，硇洲灯塔和硇洲岛被记录在广州湾与海口的航线上，[7]以便各国船舶了解。
1898年法国以“租借”为名入侵广州湾，法国海军在农历六月初七已登陆硇洲，占领淡水炮台。[8]在《谨将吴川县拆开硇洲巡检单报各款照缮清折呈电》中，地方官员向上级报告法国人“在北港庄屋村起造石塔以便广州湾轮船进至认识，免其触礁搁浅……在南港起造石塔，是毁拆民房石料所造……在南岭村后，又起石塔一所。”[9]这些石塔当为法军入侵初期的临时引航设施，在日后被硇洲灯塔和其他灯标取代。
1899年中法两国互订《广州湾租界条约》，第四款规定“又在各岛及沿岸，法国应起造灯塔，设立标记、浮椿等，以便行船，并总设整齐各善事，以利来往行船，以资保护。”[10]在广州湾主航道沿岸，法当局除了在入口处建造硇洲灯塔，还在航道沿线的东海岛蔚律港沙尾、东头山岛、南三岛东南、麻斜、霞海和沙湾等处建造灯桩（燃火照明），从而建立了较完善的航标系统。船舶进入租借地内麻斜、西营（Fort-Bayard）和赤坎三处城区，一般需从外海经硇洲岛向西驶入东海岛与南三岛之间的广州湾航道，继而北上，再停泊麻斜海两岸的海湾腹地。该航道较为曲折漫长，且多有礁石，为了保障船舶尤其是大型蒸汽轮船的通航安全，吸引各国船舶驶入广州湾，设置航标设施以管理和引导水上交通，自然是法国当局的当务之急。
广州湾航道图，右下方为硇洲岛，1931年。
来源:《法国在广州湾》
二、硇洲灯塔的建造过程
硇洲灯塔坐标为北纬220°54"04.8"N,东经110°36"22"。塔高19.2米，加上其马鞍山顶的高度83.8米，灯高为海拔103米，射程26海里。硇洲灯塔结构由下至上可分为三部分：方形底座、圆锥形塔身、笼形灯室。底座底边长约6.82米，顶边长5.68米，高5.40米；塔身由13层石砖环砌而成，通高10.369米，最大径5.35米；灯室高1.95米，底部圆周长11米，平台周围设1米高的铁栏杆。塔身内部，有一条直径52厘米的圆柱塔心。圆柱右向是68块厚约17厘米的扇形心石叠砌而成的石阶，围绕圆柱逆时针盘旋而上，直抵灯塔内壁，再由斜铁梯登上灯室。灯塔石材主要取自岛上的玄武岩（俗称麻石），灯塔内壁与外层石砖以榫槽相接，层层齿合，间隙极细，体现了建造者的高超工艺。硇洲灯塔由法国官员招募中国工匠和工人进行施工，彼时岛上流传一首雷州话民谣：“大法国，做灯楼，招屋广裕做工头……”[11]
在灯室内，安放着一台由139条弧形水晶三棱镜片和两面凸透镜组成的双抛物面“牛眼透镜”，该水晶镜片已无厂家专门生产。今天的硇洲灯塔实现了器械自动化，每当夜幕降下，电灯泡亮起，通过镜片折射汇集成强大的水平光束，灯座底盘每12秒自动旋转一周，使灯光投射四方。
水晶磨镜，。阮宇冰摄
关于硇洲灯塔的始建年份，历来以1899年之说为误，这是根据硇洲灯塔底座的法文石碑判断。该石碑上半部分“REPERE DE NIVEAU”意为“水平仪标志”，下半部分“+16.05 dH dessus des plus BM Surprise 1899”中的1899，可能是为了纪念法国远东舰队炮舰袭击号（La Surprise）1899年曾参与硇洲岛上若干行动，而非表示当年已开始建造灯塔。而且据当地民众介绍，这块石碑原在灯塔附近，并非灯塔的一部分，若干年前才被嵌入灯塔基座。
笔者认为，硇洲灯塔的兴建不早于1902年。曾于1900年视察广州湾的法属印度支那总督保罗·杜美撰写的《印度支那的状况（1897-1901）》报告中，“广州湾航道的照明和灯标系统”一节介绍了1900年3月批准动工的灯标系统的进展情况。文中记载当时法当局在航道沿线设置了若干小型信号灯，其中包括硇洲岛西南部的锚地岸边和对岸东海岛的山丘，以便船舶停泊和通行。该节的最后提及，“硇洲灯塔的修建计划将会在短期内进行招标”。[12]这份报告所记述的内容止于1901年，并于1902年出版，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硇洲灯塔很可能是在1902年动工建设。另外，在几张约摄于1902年的照片中可以看见：数米高的石塔遗迹尚存，身穿白衣的法国官员骑马视察硇洲灯塔施工现场。
工人在硇洲石塔遗迹，约1902年。来源:网络
法国官员视察，约1902年。来源:网络
三、硇洲灯塔的管理维护
硇洲灯塔的建造历时两年，1904年竣工投入使用，硇洲“灯塔守卫”（gardien de phare）一职首次记载在当年出版的《印度支那年鉴》[13]中，当年的守卫名为M.Coffec。这份年鉴以6页的篇幅介绍了广州湾租借地的人口、机构设置和官员职务等情况，其中“第三区”（Troisième Circonscription）即今东海岛、硇洲岛。1904年该区共有4名法国人，4名越南人和61827名中国人，区长官驻在淡水（今硇洲镇），并驻有俗称蓝带兵的警卫军（Garde Indigène）若干，还设置混合法庭（Tribunal Mixte）。
广州湾法当局和法属印度支那当局重视硇洲灯塔的管理和维护。1907年的《印度支那年鉴》记载，硇洲灯塔隶属“东京海事分区”（Circonscription du Service Martime du Tonkin）[14]，灯塔守卫转由Coat Jules担任。19的《印度支那年鉴》中，Coat的头衔变为“灯塔长官”（maître de phare），同一时期还有一位名为Héry Jean的守卫，似可说明硇洲灯塔管理人员编制增加。到了19，Héry Jean已是灯塔长官。由此可见，法当局一直派员常驻灯塔。
灯塔的作用亦不仅限于照明导航，其后更具备了通讯和气象观测职能。1927年的印度支那政府报告提及，1925年12月硇洲灯塔设置了无线电台[15]；1931-1932年度的《印度支那气象服务年度报告》中记载，西营设有二级信号台，硇洲灯塔亦附设台站，皆统属于河内的东法天文台。[16]曾在广州湾任职的军官阿尔弗烈德·博南格在1931年出版的《法国在广州湾》中记述，淡水与硇洲灯塔有电话线路相连；硇洲可通过无线电与西营（Fort-Bayard）邮电局联络，西营邮电局有助于海上商业交通及沿海气象与信号安全，能够传输往来印度支那和海南的无线电通信，并与香港、澳门等地联络。[17]二战期间法国本土沦陷，1940年6月18日戴高乐将军在伦敦发表《告法国人民书》，呼吁法国本土和海外殖民地的军民一致抵抗法西斯，这一广播正是通过硇洲灯塔的电台转到西营城区，起到鼓舞人心的作用，促使当地一些法国官吏和军官响应号召。[18]
《广州湾租界条约》第五款规定：“法国可以立定章程，并征收灯、船各钞，以为修造灯椿各项工程之费。”据19的广州湾财政报告，当年法当局“灯塔和锚地停泊税”收入610.00皮阿斯特。[19]而在1930年，单单支付给硇洲灯塔雇员的薪金已达1313.56皮阿斯特[20]，尚未包含维修费及其他费用。广州湾时期硇洲岛的公路主要有两条，分别是淡水通往灯塔的东西向公路，以及这条公路中部通往北港的南北向公路。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硇洲灯塔虽在广州湾租借地内，却与印度支那有着多项紧密的业务联系，受印度支那和广州湾两级政府的统辖管理，当局对灯塔的投入所费不少，以维持硇洲灯塔及其附属设施的航行交通和通讯联络功能。
红框为硇洲灯塔，Carte du territoire de Kouang-Tchéou-Wan局部，1935年。
来源:法国国家馆http://gallica.bnf.fr/
仅靠一两名法国人不足以维持硇洲灯塔的运作，早期的硇洲灯塔采用链条传动和煤油灯发光，需要人员彻夜值守。在硇洲当地老人的记忆中，灯塔雇佣了岛民。许德权生于19，其父许庆春曾担任淡水公局“局头”（公局长）。许德权回忆有三四个本地人受雇帮硇洲灯塔的法国人点灯，傍晚六七点时点亮煤油灯。[21]生于1932年的陆盛从小到硇洲读小学，他如此回忆：
那时灯塔是不能随便进去的，如果随便进入，法国鬼有枪会打死你的。守灯塔的法国人有三十多岁了，长得很高大，看到都怕他。他的老婆也是法国人，他们共生了六、七个小孩。他们两夫妻负责管理灯塔，守灯塔有请本地人帮忙点火。[22]
据方志强《硇洲灯塔》一文，有一名法国人负责灯塔的全面管理，两名越南人管理无线电台和收发电报，有三批岛民参加过点灯：分别是上园村周玉英；上岭村梁世杰和陈屋村陈培占；上岭村梁祝成、梁祝海、梁世杰。点灯工人每月工资为22至25西纸（印度支那元，引者注），每晚分三个工班，每班1人。[23]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收广州湾，硇洲灯塔收归雷州关管理。1950年2月，雷州关改名湛江海关，灯塔由湛江海关代管。1952年，硇洲灯塔移交广州航道局管理，1954年又移交给南海舰队管理。1982年至今，硇洲灯塔交由广东海事局湛江航标处管理，今设硇洲差分台。灯塔除其发光系统几经改造外，石质塔身基本保持原貌。
硇洲灯塔是一座极具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工艺价值和实用价值的石构航标灯塔，自建成起一直服务至今，是目前世界上仅存的两处水晶片凸透镜水银底座灯具塔之一。它的光照射程覆盖了硇洲岛周边海域，有效地为驶经附近航线的各地船舶指引方向。1996年硇洲灯塔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座百年建筑堪称广州湾历史和海洋文明史的重要见证。
硇洲灯塔，。阮宇冰摄
注释
[1]阮元修，陈昌奇等纂：道光《广东通志》卷127.
[2]杨霁修，陈兰彬纂：光绪《高州府志》卷17.
[3]穆彰阿纂修：嘉庆《大清一统志》卷449.
[4]李芳：《晚清灯塔建设与管理》，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5]杨霁修，陈兰彬纂.：光绪《高州府志》卷12.
[6] Bert Becker. France and the Gulf of Tonkin Region: Shipping Markets and Political Interventions in South China in the 1890s,Cross-Currents: East A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Review.v. 4 n. 2.560-600.
[7] Madrolle Claudius. Chine du Sud. Java. Japon（2eédition）, Paris:Librairie Hachette, 1916.58.
[8]《明清档案大清德宗景帝实录》，光绪二十四年六月电报档。[9]苏宪章编著：《湛江人民抗法史料选编（1898-1899）》，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第106页.
[9]苏宪章编著：《湛江人民抗法史料选编（1898-1899）》，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第80-81页.
[10]王铁涯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出版社，1957年，第929-930页.
[11]方志强：《硇洲灯塔》，《湛江文史》第七辑，1988年，第184-185页.
[12]PaulDoumer. Situtation de l’Indo-chine(1897-1901), Hanoi:Imprimeur-Editeur,1902. 214-215.
[13]Gouvernment Genéral de l’Indochine.Annuaire général de l"Indo-Chine（1904）, Hanoi:Imprimerie d’Extereme-Oreint, 1904.
[14]Gouvernment Genéral de l’Indochine.Annuaire général de l"Indo-Chine（1907）, Hanoi:Imprimerie d’Extereme-Oreint, 1907.
[15]Gouvernment Genéral de l’Indochine.Rapports au Conseil de gouvernementt général de l"Indo-Chine（1927）, Hanoi:Imprimerie d’Extereme-Oreint, 1927.
[16]Gouvernment Genéral de l’Indochine.Rapports au Conseil de gouvernement général de l"Indo-Chine（1933）, Hanoi:Imprimerie d’Extereme-Oreint, 1933.
[17]Alfred Bonningue. La France à Kouang Tchéou Wan, paris: Éditions Bergre Levrault,1931.
[18]据法国友人Jean-Marc Nicol忆述，其父亲彼时正在广州湾西营任军医。
[19]Gouvernment Genéral de l’pte administratif du budget local du territoire de Kouang-Tchéou-Wan:exercice 1922, Hanoi:Imprimerie d’Extereme-Oreint, 1923.
[20]Gouvernment Genéral de l’pte administratif du budget local du territoire de Kouang-Tchéou-Wan:exercice 1930, Hanoi:Imprimerie d’Extereme-Oreint, 1931.
[21]许德权口述访谈，卢茵整理，2月，硇洲镇.
[22]陆盛口述访谈，游文意整理，2月，硇洲镇.
[23]方志强：《硇洲灯塔》，《湛江文史》第七辑，1988年，第186页.
本文原载《新中国成立以来湛江文史资料选编》第七册《文化建设（下）》，现略作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