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雷册渊
货币，自古以来皆为国之重器，不仅关联着经济发展，还关系到王朝的盛衰，素为历朝历代所重视。通过货币研究中国史，会有怎样一种不同视角？透过“方孔”看中国，会发现哪些惊喜？哪些遗憾？
《货币里的中国史：历代钱币的源流和图释（AR高维版）》（以下简称《货币里的中国史》）一书，梳理出了中国货币发展的脉络和中国货币发展史上的重要节点，由一枚枚小小的货币发微，从侧面呈现了历史的另一种风貌，揭示了历代兴替的奥秘，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和研究中国历史的独特视角。
中国钱币学的遗憾
读书周刊：古钱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已经有人收藏和研究古钱币了。那么古钱研究在中国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任双伟（《货币里的中国史》作者）：在中国，南北朝时就已经有人系统地研究和收藏古钱并形成著述、传诸后世了。至今我们依然可以在宋人洪遵的著作中看到唐以前古钱著作的留存。而真正近现代意义上的钱币学研究是从清末开始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是因为考据之风的兴起。以前，大多数钱币收藏者都是泛泛地收集和观赏，很少有人真正去研究它，更谈不上是一门学问。清末，因为考据之风的兴起，人们对于钱币文字的认识和掌握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慢慢开始认识到了钱币的研究价值。二是因为西学东渐，西方的科学观念慢慢地传入中国，近代客观主义历史学派之父利奥波德·冯·兰克主张研究历史要客观公正，并且重视原始资料的重要性，在这样的史学观念影响下，中国的钱币研究真正走向了科学化，也从之前的钱币收藏、钱币研究真正发展为一门学科——钱币学。
读书周刊：在此之后，中国的钱币学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
任双伟：我个人认为，明清以来钱币学在中国有三大高峰：第一次是从乾嘉时期到清末，由吴派、皖派的穷经证史而引发对名物的研究，出现了梁诗正、江德量、翁树培等一批钱币学家，他们厘清了古代钱币的大体沿革和分类；第二次是民国时期，受朴学和西方史学的双重影响，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五四史学者将出土文物置于绝顶重要的位置，于是有了杨联升和彭信威依据西方的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为钱币学的科学化做出贡献，让钱币学可以屹立于学术之林，方若、丁福宝等人依照清人和西人之方法，也对清人的钱币理论进行了补充和发展；第三次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五四史学的余波影响下，钱币学会、大专院校和民间藏家基于庞大的钱币出土量和现代化技术手段，对中国钱币进行了系统化的侦测、分析和厘定，并逐渐走向精细化和专门化。
读书周刊：中国钱币学发展的这条路有快有慢，有舍有得，难以进行简单的评价。而在您看来，目前的钱币学研究多专注于形成钱谱等细途，而未见史学、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对钱币学的浓厚兴趣和规模化交涉，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任双伟：确实如此。自古以来，钱币圈就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圈子，这个圈中的人主要做两件事，一是收集古钱币，二是拓片，形成钱谱。他们主要追求的是钱币的市场价值和艺术价值。
就钱币学来讲，早在1500多年前的南梁，中国就出现了顾烜的《钱谱》，即以历史实物为收藏、研究对象的学术活动，远远早于西方世界。然而，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的钱币圈却囿于对钱币本身的收藏和研究，未将其发展为一门真正的科学。直至清末，情况才得到改观。即使发展至今，也有一些遗憾：
众所周知，钱币学是考古学的分支学科，我把它称为“史学附庸的附庸”。直到近几年，钱币学才形成了专门的学科，有了博士点。然而，我个人认为，钱币学学科化的道路或许会走向一种“躲进小楼成一统”的状态，逐渐与历史学分裂开来，而忘却了来路。
至于经济学，钱币收藏更是与其完全割裂。一方面，钱币收藏者和研究者普遍缺乏经济学理论基础和分析思维，另一方面，大多数经济学家对钱币收藏也处于一种叶公好龙的状态，对古钱币的真假鉴别一无所知。
钱币学与史学、经济学和其他社会学科的这种割裂，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货币的思想价值最重要
读书周刊：在您看来，目前钱币学的价值尚未被大众充分认识、认可。那么钱币研究的价值究竟是什么？
任双伟：货币的价值首先是体现在历史学和经济学意义上的，它为历史学和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历史材料和佐证，是它们的辅助工具。而我认为，货币最重要的价值应该是思想观念上的价值。货币长久地影响着我们的思维，进而影响了历史和整个人类社会。
举个例子，托马斯·阿奎那说：“慈善是所有美德之母，所有美德都由慈善孕育。”以前，慈善需要通过提供食物、衣服等具体的物品和行为来表达，而货币的出现让慈善便捷化了。另一方面，货币又是与博爱格格不入的，它让人更趋于财富和利益，让人类更加贪婪。
再比如，贝壳是一种世界货币，直到20世纪初还有国家和地区在使用贝币。为什么呢？因为贝壳与母系社会的生殖崇拜密切相关。同样的道理也存在于中国的圆形方孔钱中，圆形方孔的钱币形式与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的观念是息息相关的。
读书周刊：除了宏观层面的意义，在具体的钱币研究中，透过“钱眼儿”谛观当时的历史、经济和社会，一定也浸透着许多乐趣。
任双伟：每一枚钱币的背后都有一段故事，映射着一个时代，透过古老的货币，穿越历史、发现价值，这便是货币研究的乐趣所在。
就拿市面上最常见的古钱之一——宋钱来说，收藏和拥有它的人不一定知道，在一枚枚宋钱的背后，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一般来讲，古物的年代越久远，就越珍稀，而在古钱圈则不然。年代更久远的宋钱，其收藏价值和市场价值却不及清代钱币，这是因为市面上的宋钱实在是太多了。宋有“富宋”之别号，宋神宗元丰年间，年铸币量就高达500万贯，超过了整个明朝铸币量的总和。而就是在这样的“富宋”，却闹起了钱荒。为什么呢？先是官府重税，再是私家藏匿之风，三是民间毁钱铸器，四是铜钱外流，精美的宋钱广泛流通于金、辽、日本、高丽、爪哇……
就在宋朝闹钱荒时，出了个缓解钱荒的“能人”——秦桧。没错，就是害死岳飞的大奸臣秦桧。他让差役大张旗鼓地抓来一个镊公（理发师）给自己“栉发”（理发），末了，秦桧以五千钱当作二钱犒赏镊公，并嘱咐他把这些小钱快快花掉，称宫里传出密旨，过几天这钱要被废除。镊公听闻后，赶紧大量采购物品，惊动了诸人。平时藏钱不肯花的人，纷纷加入抢购风潮，“京下见钱顿出”，缓解了“钱荒”。这段历史直到现在，研究起来也是饶有趣味的。
为更多人打开一扇门
读书周刊：您在《货币里的中国史》一书中，以500余张钱币照片、14幅图表，系统直观地展示了自先秦至清末的货币源流和历史沿革。您在写作过程中，是如何取舍这些中国古代货币发展史上重要节点的？
任双伟：回溯货币发展史，我认为有四次重大变革：
从以物易物到有了一般等价物——贝币，标志着货币的诞生，这是第一次历史性的变革；后来，人们发现用铜等金属作为货币，比贝壳更加稳定、更易携带，于是有了从天然货币到铸造货币的转变，这是第二次重要变革；货币史上的第三次重要变革，就是我们熟知的圆形方孔钱成为通用货币，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对货币也进行了统一，即体现中国传统“天圆地方”宇宙观的圆形方孔钱；圆形方孔钱沿用了几千年，直到清末出现了银圆、铜圆和现代纸币，不仅在货币材质上有了变化，更重要的是铸造技术发生了变化，这是中国古代货币史上第四次重大变革。
在《货币里的中国史》这本书中，我只选择了12种有代表性的货币介绍，因为它们几乎涵盖了中国古代货币所有的铸造技术和变革节点。
以书的前四章为例，“三晋与布”“楚币问鼎”“刀出齐燕”“万钱之祖”所昭示的不仅是历代秦王破除七国之畛域，联华夏为一体，与匈奴、百越、外族一决雌雄之政治史，更是半两钱与贝币、布币、刀币、圜钱、楚币等先秦传统货币“度长絜大”“比拳量力”，最终绳绳相续的货币发展史。最终天下归秦，半两钱通行全国，历时上千年……
读书周刊：《货币里的中国史》是近年来钱币学书籍中为数不多的畅销书，您写这样一本书的目的是什么？
任双伟：写作这本书，除了自己热爱古钱币的“私心”之外，还有两途：一是借此阐发钱币学几乎失去的史学传统，即钱币是服务历史、服务民族、服务国家的。二是希望有更多、更广泛的人群对钱币产生兴趣。再版的《货币里的中国史：历代钱币的源流和图释（AR高维版）》将传统出版和AR技术融合，读者只要打开手机，任意翻开书中一页，对准古钱币照片，一枚比照片更为真实可感的古钱币360度AR影像就能即刻呈现到读者眼前。这是一本普及读物，它的历史叙述并不是恪守传统的，而是偏向文化主义的。我深知它的不足和稚嫩，更从不敢以之为学术。它只是一扇门，你打开了，看见了，欣赏了，于是开始耕耘。
读书周刊：或许您努力打破的不仅是大众与钱币学之间的藩篱，也是钱币收藏者、研究者彼此之间的藩篱？
任双伟：可以这么说。
“泉友”是古钱币收藏者的互称或自称，买卖古钱币的人则被称为“泉商”。《周礼》记载，钱币储放机构是“泉府”。两汉之间，崇儒复礼的王莽四改币制，曾颁行代替原货币的“小泉直一”和可以兑换50枚小泉的“大泉五十”。故而“泉”成为钱币的代名词，听上去颇为雅致，少了铜臭味儿。
事实上，由于一般的古钱币价格不高、数量庞大，古钱币收藏一直是一个门槛很低的收藏门类，这就导致了泉友数量众多。而古钱币收藏圈又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圈子，不同的泉友有着不同的收藏领域，分得很细：有的专门收藏厌胜钱，有的专门收藏先秦货币，有的专门收藏某个皇帝执政时期发行的货币，有的则只收藏五铢、半两等某一种特定的货币……与其他收藏领域的收藏者不同的是，在钱币收藏圈中，不同收藏门类的泉友之间呈现出的是一种“井水不犯河水”的状态，他们或许对自己收藏领域的钱币有多少、市场价格高低、艺术价值几何等问题如数家珍，却对其前后承接、历史价值不甚了解，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钱币学要想真正发扬光大，就是要打破泉友之间的这种藩篱，打破收藏者和研究者之间的藩篱，让越来越多人真正成为钱币研究的专家。
读书周刊：您所著的这本《货币里的中国史》不但荣获了“度中国好书”等诸多荣誉，更是得到了戴志强、杜维善、马未都等钱币学家和收藏家的力荐。然而，让许多读者惊讶的是，身为资深泉友的您却是一位“90后”，只有27岁。对于钱币收藏和研究，您有什么心得？
任双伟：“量力而行”的收藏观、“物我不役”的价值观、“乐天知命”的人生观，这是我总结的收藏三观。这里的收藏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是一个过程，是伴随着收藏生涯发轫、演进的过程，它们与收藏相辅相成，合则双美，离则两伤。
书摘
世界史学视域下的钱币研究
钱币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胆敢和史学分道扬镳的？我个人认为，无论中西，都是在17、18世纪，即博学时代和乾嘉考据时代。
长期任教于牛津大学的莫米利亚诺曾有此感慨：“我一生都对一种人特别好奇，他们与我的职业相近，我可以清楚地知道他们的志趣，也能分享他们的热忱，可他们的最终目标又让我感到神秘莫测。这种人对历史的事实充满兴趣，却对历史学本身兴味索然。”
莫米利亚诺认为这些古代的历史研究者，在近代前夜，都走向了与历史学的分化之路，他们都成了收藏家，或者人类学家。
其实博学时代和乾嘉考据都是一种皮浪主义。前者的斗争对象是中世纪神学，后者的对象是宋明理学。早在博学时代之前的文艺复兴初期，博学派的研究已经带有很强的复古性，他们借用古代希腊和罗马之古，对神学进行从头到尾的批判。瓦拉以文献学为突破点，在《君士坦丁堡赠与辨伪》中运用文献学的技术，揭穿了“丕平献土”的骗局，动摇了教皇统治的合法根基。
清儒对宋明理学空泛的理论感到厌倦，在内容和方法上释放了传统儒学尤其是汉学、唐代儒学的知识，以至于凡文字、音训、校雠、辑佚、天文、历算、医卜、水利、金石都成了专门之学。而清初学者胡渭的《易图明辨》，也让宋明理学视为根基的《河图》《洛书》成了无源之水。
再后来，西方兰克确立的政治史规范和中国贯通日久的“经”学传统，让钱币等古物显得格格不入，不得已之下，终于形成了专门化的新途。让钱币从史学附庸的附庸中解放出来，独立成专门之科。由是清代的钱币学家以宋代的古器物学为参照，也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著作体系，即钱谱，沿袭至今。到20世纪末，新中国的钱币学人，如中国钱币博物馆的前馆长戴志强仍旧在为钱币学科化而努力，并有所成效，这不得不看作钱币学光大之典例。
博学时代和乾嘉时代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就，无限扩大了史料的来源，加深了中西怀疑求真的精神。现代以来，博学家和历史学家又走上了合流之路，这也是基于前文所述的现代史学的几个趋势。就中国钱币学而言，钱币或者说货币的研究也越来越指向了历史学的目的，一是通过发扬古代货币，为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提供实际材料；二是通过探讨货币的变化和运动规律，总结历史经验，吸取教训，古为今用，西为中用，为现代化建设服务。而这两者，都是以历代钱币或者货币的收集、收藏、发掘、清理、整理、展览和交流为根基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钱币界似乎更加重视了基础的建设，而忽略了钱币价值之阐发，走向了与历史分裂之纵深之途，而忘了来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