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有悬案，津门有奇谈。欲知其中事，需听大狮言。
今日说个发生于民国二十九年的事儿给各位听听，您且评断评断这事儿多么荒唐。
民国二十九年，即公元1940年，此事日本侵略者已占据津门几个年头，只因天津有各国租界的缘故，日本人为保自己在国际上的声誉，因此在天津不敢过于放肆。天津卫秩序井然，跟战前没什么太大区别，只不过海光寺一带多了日本军营，见了日本人躲着点走罢了，要不然容易被“三宾地给”。
就在这一年的农历腊月，快要过年的时候，发生一件事儿。这事儿本身不大，无非就是一双袜子的小事儿，可就是因为店主人咄咄逼人，结果闹出了人命官司。
这年腊月二十一，家住西姜井的两姐妹李金萍、李金绣来城里买新衣准备过年时穿。两人来到旭街一家兴隆衣帽店挑选布料和袜子。旭街就是现在的和平区南京路，当时为日租界，买卖林立非常繁华，日本三井洋行将大量德国货和东洋货源源不断舶来，这些洋货物质量好又耐用，不管运来什么，几乎都可以成为抢手货。
李金萍、李金绣也是慕名而来，听说东洋袜子又有弹力又耐穿价格还不贵，就想着每人买上两双。姐妹俩各自挑了两双，付完钱准备离开时，店主人张老板却突然拦住去路，非说她俩做了手脚，柜上的袜子少了一双，一定是她俩偷拿了。两姐妹争辩，说自己没拿，自己尽管是乡下人，可还知道什么叫礼义廉耻，偷东西这种事情自己断然不会干。
任凭她二人如何争辩，张老板就是不信，非让她们把多拿的那双袜子交出来，要不然就别想走。姐妹俩只好将随身携带的布包让他搜查，结果就只有四双袜子。照理说没有搜出赃物，就该放人走。但张老板不肯罢休，说必须要搜身，备不住袜子就藏在身上。此时门前已经聚集许多看热闹的群众，有人打抱不平，叱责张老板不讲道理，又不是官家，凭什么搜人家身子。再者人家是姑娘，你个大男人去搜人家，若搜出赃物还则罢了；若是搜不出，打你个强行无礼的罪过。
不成想这位张老板是头倔驴，不搜出袜子誓不罢休。他让小力巴儿喊出自己的老婆金某，让金某领二人到店外西墙后的露天厕所去搜。两姐妹不肯去，张老板威胁说若是不去，就把她俩送到“白帽衙门”。白帽衙门是日租界的警察厅，在清代就有，由中日两国的警察共同办公。到了民国时期，尽管已经改名，但老百姓依旧将其称为白帽衙门。晚清大太监小德张的次孙张继和（继子张彬之子）当年就通过津门大耍袁文会的关系在白帽衙门谋了个勤务警长的差事。这小子做了不少坏事，新中国成立后，作恶多端的张继和被判了无期。
一听白帽衙门四个字，两姐妹害怕了，都说白帽衙门有日本宪兵，最会折腾人，两人真要被送进去，绝对没好。于是两姐妹就跟着金某去了露天厕所，让其搜身以证明自己清白。要说金某也够缺德的，三九腊月天，愣是把两个姑娘的棉衣全剥了，使其袒露上身。有些地痞无赖趁机看热闹起哄，让金某搜搜两人是不是把袜子藏裤子里面了。金某于是将李金萍的棉裤褪到膝盖处，结果什么都没有。妹妹李金绣跪地哭求，结果金某不依不饶，强行将李金绣棉裤褪到下，结果仍没有搜到。
姐妹俩哭的上气不接下气，姐姐李金萍竟哭的休克，有几个妇人实在看不下去，呵斥走那些地痞无赖，帮两姐妹将衣服穿好。金某见什么也没搜出，一句道歉的话也没说，只说可以让二人离开。李金绣悲愤难当，说自己无故受辱，衣帽店欺负人到了这份上，自己已经没脸见人了，那就打打人命官司，看看天理向着谁。
说完话，李金绣一头朝着墙角撞去。青砖墙角，坚硬如铁，一头撞去，登时鲜血涌出。李金绣抽搐几下后，便死于非命。金某见出了人命，吓得瘫在地上，不知所措。张老板此时才意识到事儿闹大了，一双袜子而已，何至于搞成这样。现如今人是被自己逼死的，几十个人可以作证烈女因不堪受辱而殉节。自己百口莫辩，等着吃官司吧。
简短洁说，李家非要跟张家打官司。张老板花了不少钱，希望把事情压下去，有道是有钱能使鬼推磨，最后白帽衙门给他定了个非法搜查的罪过，只需赔些钱给李家即可。李家不肯，继续上告。日本人本来不清楚这件事儿，后来舆论一闹，他们也知道。既然发生在日租界，日本人必须要管，于是派出日本警员二次调查，找到证人问清缘由之后，认为这件事是张老板和金某全责，这不单单是非法搜查的罪过，主要是侮辱罪。于是二判将张老板和金某重新定了罪，不但要加倍赔偿李家，而且将两人全部下到狱中，兴隆鞋帽店也被封店。此事过后，津门各大小报纸纷纷报道，世人忍俊不已，嘲讽二鬼子不如真鬼子，还不如真鬼子判的公道。
陋文一篇，就此打住。关注大狮，听大狮讲老年间的段子给你。本文所使用图片为民国旧照，与文中描述并无实质关联。本文记述之事原刊载于民国津门益世报，大狮将其找出，重新写作供大家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