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茂洪
中国驿传制度开创于殷商。以后代代相承，并不断地加以改进和完善。至民国三十年（1941年），驿站裁尽，驿传制度遂告废除。由此可见，中国的驿传制度具有三千多年的悠久历史。
早在殷商时代，甲骨文里已有“传”字（驿站所备车马）。古代乘车曰“驲”、曰“传”，乘马曰“遽”、曰“驿”，后世设置驿站主要乘马。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商品交换日益频繁。加以各诸候国之间时战时和，信使往返不绝，交通工具有了改进，驿传业已普遍。《左传》文公十六年：“楚子乘驲，会师于临品。”《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吾将使驲奔问诸晋以告。”《国语·吴语》：“徙遽来告。”这时驲置（即后世的驿站）的设立，已普及各国。驲置之间已有一定的里距，通常是30里一置，由于各国驲置制度的不同，也有50里一置的。驲置主要是传递政治和军事消息的，故《孟子·公孙丑》载：“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
秦汉时期的驿传
秦、汉是我国历史上相继建立的多民族统一的封建国家，车同轨。修道路，建成以首都咸阳、长安为中心，通往全国各主要地区的交通网，驿传制度有了进一步发展。秦汉时在交通要道上设亭，亭是行旅宿会之所。每十里设一亭，每亭设亭长、亭人或亭吏。汉高祖刘邦就是秦时徐州沛地泗水亭亭长。兼理交通诸事，负责泗水渡口治安和邮传的小官吏。
汉代泗水亭，位于泗水东岸泡水与泗水交汇之处，东西南北交通必经之要地。初考，当在今沛城沿河东关大桥一带。
泗水亭有汉高祖庙，立于汉代，延熹十年（系东汉167年），班固撰汉高祖泗水亭碑铭。泗水亭，《汉书》、《魏书》、《宋史》均有记载；元时，吴澄还作有《沛公亭》七律一首。其后因年代久远尽毁。1983年亭碑重建，座落在沛县泗水亭公园内。
汉代在北边边塞军事防线上，也设亭、燧，以防御北方匈奴南侵。亭、燧是边塞上防御匈奴的军事组织，也传递军事消息，具有邮站性质。燧设燧长。汉代又设有邮，是传送文书的机构，实际上就是邮站，它的设置，比亭还密，每5里设一邮。邮一般不用车马而是徒步。汉代又设驿，也是传送文书机构，与邮相似，不同之处，是在传送文书的方法上，邮由邮人传送，而驿是派遣使者递送紧要公文，乘用马匹，称为驿骑。每30里设一驿，驿有驿卒。
秦汉交通站大体分为两种，以车为交通工具的称为“传”，以马为交通工具的称为“驿”。两者，以传为主，传相当于近现代的车站，传中所备的车辆称为“传车”，所建的住房称为“传舍”，进站和出站应检验的通行证称为“传符”。
普通传车有四种：用四匹上等马拉的传车，称为“置传”；用四匹中等马拉的传车，称为“乘传”；用一匹或两匹马拉的传车，称为“轮传”。
特级传车有两种：一种是用六匹马拉的传车，称为“六乘传”。公元前180年，西汉大臣周勃等平定诸吕之乱，迎立代王刘恒为帝。代王先派出宋昌、张武等人赴长安观风色，所乘传车就是六乘传。公元前154年，太尉周亚夫（徐州沛县人）自长安赴洛阳坐镇指挥汉军平定吴楚之乱，所乘传车也是这种六乘传。另一种是用七匹马拉的传车，称为“七乘传”。公元前74年，汉昭帝崩，无嗣，大将军霍光迎立昌邑王刘贺，昌邑王乘七乘传到达长安。不同等级的人乘坐不同等级的传车，这是封建等级制度的表现。用传必须持有木传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
文帝十二年（前168年）取消凭传（过关的通行证）的制度，方便了行旅往来和商品运输。造车业和运输业都有了相应的发展。徐州当时已成为交通中心。汉武帝对车辆运输上颁有规定：运输业的轺车一乘，纳税一算，即120钱，商人的轺车一乘纳二算，这一政策，区别了同是轺车，作为运输工具税轻。经营车的人有的一年可售出马车一百乘，牛车一千辆。从这说明，牛、马车作为运输工具，已普遍应用。东汉以后，因传的费用较大，但建驿骑，传多省略。魏晋以后，用传很少了，而邮驿仍然存在。
唐宋时期的驿传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兴盛时期，封建政府以驿传有利于政治、军事统治和经济联系，遂在各水陆交通要道上，广设馆驿，构成了以首都长安为中心，遍布于全国各地的驿路系统。驿传制度也相应发展到相当完备的阶段。唐代在通途大路上设驿，非通途大路则设馆，但唐人诗文中多馆驿通用。每30里设一驿，驿有长，原由“州里富强之家主之”，称为捉驿，至德（756年）以后，改为“吏主驿事”，是为驿长，下辖驿夫，皆由民任役。全国陆驿共1297个，分成七等，自驿夫25、马匹75以至驿夫2、马匹8不等。驿马来源，一是官给，二是役民马，三是官给民养。驿马之外，又有驿驴。唐开元年间以前，民间用驴运载，谓之驿驴。开元以后，军事频繁，官马多充军用；间以驿驴代驿马。全国水驿共260个，分成三等，视驿事的繁简而定，自驿夫12、船只4至驿夫6、船只2不等。还有水陆相兼的驿，即驿马须济河渡津者，全国共有86个分成四等，自驿夫6、船只4至驿夫3、船只1不等。驿有驿舍，供驿吏、驿夫及来往驿使食宿止休之所，盛唐一代，驿舍建筑，相当华丽。
唐代驿传直属于中央兵部，统归于兵部的驾部郎中、员外郎掌管。其下，诸道节度使各设馆驿巡官四人，专知邮驿，所属诸州各有兵曹司兵参军分享邮驿，京畿及全国各县驿传，皆由县令兼理；更下，则每驿设驿长，以主驿务。刺史迭相监察，开元十六年（728年）开始，专主监察的御史巡察馆驿。大历十四年（779年）始，御史巡察馆驿，遂称馆驿使。
唐代奉差乘驿传送公文者，称为驿使，赴首都述职和新官上任乘驿的官员，亦称为驿使。遣使发驿，在首都由门下省主办。在外则由留守及诸军州主持，遣使发驿，相当谨严。唐律有明文规定，违者判罪。驿使有乘驿和给传的分别，驿乘马较速，传乘车较缓。乘驿给传视官阶高低以给马：乘驿自8匹至2匹不等，给传自10匹至1匹不等。驿使往来必须持有凭证，有四种，一是银牌，二是角符，三是券，四是符传。驿使行程，乘驿者每日行六驿，一天走180里；乘传者每日行四站，则一天走120里。这些是常例，如左降官，要日行300里；赦书要日行500里，紧急军报也要日行500里。
后唐，为了维护驿传交通秩序，制订了一些交通法规，其中“仪制令”就属交通监理中的一种。这道“仪制令”由朝廷以法规的形式颁发到全国，并由地方官派专人巡察，负责实施，如有违犯者处以刑罚。
“仪制令”颁于后唐长兴二年（931年）的八月，“仪制令”当时规定，在道路、街巷中的车马行人要遵守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要求全国各道、州、府、县、镇准照仪制于道路分明刻碑于要会、坊门、桥柱等处，晓示车马行人。
宋代驿传制度大致因袭唐代，但也有更改。驿与驿之距离，已倍于唐时，为60里一驿。北宋建隆二年（961年）开始，“以军卒代民役“，由兵士充当驿夫，这在中国驿传制度史上，是一重大改革。天圣五年（1027年），为保障驿路安全，规定凡二驿增设捉贼使臣一员。宋代除设驿以外，还设置递铺，递送政府文书，并按邮送方法的不同，分为步递、马递、急脚递、水递四种。《宋史·职官志》“官文书则量其迟速以附步、马、急递。”传送文书，分别缓急。紧急军情要件交急递，余者则分别交给步、马递。马递日行300里，急脚递日行400里。到熙宁中增设金字牌急脚递，以木牌朱漆金黄字。“光明眩目，过如飞电，望者无不避路，日行五百余里（《梦溪笔谈》）。递铺设置距离不同，25里一铺为最长，十里一铺为最短。北宋与辽接边境上的铺，距离更短，多在十里以内，有的仅一里，这是特殊情况，是为了加强对辽的防御。每铺设铺长一人，铺兵12人，在军事上重要之铺，兵卒有多至百人，并设有检察递铺的官吏，称为巡辖使臣。水递铺设在水路交通上，铺夫由原渔民任役，咸平二年（999年），改由兵卒代替。
南宋建炎元年（1161年），为防御金人从海路侵袭，在沿海设立水斥堠，绍兴时又设置斥堠，传送军事牒报。九里一置，兵卒12人。绍兴三十年（1160年）又创设摆铺，传送军事紧急文件，九里或十里一铺。宋金议和，1141年徐州划为金。徐州当时为水陆交通枢纽，东西南北驿道上皆设铺，当时徐州为总铺，通讯网向四方辐射，有一铺、二铺、三铺、四铺……等。
元明时期的驿递
元代徐州，驿站的设立以徐州（彭城驿）为中心，向四方辐射，形成一个驿道网络。元代的中书省有驿站198处，徐州及丰、沛二县的驿站就在其中之列。
徐州沛县驿站设在县城东南，旧泗水岸泗滨书院东边。明永乐四年（1406年）知县常瓘建递运所一座。厅房三间、设红船11只，外有徐州5只、肖县10只、砀山5只、丰县3只，共34只，每只水手10名，共340名，嘉靖末年废。
明永乐（14）徐州周围就设有很多供传递政府文书、中途换马或休息的驿站。它们以城东的“彭城驿”为中心向四外辐射，由水路和陆路组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运输网。
彭城驿是水驿站，有船17只，船夫170人。它泊有河南光山、罗山两县的船各1只，船夫各5人，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徙黄河南岸，清初因之。至雍正十三年（1735年）撤。徐州城东南的房村，也是水驿，连同河南密县的船夫10人，另外还有通许县5人，西平县20人，总共只有船3只。城东北90里的夹沟驿，则是当年沟通徐州至鲁东北的重要水陆驿站。不仅有船15只，船夫150人，还有山东胶州驻驿的马1匹，驴1头，马夫驴夫各1人；平度州马1匹，马夫1人；即墨县马1匹，马夫1人。
铜山县东岸驿，在府北黄河北岸，明永乐十三年（14）置。现役马100匹，马夫61名。清初设马125匹，马夫125名，后裁减马5匹，马夫52名，实存120匹，马夫72名。明制有州县上马24匹，中马19匹，下马17匹，马夫60名，骡66头，骡夫数同，什物126副。另外，江浙二省协济粮图上马17匹，中马8匹，下马10匹，马夫35名。上、中、下铺什物35副。
利国驿在府北80里。明永乐十三年（14）置。有石山陆驿，在府东北四十里，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裁。为东岸利国二驿腰站，各拨马50匹应选。现设马85匹，马夫52名。江浙驻驿的马35匹，马夫35人。
桃山驿在府南50里，明永乐十三年（14）置，有上马12匹，中马7匹，下马9匹，骡65头，骡夫数同。江浙驻驿上马13匹，中马9匹，下马11匹，马夫35人。有备用马夫。
明朝景泰以前，赣榆县城（旧城）以北二十里有中岗站递运所，北70里有下汾水岭递运所。这两所于景泰年间裁废。另外，东海、上庄、五方三驿，有直递差马20匹，骡10头，编草料银309两2钱。后也于弘治年间裁废。
明朝时，赣榆除以上驿所外，大站、小站（龙河乡）、马站（马站乡）以及歇马台、十里铺、接官墩等也都是当时重要的驿站。
清时期的驿递
明末清初，中央政府始有专管道路的职能部门。驿道称为大道，大道以北京为中心通向各省，清代称为官驿道，省与省联系为官马支路。
清驿有驿、站、塘、所、铺等。全国以北京皇华驿为中心，在县与县之间有大量的急递铺，铺与铺的间隔为十至二十里。当时地区设总铺徐州地区的总铺，设在“州治大门内右”，通信网向四面八方辐射。
南线：七里沟铺、陡沟铺、尔家庄铺、孤票树铺、东珊铺，胡辛庄铺，在州治南达宿州界。是从徐州通往宿州（今安徽宿州市）的线路。
东南线：三山铺，黎林铺、黄钟铺。却鲍铺、吕梁铺、房林铺、龙堂铺、双沟铺，在州治东南，达现界，是从徐州通往邳州的线路。
北线：曹家庄铺。在州治东北，达山东驿县界，是从徐州通往山东的线路。
西北线有马兰铺、垞城铺、清木沟铺、张村铺、沈家庄铺，在州治北，达沛县界，是从徐州通往州属沛县的线路。
西线有刘家庄铺、鱼张铺、义安铺，在州治西达肖县界，是自徐州通往州属肖县的线路。
从“总铺”出发，南通6铺，东南达8铺，北连7铺，西北接5铺而西有3铺。恰是这一处中枢29铺才构成了三百年前徐州州治内的交通通信网络。
徐州辖县境内都有驿站和递铺设立。
沛县设有县总铺，铺在县署大门外右边，设司吏一人。
从总铺通往四方的线路：
南路：十里铺、二十里铺、里仁铺。到铜山王家集铺。
东路：聂庄铺、桃源铺、夏镇铺。到山东滕县戚城铺。
西路：十字河铺、高房铺、倪陵铺。到丰县周村铺。
赣榆县城也设有驿递总铺，以总铺为中心，呈放射状向四方伸向。
自县城向东北可接达山东，途中经七铺：
颜家庄铺、中岗站铺、歇马台铺、九里七铺、柘汪铺、旦头铺等。
以上七铺各相距十里，故由县城向东北而接达山东的铺程为70里。
自县城向西南可接达海州，途中经八铺；
张家庄铺、仙邱铺、单家庄铺、芦家埠铺、蒋家庄铺、上庄铺等。
以上八铺各相距十里，故由县城向西南而接达海州的铺程为80里。
自县城向东南可接达洪门（海州镇），途中经小河口，铺程达80里。
自县城向西南可接达驮峰（海州境），途中经大沙河，铺程为100里。
由以上驿道铺程可以发现，赣榆县古代的大路基本上是和驿递之路相重叠的。
由海州经赣榆县城至山东的驿道，是后来海青公路的基础，而由赣榆县城东、西两个方向而至海州的路，则是后来通榆路的东、西两线。由赣榆县城至上庄铺的驿道是古代赣榆县内一条重要的大道，它为赣榆与南部相接，发展南北贸易和交通运输提供了便利。
清时赣榆县境内驿道绵长，驿站林立，驿递管理也比较条理。
据志书记载，清顺治年间，设铺递，每铺设铺司一员，铺员四名，无论驿或铺递，均以迅速机密为贵，沿途置驿站，以行马力，羽檄书，一夜可致千里。
康熙年间，驮峰，洪门立海州境。额设长差铺递七名，每年工食银44两7钱3分2厘，荒缺银41两4钱6分8厘。
雍正十二年(1734年)，大部分驿站由于马匹草料支应费被核减百分之十左右而裁废。
嘉庆间，赣榆县额设长差7名轮流差送公文，自县至州前总铺再至淮安总铺，每年发给额编工食银43两7钱3分2厘，荒缺银41两4钱6分8厘。
咸丰年间，改铺司为“健促役递”，后又改为驿递。驮峰、洪门仍设长差铺递七名。
光绪年间，驮峰、洪门只有铺兵三名。当时铺道十里有一墩，为了保证铺递，设立墩兵加以保护，据《光绪赣榆县志》载，县共有路墩十三座，每墩有墩兵三名。十三座路墩分别是：分水河、石羊桥、柘汪、九里七、中岗站、十里铺、仙邱、单家集、大站、沙河、演马庄、河套店、王货郎。
清末驿站和驿夫的困境
驿站不仅是中国历代封建政府供官员往来的交通组织，也是封建制度下平民的一种繁重的徭役。
清末，由于清政府的腐败，经济窘迫，驿站困顿不堪。从驿站的花销费用可以看出清代徐州的驿站设置甚多。以铜山县来说，设有东岸驿（在府北黄河北岸），利国驿（在府北80里），这两驿之间设有腰站。桃山驿（在府南50里）等共有马262匹，马夫161名。每匹马日支工料银六分，马夫日支工食银四分，这点钱远不够用，其余费用多由官补民帮。当时有一种洼地升料银可作贴补。兵部下令不准地方动支洼地升料银，驿站就更加困顿。
当时驿站的开支情况是：
凡设马260匹，每匹日支草料银六分，共银5659.2两，裁马35匹，裁减草料银756两。原额马一匹，日支草料银八分。雍正十二年（1734年）裁银二分，岁支草料银259.2两。
凡设马夫161名，每日支工食银四分，共银2318.4两。裁夫18名，裁减工食银259.2两。
凡马一匹，岁支鞍屉、糟铡等银1.42两，共银372.4两，裁银49.7两，清初，原额鞍辔、棚厂、药材等银216两，后裁银45.6两。
凡每年准销倒马四分。每匹价银13.77两，共马价银1464.56。扣解六分马价银2199.84两。裁马价银488.95两。原额马价一匹15两，雍正十二年（1734年）每匹裁银1.3两。
凡支应廪粮银1400两。清初原额廪给粮银500两。
驿站的规模逐渐压缩，人员、工具经费裁减。如旧制房村驿在城南70里。明永乐十三年（14）置，清初原设船20只，水手40名。后裁销船10艘，水手20名，工食银144两。
铜山县夫厂，设扛夫54名，水夫16名。每名日给工食银4分，共银1008两，扣留旱夫39名。大差雇募动用银345.6两，清初原设扛夫90名，水夫50名。雍正四年（1726年）裁减扣留。
旧制，丰县原设马2匹，马夫1名，差夫5名，后俱全裁。
邳州赵村驿，在州东南猫儿窝运河口。明万历四十四年（16）置，今又名夹沟驿。清设遥马55名，马夫330名。
泗亭驿丞署，在沛县署前屏墙之西，清康熙七年（1668年）毁于地震。又一处在夏镇崇胜寺左边，后裁丞归县，驿亦荒废。光绪初年，设驿于夏镇闸上的陈姓充公宅，计楼房三间，瓦房三间。宣统三年（19）冬，毁亭驿。清初原设马12匹，马夫10名，轿夫20名，后裁马7名，马夫6名，雍正六年又裁马2匹，马夫2名。轿夫全裁。旧制，设马3匹，每匹日支草料银6分，共银64.8两，马价银30两，鞍辔银4.26两，马夫2名，工食银21.6两。
泗亭驿，清初设水夫70名，长养水夫6名。扣留水夫42名。每名日支工食银4分，共支银1008两，岁共支银1944两，廪粮银250两。雍正四年（1726年）减水夫15名，轿夫全裁。
清末驿站日趋衰败的情景和驿夫们的悲惨境遇，可从清同治年间徐州府辖下的知县胡宗鼎的奏议中证实：“……卑职责，宿马原额44，一正一副，何能是用，况往返数百余里。又且郑城隔省，邳州恃辖越站，无休差马，有去无回，每年计费万金。全书（原为此）止有草料银853.6两，其余皆系民帮。宿建杂派信于正项，民苦逃窜，实由于斯，前任魏知县具文详恳，蒙驿传道照兵部颁发册式，宿厂该设马100匹，又计马价草料等银，该7341.6两6钱。申请各部院，经驿传道会同市政司酌议妥。除丰县额有草料银853.6两外，查拨本县洼地升料银82918.67两。又拨裁剩等银1742.64两，除外不敷，又拨睢宁县新升料洼地银3416.69两分，凑足7341.6两之数。嗣奉部驳，不准动支，檄县另议。今查本县委无可议项。若再派民间，则灾残之民骨枯髓竭，不但不能加派，且不忍派矣。乞照前祥准照旧拨补，庶残邑可存，疲驿免废矣。”
知县胡宗鼎又议为疲驿难堪事：“卑职于本年月日到任，查厂驿只剩疲瘦不堪之马数匹。目击心伤，不胜悚栗。而地且洼下，民更贫穷，与山东郯城为险越站，日无休息，苦更……，最可惨者，路远草粮不敷，马多拐腹，还差一味鞭苔，一日行二三百里，或一日而倒数匹，一月而倒数十匹。差多马少，答应不及动辄凌辱怒骂，拥挤一堂，镇兵房，打厂夫，甚至妄拿里选，不分皂白，捶楚交加，可怜无辜，肉飞血溅，真令人不忍见，不忍闻。日夕思维，意无支持之法，现赊买客马97匹，卑职亲牧圉，以备行差。然马多而草料乏需，巧妇不能无米之炊，穷民又岂忍有加派之累，惟望仍拨裁剩洼地二顷，并拨睢宁新升银两，以为凑济。”
知县胡宗鼎又议为民命难堪事：“夫差一项，有水夫、旱夫、吹手、旗帜、执事，诸色人役，遇有大差，答应不暇，势不得不扔民夫，宿邑地方偏小，户口萧条，兼以连年灾情叠见，赋重差繁，百姓苦累难支，逃亡过半。虽日给工食雇募，而子遗无几，雇募无人。每遇差多，支持不及，呼咒怒骂，无所不至。最苦者雇募之夫，旱则肩挑背负，水则逸流挽拽，穷民非冻即馁，或奔驰不逮，或挽拽不前，动遭生柴木棍、刀背、粗鞭，横加捶楚。领得几分工食，即为卖命之资，一去无还，举家绝食，男啼女哭，情实惨然。百计图维无术更生困。案奉信票奉部驳驿站钱粮一案，内开扣留水旱夫工食银两。宿邑为淮北首街，若再汰除额夫，则民差更繁，民命日累，惟冀恩赐转详，救残黎于水火，拯疲邑于危急之际。……”
这就是清末驿站的日趋衰败的真实情景。后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先进的交通工具的使用，驿递被取代。
（作者为徐州交通史志主编）
PS：资料来源徐州史志网，
徐州古代驿传（一）http://www./news.aspx?id=921
徐州古代驿传（二）http://www./news.aspx?id=10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