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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ikanlixiang),原标题《人类行为研究:一切皆可买卖,包括屎》,作者:马家辉,题图来自:日剧《胜者即是正义》
很少有人对生活上细碎的小事有太多关心。比如为什么小孩子很爱哭,大人就不太爱哭,比如为什么男生不像女生有各种裙子可以穿;又比如为什么睡觉要躺在床上而不是沙发上,无论冬夏还都要盖上被子。
诸如此类,实在太过寻常,太过理所当然,以至于我们熟视无睹,有时像是机器人一样每天定时定点地执行。
如果一定要说出个所以然来,我们想一想,好像也没什么可说的,为了舒服,为了自然,因为历来都如此,因为大家都如此嘛。
可是请再仔细想想,从原始人到如今诸多繁文缛节的文明人,几乎每一样人类行为,不管大小,是否都有迹可循,是否都有它的来历和存在的道理呢?细究起来,这其中就有许多有意思的过往故事,值得好好说道。
早前,我们推送过探讨人类为何一定要盖被子、人类为何爱上奶茶的文章,今天再加一篇,借马家辉的博学(或者杂学),来谈谈人类的公厕除了方便还有什么用,公厕为什么会有人愿意经营。
虽然说这种事知道了大概率也没用,但是你不觉得吗,许多人就是因为缺少好奇,所以少了好多乐趣。
这一期我们要说的内容,有一点恶心,有一些污秽,因为要围绕一个字,就是“屎”。
为什么要说这么恶心、这么俗的内容,当然不是为了搞三俗,不是用一些俗的题目来争取市场,我没有这个需要。我只愿意说我自己觉得认为要说的东西,因为这个话题对于香港历史来说,是有意义的,有一些启发的。
甚至你如果听完,由同样的逻辑、同样的角度去回看其他城市,无论是广州、上海、北京,或者其他外国城市,伦敦、纽约,其实都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的。
当然,在家也可以方便,但是走到街上,人有三急。让居民方便的时候,可以找到一个舒适的解决空间,如果对粪便处理得宜,其实可以达到一个“三赢”的局面,也显示了那个城市的文明管理水平。
1. 在香港,一切皆可拍卖
在英国人开始管理香港的时候,人口很少,当人口越来越多的时候,就面对一个问题了——当时香港那些房子,不是每一间房屋都有水厕的,甚至不是每一间房屋都有厕所的。人有三急,要出去解决。
*注:当时水厕曾为西方人专用,多设在高级场所或私人豪宅;华人多用旱厕/粪厕,方便粪便收集买卖。
那么说到解决,第一面对的问题,是要找地方解决;第二,你解决出来的那些尿液还简单,流到地下,地面吸收了去,那粪便,一堆二堆,一粒两粒,怎么样解决,怎么样处理呢?
这是城市管理问题。英国殖民政府最开始的方法,很简单的,就在城市里的一些地方建立一些公厕。你进来方便了之后,要清理了,政府就找人来清理,叫一些清洁工,找人来承包,你做清洁吧,拿走那些粪便,然后政府给你钱。
自1842年英国人来了之后,27年~28年左右,政府每年要给几百块,甚至是上千块,1868年就是960块的支出,请人来清洁粪便。
但是到了1868年之后,情况逆转了,香港政府不仅不需要给钱请别人来清理粪便,还有钱收。只需用一个方法,叫做招标、投标,“价高者得”。
香港政府的做法就是在香港的《宪报》出一个标书——现在有一些这样的事要做,我愿意批出来做——好像拍卖的概念,别人是拍卖一些艺术品、文物、珍品,香港政府就拍卖屎。
现在有一些公厕了,有一些粪便要拍卖,你们哪一个想收集的,来投标,价高者得。居然就有人来抢了,来投标、入标书,而且投标价节节攀升。
比如说,1882年的数字显示,去投标的承包商,用每一担17仙~20仙(cents)的价钱来收集政府公厕里面的粪便。但是接下来,过了十年之后,这个投标价就到了28仙。
为什么那些商人愿意出钱去买粪便呢?因为有利可图,可以转卖。
当然也都另外有成本,请人来收集,以及运出去,需要物流,用船运走,每一担可以卖到70仙,假设他给政府28仙,然后其他的劳动成本以及物流成本是12仙,加起来就是40仙一担粪便,但是他能够卖到70仙,你想想,那个利润是非常可观的。
为什么可以卖粪便?卖去哪里?谁要?
很简单的,就运回珠江三角洲,拿来当水肥。
自古以来都知道,人类的粪便有高浓度的氮、磷、钾,农民都是拿来当肥料的。尤其是城市人,一般假设城市人吃的那些食物的营养价值高于农村人,所以城市人的粪便,就特别值钱。
其实不仅是香港,上海也有人去收集上海的粪便,然后运去珠江三角洲当水肥,而且上海收集买卖粪便的价钱又分几等:城市越中心的人,那儿的粪便,比如给你一担5个仙,是高价一点的;城市外围一点点,一担3个仙;再城市边缘一点,一担只有1个仙,这种粪便没有这么值钱,不过也有价;乡下人的粪便可能根本卖不出的。
不过香港的特色是英国人首创的,就是用投标、拍卖的方式来卖粪便的收集权。
英国人在管理香港、建立这个城市的管理制度方面,投标、竞投、竞价、拍卖,是他们常见的方式,很多公共事务比如电、水、土地,就更加不在话下了。英国人最懂拍卖,钱钱钱,价高者得,也都是资本主义里面很关键的精神。
那些人出钱跟政府买了那些粪便,运去珠江三角洲,主要还不是种普通的菜,而是为了蚕丝,做丝绸生意。
因为19世纪中后期,欧洲有着很庞大的对于丝绸的需求,那就敞开大门,在中国这边要丝绸。
丝绸是要养蚕的,蚕是要吃的,那就种桑养蚕。桑树、桑叶就成为了珠江三角洲,尤其是顺德那一带很主要的,甚至是那一带单一的经济活动。
那个时候很多人做研究,或者是一些考察游历的人都写了,说去到珠江三角洲,一望无际,都是用来种植桑树的,一路走,走一天,“目下所见,适为桑田”,全部都是桑田。
当有了这样的种植需要的时候,桑树要施的肥,就要买了,农乡下人营养不够,就要动脑筋,去北边向上海、去南边向香港来买。
2. “夜来香”成为商业热门
香港的粪便收集之后,主要是经过虎门的水路运到顺德。香港殖民政府就沿岸设了十个粪便码头,我们一般叫做“屎码头”,或者好听一点,叫“夜香”——“夜来香”嘛。你看看中文真的漂亮,明明臭烘烘,美化为香。
为市民倒夜香的“夜香婆”
那些商人,每天把从各地的公厕或者是后来的商业厕所收集回来的粪便,先运到这十个夜香码头,再运到九龙半岛的昂船州。可以想象,我现在说起来,鼻子都觉得臭,因为聚集这么多粪便,要收集到一定数量,才用船送去顺德,一个礼拜大概出两三趟船左右。
19世纪末期,香港人的这些粪便出口,每年达到36万担,用英磅来算的话,大概是480万磅。
英国人又批了一些商业厕所,不是用政府资源去建的公共厕所,是商人自己去建的。这些经营商业厕所的权利,就给了一些华人商家,当然也都是要投标,投得之后,就开档做生意了。
那利润是怎么样来的?
商业厕所,可能装修得漂亮一点,通风好一点,所以那些商人,或者是叫“屎商人”,每个月向政府交钱。按逐个厕格来计算,因为公厕有大有小,有一些公厕只有四五个厕格,有一些是十个,有一些是二十个,每一个厕格每个月给60仙,那你立刻就可以开门营业的了。
而之后,那些人进来解决,每一次进场费、如厕费,就要给一两个铜钱,给完,解决完,舒服了,走出去。
舒服完,广州话叫“放下几两”,到夜晚,商业公厕就找一些工人来收走这些粪便了——赚完你的钱,再赚多一次。
当时不同大小的商业公厕,比如在海边有一间公厕,里面有50个厕格,每一天光顾的人次多达四千人,你想想,很能赚,财源滚滚来。
有人做过考据,说当时经营的这些商业公厕,市场比收租还要好,好多少?多达20个巴仙(percent),百分之二十。比如说我建楼,这个单位租给你,可能月收租100块,但是如果同样面积的商业公厕,我可以收到120块的利润。
所以商业公厕就不断增加,1867年只有6个,后来到了1868年22个,然后一直往上加。
当然了,商业公厕不是周围都有,因为不是每一个都给得起钱,或者是愿意给钱去厕所解决的,所以主要是集中在西营盘、太平山区、坚尼地城这些地方。这些地方因为商业生意繁茂,就有很多人出入,需要如厕;这些地方也都是华人集中的社区,家里没有厕所,就要去公厕了。
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公厕,在皇后大道西256号,厕格多达156个,有两个入口,所以这个公厕,成了大生意。
因为有利可图,这些公厕、商业公厕的牌照也是不断买卖、转手,有时一些经营商业公厕的地产商,可能要资金,发展其他用途,或者是觉得好价钱,就卖了。比如皇后大道西256号的商业公厕,在1860年到19之间,曾经由四个不同的家族持有,转手再转手。
3. “粪便大王”的出现
在这样的粪便市场环境下,就出现了一些“粪便大王”——粪便的生意佬。
比如有一位叫做陈培,本来是收集屠宰场里面的垃圾起家的,后来,1889年由回收垃圾扩展业务,到竞投去收集政府公厕粪便,再扩展业务,搞一些商业公厕,然后生意越来越大。
所以陈培死的时候,留下的遗嘱很有意思,交代说,我现在年老病多,恐难久存了,我就将我手上的一些物业,哪一条街多少多少号的那些楼宇物业,一共六间,值银一万五千元,交代给儿子,而在孖山横街门牌14号厕所一间,值银二万一千元,也都交代给儿子,而且要求儿子“全权交予长男管理,别人不得争执”。
这个遗嘱是什么意思呢?
那六间屋才是一万五千,但是那间公厕就是二万一千,所以你看到公厕的价钱是挺高,挺值得的。
另外一位公厕大王,叫做邓六,他也是立一些遗嘱,说:“我所建之屋厕,也宜照旧,请子孙勿忘富资,方成为子之道也。”
就是说,如果你去动我的公厕,你就不孝顺了,你不要忘记父亲的志向,那你才是孝子。
可见他们是多么重视公厕。
当时拥有一些商业公厕的,除了一些私人的小型商业佬,也有地产商、地产集团的,他们自己一方面兴建一些商业楼宇,另外一方面也都投资在商业公厕里面。
所以,他们在当时香港殖民时期的立法局(现在叫做立法会),是有一些“代言人”的,有些权贵议员跟他们勾结甚深,经常代他们发言,阻止香港政府加建公厕。
港英政府管理香港的时候,很多事情都要在立法局先讨论,装模装样要投票通过,这些地产商的代言人就来反对了,说“不需要啦,很厌恶的,很臭的,居民反对的”,其实背后的理由,主要是害怕政府再建一些公厕,影响了、抢了这些地产商的商业厕所的利润,背后是有这些商业权力的角力的。
买卖粪便是真的可以赚大钱的。比如有人考据过,1876年,在香港最早的20个最高纳税人士当中,有5个是公厕的地产商,或者他们的代言人。
正如一些社会学家以及历史学家,当他们研究港英政府是怎么样管理香港这个城市的时候,又特别注意到粪便的收集处理、买卖的问题,有一位历史学家文基淑(这个是翻译名)就说过:
通过投标,将收集这些资源——粪便甚至是包括垃圾——的权利,批给中间人,政府便能在最少麻烦和承担最少责任下,确保收入,大大缓减从人民征收税项时产生的烦扰和冲突。而且这些收入有保证,可以让政府放心,因为是那些人投标,金钱是按月预缴的。
所以港英政府在管理城市上就是用拍卖这样的策略,这些粪便的买卖要跟政府签合约,这一类的合约,政府就归类名为“粪便合约”。英文很有趣的,直接叫night soil,“夜土”,其实就是中文的夜香。
政府的粪便收入是节节升高的,1869年开始实行的时候,只有240块而已,过了31年、32年,1902年已经攀升到67920块。不断地这么升上去,那政府可以确保一笔收入了,然后将这些收入也都用在其他的公共服务上面。
结语
所以当时港英政府去发展管理香港这个社会,不是随便的,它有非常专断的一面,非常蛮横无礼的一面,但是也有它的合理性,用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可预测性来计算、规划。
我们说粪便这个主题,不是说俗,不是纯粹搞笑,而是真的可以看到一个城市管治策略里面,它的逻辑、思维等等。
各位如果对粪便买卖有兴趣,对香港的粪便买卖历史想知道多一点,香港有一位年轻的学者,叫庄玉惜,她有一本书很有趣,就叫做《有厕出租》,就是说政府将厕所租给你赚钱,副标题就叫做“政商共谋的殖民城市管治(1860-1920)”。
当时的公厕、商业厕所的地理分布位置,粪便商人背后的官员,或者是地产商人的权力勾结,哪个跟哪个怎么样的合谋,哪个跟哪个有什么商业甚至家族关系,都研究得一清二楚。
说完公厕,希望你的鼻子不会跟我一样,感到臭烘烘,今晚都吃不下饭。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ikanlixiang),作者:马家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