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公元3世纪初，医圣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凝聚毕生心血，写就《伤寒杂病论》一书。该书总结了我国在公元3世纪以前的医学经验，确立了中医辨证论治的治疗原则，并且记载了100余首疗效显著的方剂，对掌握疾病的防治以及推动医学的发展，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在中医学的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当时，纸张尚未大量使用，印刷术还没有发明，很多书只能写在竹简上。而书籍的传播也只能靠一份份手抄，传播起来十分艰难。加上战乱频繁，所以《伤寒杂病论》成书后不久，原书就失传了，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传播。
直到晋朝，当时的太医令王叔和（公元201年-280年），在偶然的机会中见到了这本书。虽然书已是断简残章，但是王叔和读后觉得这是一本奇书，便利用太医令的身份，全力搜集《伤寒杂病论》的各种抄本，并最终找全了关于治疗外感疾病的部分，并加以整理，命名为《伤寒论》。但《伤寒杂病论》中的杂病部分并没有被发现。此后，《伤寒论》逐渐在民间流传，并受到众多医家的推崇。南北朝时期的名医陶弘景（公元456年-536年）曾说:“惟张仲景一部，最为众方之祖”。
大概在张仲景去世800年后的宋朝，是《伤寒杂病论》再次焕发青春的一个关键朝代。宋仁宗时，一个名叫王洙的翰林学士在翰林院的书库里发现一本被虫蛀了的竹简，书名《金匮玉函要略方论》。这本书其中的一部分内容与《伤寒论》相似，另一部分内容，是论述杂病的。后来，名医林亿、孙奇等人奉朝廷之命校订《伤寒论》时，将之与《金匮玉函要略方论》对照，知道这本书是张仲景所著，于是更名为《金匮要略》刊行于世。
由此开始，《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在宋代都得到了校订和发行，使我们可以完整的看到《伤寒杂病论》这本书的全貌。虽然内容上肯定还是有一些错误，或者后来的一些版本还掺杂了整理者自己的理解，但是绝大部分内容还是原著上的。
《伤寒论》主要论述的是外感性疾病的辨证与治疗。张仲景以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六经辨证为纲，结合表里、阴阳、寒热、虚实，对伤寒各病的辨证和立方用药做了全面论述。但是，《伤寒论》并不只是辨治外感疾病的专著，书中的方剂也常用来治疗内科杂病。
《金匮要略》主要论述的是内、外、妇科杂病，而以内科为主。该书将病机相同、证候相似或病位相近者，归纳到同一篇，与笼统的研究疾病相比具有十分明显的优越性。书中首先提出了中医病因学的“三因学说”，即邪入脏腑为内因，四肢血脉壅塞不通为外因，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为不内外因。而且书中强调了“上工治未病”的原则，提倡预防和早期治疗思想。
《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书中记载了众多方剂，如桂枝汤、麻黄汤、大小青龙汤、白虎汤、三承气汤、大小柴胡汤、小建中汤、桃核承气汤、大黄牡丹汤、三泻心汤、半夏厚朴汤、肾气丸、桂枝茯苓丸、温经汤等经典方剂，都成为了流传千古的经典名方，至今仍是临床常用方剂。包括目前中医高等院校的教材《方剂学》里面，有很大一部分内容都是采用了上述书中的方剂。
《伤寒论》和《金匮要略》还在脉诊和舌诊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书中记载的多种脉象，与现在习用的脉象已无明显差异，书中也很重视依据脉象指导治疗，判断预后。该书还出现了舌诊的内容，开后世舌诊之先河。
《伤寒杂病论》是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也是最早做到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诊疗专书。书中记载的方剂，药物配伍精炼，主治明确，经过千百年临床实践的检验，证明其确实有较好的疗效。因此，被后世誉之为“众方之祖”，尊之为“经方”。甚至后世有医家提出，中医的创始与发展，大体分为两个体系，就是以《黄帝内经》为源头的医经体系，和以《伤寒杂病论》为源头的经方体系。可见这本著作的重要性。
《伤寒杂病论》成书后的近2000年时间里，一直拥有很强的生命力，被公认为中国医学方书鼻祖，并被学术界誉为“讲究辨证论治而又自成一家的最有影响的临床经典著作”。书中所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是我们祖国医学伟大宝库中的灿烂明珠，从而使中华民族的医学独具特色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伤寒杂病论》是历代学习中医的必读教科书，历代有成就的医学家，无一不重视该书的学习与研究。从晋朝至今，中外学者整理、注释、研究、发挥《伤寒论》、《金匮要略》而成书的已超过一千七百余家，这在世界史上亦属罕见，从而形成了中医学术史上甚为辉煌独特的“伤寒学派”。据统计，截至2002年，光是为研究《伤寒论》、《金匮要略》而出版的书籍就有近2000种。
《伤寒杂病论》不仅成为我国历代医家必读之书，而且还广泛流传到海外，如日本、朝鲜、越南、蒙古等国。特别在日本，历史上曾有专门学习研究张仲景的古方派，直到今天，日本中医界还喜欢用张仲景的原方，在日本一些著名的中药制药工厂，伤寒方的中成药，一般占到60%以上。可见《伤寒杂病论》在日本中医界有着深远的影响。如今，《伤寒杂病论》及“经方”研究，更是影响深远，一些欧美国家都设立了“经方医学研究中心”。
在非典期间，张仲景及其经典著作《伤寒杂病论》，再次成为了世人关注的焦点，其记载的理法方药依然可以指导传染性疾病的治疗。这在西医学界简直是不可想像的，或许他们很难理解，为什么一本成书于近2000年前的医学著作还能够指导着我们今天的临床治疗。就像是拿着一本2000年前的解剖学著作，怎么可以成为今天外科手术的教科书呢？现在西医的治疗指南也不可能到几百年前的西医老祖先那里找根据啊。可是中医做到了，而且是经得起推敲，经得起临床检验的。相对于西医治疗指南的三五年就更新一版，《伤寒杂病论》的大部分内容在近2000年后还能经得起考验，这才是真正的中医智慧，也正是中医的魅力所在。
如今，西方医学界已经不断的开始对过度医疗、滥用药物、对抗疗法进行反思，并且希望可以更多的运用天然药物来代替化学合成药物，以减少治疗过程中的药物不良反应与副作用。每当看到这样的新闻报道与文章，笔者就免不了要感慨我们中华民族的智慧。
就像是一个传承2000年的世家贵族，拥有无与伦比的自信与底蕴，任你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笑看沧海桑田的变化。宠辱不惊，也无需去分辨对与错，无需去争一时短长。毕竟到目前为止，中医也不过是被怀疑、被质疑了100年而已，与久经考验的2000年辉煌相比，这100年也只不过是很少很少的一点时间。对与错，自有下一个100年、500年、1000年、2000年去分辨。
张仲景是中华民族悠久文明史上杰出的医学家，他的学说哺育了世代名医，也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贡献，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当之无愧的“医圣”。
经常听到有人说，中医都是老古董，总是抓着几百年，一千年前的东西不放，一千年前的理论和方法现在还能用吗？这不科学，也不科技。难道科学和科技能管理一切吗？确实，古人局限于认识水平，所想所思、所做所为都有很多不足之处。但是，如果深入去思考一下，现在的人类与古代的人类相比，除了生活习惯与思维方式发生很大变化之外，生理特征、病理反应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吗？
人还是那个直立行走的人，病（证）还是那些临床表现相同的病（证）。大脑还是那个大脑，四肢还是那个四肢，依然需要吃、喝、拉、撒、睡，还是经常喜、怒、悲、恐、惊。受伤了会流血，着凉了会感冒，吃多了会积食，吃少了觉得饿。疾病谱是发生了变化，但这只是说明某些疾病的患病率多了，某些疾病的患病率少了，而人体在患某种病（证）后，所表现出来的症状有什么根本变化吗？
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