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这个字，依篆书写，是史。是用“中”与“又”合起来的，中是正的意义，又作持讲解，表明作史的人，记事发言，须本乎中正。欧美历史的皮面上，时常书着一个手持天秤（Scale）的人。天秤是以中正公平为本。作史的人，对于所记载的，也必须本着天秤的样子来下笔。天秤若有偏左偏右的毛病，就成了无用的废物。作史的人，若有“左”倾右倾的恶习，就失了史的标准。我以为办报的人，在可能范围内，也应当将一个天秤的影子，放在心里。固然在纷乱的时代，有权有力者，是不依着天秤的。但是天秤这种东西，只要有世界，就不能铲除它的存在。所以，报社的记者，记事发言若以天秤为法则，纵然受屈于一时，终必伸张于永久。
北齐的魏收，所作的《魏书》，在当时就大遭恶评。人称他所著的魏书，为“秽史”，因为他作史专以他的爱憎为主，他对他所喜爱的人，就捧得上天，对他所憎恨的人，就骂得入地。这实在是失了史家的身份。古人说“作史要三长”，三长就是识、才、学。识，必须高超。才，必须深远。学，必须广博。最要的更须先正自己的心。报纸，既与史的性质类似，办报的人，记事发言，也当本着中正而行，不可以爱憎的私情，颠倒是非。不可受任何人的利用，混淆黑白，以免走入魏收的覆辙。
正史，固然不可不读。野史，更是不可不看。正史是官方所修或奉诏所纂的，野史是私人所暗记的。正史，因为改朝换代，历经修订的缘故，其中难免有造谣或隐讳的缺点。野史，因为作者不为权势所支配，所以内容多是诚实可靠的记录。当初，秦桧所以禁野史，所以保荐他妻兄王唤的儿子孙子，为国史修撰，就是恐怕野史或外人所撰的史，不能掩盖他那卖国的事实。我以为《机关报》就如同正史，往往因私害公，可信之处太少。私人所办的报，若无背景，就仿佛野史，往往据事直书，极少隐讳或造谣之处。
周德恭说：“史者，公天下后世之是非者也。岂以一人之私，而能灭公众人之公论哉？”吕祖谦说：“史官，万世是非之权衡。公是公非，举天下莫之能移焉。”报，既与史的性质相同，也必须做到“公天下后世之是非”的标准，时时以众人之公论为依归。报社记者的任务，既与史官类似，也必须与万世是非之权衡。所是所非，不可掺入一毫党派或国人的私意。所是所非，只要不违背自己的天良就成了公是公非。因为天下虽有十七亿人之多，种族虽然差异，而天良并无不同。
天良就是公理。本着公理所发的议论，就是公论。公论中所认为是的，就是公是。所认为非的，就是公非。人类的恒情，固然捧胜不捧败，轻弱而尊强，但是这也不过是一时的蒙昧，如同时镜之上，盖了一层灰尘，只要稍加拂拭，立刻就光明如故。就以意阿之战而言，世人多与惨败的阿国大表同情。而对于胜利的意国，反不肯稍加夸赞，这就是由天良中所表示的公是公非。公是公非，既合乎天下的天良，所以具有广大无穷的威力。
外国称新闻记者，为Nucrownedking（无冕之王）。王有生杀予夺之权，新闻记者的一字褒贬，也可关系一人的荣辱生死。王者发号施令，稍有偏私，既可祸及全国，新闻记者发言主事，稍存私见，也可祸及人群。李世民说：“王者无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我以为，新闻记者无私，才能得人民之助，可惜在乱国里，无冕之王的笔，实在是斗不过有冕之王的权。
“言论自由”四字，是最好听的一句话。其实，更是最不易实现的一句骗人之语，并且成了我国的要人预备谋权夺位的招牌。前者，某要人向政府提出的四个要求，第三条就是主张实行言论自由。可是，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地，新闻记者的言论，反大受了钳制。我敢决断，只要世界有人类，“言论自由”就没有实现的日子。究竟如何才是言论自由，我以为，只要发言的人，本着天良说话，当权的人，本着天良不加严禁，就是言论自由。只可惜，本着天良发言的平民还多，本着天良容纳的要人太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