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我曾赴约相亲，对方是市里三级甲等医院的一位年轻医生。一见面，他就惭愧地对我说：“我们这个行业的名声不太好。”我非常惊讶，觉得他太过敏感，甚至怀疑他有迫害妄想。今天，当我再次回想起他当时说的话，却只能举双手赞同了。
不知从何时开始，医生这个职业在社会中的声誉每况日下，甚至到了臭名昭着的地步。与此相伴而生的是两种现象：一是，医患关系日趋紧张，医闹事件频发；二是，为了扭转人们对医生的印象，各类树立道德楷模的电视节目，例如：“最美医生”等等，不断上演。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为什么医生的道德水平会集体下降？从最初的概率来说，选择当医生的人的道德水平也不应该比其他行业的人差啊？难道治病救人不是医生的天职吗？为什么这也要作为道德楷模来歌颂呢？
医生的道德水平整体下降，这与医生的薪酬制度直接相关。对于大部分医生来说，其薪酬直接与医院的收入“挂钩”，医院的收入多，医生的工资就高。这种类似推销人员的“工资分成”制度，是直接导致医生道德水平下降的罪魁祸首。
医生、患者与医疗产品供应方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微妙而复杂的。在医疗资源市场化的背景下，医生处在患者和医疗产品供应商之间，其职责和权力的模糊性，为其谋取私利提供了便利。从理论上来说，医生是患者的代理人，其职责是：根据其专业知识，为患者选取必要的检查、药品和治疗方案。
我们可以将医院想象成一个巨大的医疗商品超市。这个超市与普通超市的根本不同就在于，没有医生的帮助，患者就无法挑选出自己需要的商品。患者只有借助医生的知识储备和诊断经验，才能选择合适的药品和治疗。所以，患者花钱看病，雇佣医生为自己的健康服务。这就就像当事人找律师为自己辩护一样，律师应当完全站在当事人的立场，因为他收取了当事人的费用。所以，医生既然收取了诊断的费用（顺便说一句，许多公立医院的挂号费用已经是50-150元一个号，价格不菲），就应该完全站在患者的立场上为患者的生命和健康服务，为其选取能治好病的最便宜的药品和治疗。
然而，医生的薪酬与医院的收入挂钩，这一制度设计直接打乱了医生与患者之间相互信任的简单关系。由于，医生的收入与其为医院卖出了多少药、为医院新购置的检查设备用了多少次、收了多少钱直接相关，所以，医生们就会有很大的动力多卖药、卖贵药、多为病人做检查、让病人多来看几次病、甚至让病人做不必要的治疗。可以说，在“挂钩”的薪酬制度下，在市场化的医疗资源分配中，“过度医疗”成为必然。
在市场经济飞速发展，并给生活带来繁荣和舒适的今天，大家都深有体会：“非理性消费”不可避免。这一点在对医疗商品的消费中，尤为明显。因为，对于医疗产品，患者可以说是完全无知的，医生本该充当患者明亮的眼睛，为其选购合适的商品，但出于追求私利的动机，医生和医院却不知不觉站到了医疗产品的供应商一边。
在十多年前的那次相亲经历中，那位年轻医生还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谈笑之间，那位年轻的医生得意地说：“我们医院今年的流水有三个亿！”我当时觉得这句话很奇怪，难道赚钱多是一个医院的最值得骄傲的成就吗？今天，我却能很好地理解这句话的深意了。医生和医院，名义上是患者的代理人，擦亮眼睛为患者寻找最好最便宜的药，实际上却是药厂和设备商的推销员，其目的是将尽量多的、最贵的产品推销出去。对于一个推销员来说，最大的成就当然是卖出了多少钱的货了。
我们是否可以说：医者，是披着羊皮的狼？所谓“羊皮”是指医生名义上的角色：受雇服务于患者的代理人，处处为患者着想；所谓“狼”是指医生的“私心”，为增进自己的收入，而站在供应商的立场为其推销产品。当然，我们不可能要求医生没有“私心”，因为这不现实。人人都会有“私心”，增进自我利益，这被西方人称为“自然权利”。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思医生的薪酬制度，以及医疗行业的过度市场化？
如果一个制度能使“私心”和“公利”协调一致，那就是好的制度；如果一种制度总是让人们的“私心”与“公利”背道而驰，那么这种制度就一定是坏的制度。在坏制度中，人们道德水平下降，就成了必然的事。
可以说，医生薪酬与医院收入“挂钩”，这种不恰当的薪酬制度，充当了医生道德水平下降的催化剂。这里的讨论还没有涉及更深层次的腐败，例如“回扣”等等与医疗产品的销售相关的道德问题。实际上，如果我们执意要拥抱医疗资源的完全市场化，各种社会问题都在所难免：“过度医疗”，医患关系紧张，医生吃回扣推销药品，医闹事件频发，医者道德水平的集体下降……，这些问题源于制度设计，并不是树立几个“最美医生”的高尚形象就能解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