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佐文若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褚卫，蒋沈韩杨。”宋朝版的《百家姓》近千年以来一直朗朗上口，无论男女老少、鸿儒白丁，总能或多或少得背出几句。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也多次对全国姓氏的人数进行统计分析， 底出炉的全国姓氏统计情况中，五大姓的最新排名是：王、李、张、刘、陈。五大姓氏在全国的人数高达4.332亿，占据了全国姓氏人数的三分之一，在当今互联网发达的大数据时代，这样的统计应该是权威可信的。
那么，五大姓氏在宋版《百家姓》中的位置分别是怎么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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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名的王姓在《百家姓》中排名第8，第二名的李姓在《百家姓》中排名第4，第四名的陈姓在《百家姓》中排名第10。这三个姓的排位变动在10名以内，还算比较稳定。第三名的张姓在《百家姓》中排第几呢？第24，嗯？好像差得有点多是不是？
什么，差得有点多？那我们来看看刘姓在《百家姓》中排在什么位置。
答案是：252名！
有人要问，发生了什么？宋朝至今的千年左右时间内到底发生了什么？莫非在某一时间涌现出了多位生育能力绝伦的刘姓大神，使得刘姓人数在一千年里的时间内出现了几何倍数的巨大增长。
当然不是，首先要从《百家姓》的排名依据上探究。纵览全作，如果说是纯粹按照姓氏的人数来排序的，显然是不严谨的，如若如此，刘姓无论如何也排不到这样低的位置。
对宋史稍有了解的朋友们应该就能轻易列举出几位有宋一代的名人，比如宋真宗的皇后刘娥，也就是脍炙人口的狸猫换太子故事的始作俑者刘皇后；比如南宋“中兴四将”中的刘光世，此人事迹和名气在四人中远不如岳飞、韩世忠，比起张俊也逊色不少，但能与上述三人齐名，显然也不是什么等闲之辈；又比如其同时代的抗金名将刘琦，这位就是厉害角色了，曾将不可一世的金国四太子完颜宗弼，也就是大名鼎鼎的金兀术揍得满地找牙。
相较之下，《百家姓》中高居11名的褚姓，可能专攻宋史的史学大家也很难在宋代找出一位褚姓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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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理由相信，《百家姓》的排名依据大体和人数分布有一定的匹配度，当中可能会受到一些读音和押韵因素的影响做些微调。但相当一部分姓氏的排名受到了一些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时局、政治以及历史遗留原因。
经典版百家姓目前最广泛的认知是出自宋代一钱塘儒生之手。为什么前四是“赵钱孙李”呢？
首先宋朝皇帝姓为赵，无需多言，赵必须第一，除非谁不想要脑袋了；
吴越国王钱缪当时奉宋为正朔，故排第二；
钱缪之妻为孙氏，故孙排第三；吴越国对于宋太祖赵匡胤扫平天下的霸业可谓是有求必应，出力不少，同时又是相传作者钱塘儒生的家乡，于公于私将吴越国王、王后的姓氏排在第二、第三，也合情合理。
至于第四的李姓，南唐国主姓李，也奉宋正朔，但去国号，后主李煜称江南国主，而非王，南唐作为吴越国的友好邻邦，想必作者对其也存有一些特殊情感，所以李排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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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重点要说的就是刘姓，刘在百家姓的444个单姓中排名第252，不可谓不低，如果从上面提到的时局、政治和历史原因分析，是否能解释得通呢？完全可以！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第一、相传《百家姓》的成熟时间为北宋初年，结合上述对钱孙李三姓的分析，当时吴越以及南唐尚存其国，可大致推断成书时间是在宋太祖赵匡胤的统治期间。
宋太祖自陈桥兵变之后，接管了后周世宗柴荣经营后的一片不错的家底，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统一大业，总体进程顺利，将并世的十国逐一击破，唯独盘踞在三晋之地的北汉政权，倚仗背后契丹政权的强力支持，频频给宋军带来麻烦。
和大多数开国帝王一样，宋太祖的军事才能可谓上乘，但终其一生三征北汉，亦未能灭之。直到继任者宋太宗的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才啃下了这块硬骨头。宋廷上下对于北汉的憎恨应当是毋庸置疑的，而北汉的皇帝正是姓刘。
第二、北宋得国于后周的“禅让”，为了宣扬自己政权的合法性，一定程度上需要显现出与后周的一脉相承，而后周的建立是与后汉的政权交替。
因此北宋当权者需要将自己和后汉拉到一个对立面上，而后汉的君王也是姓刘。所以出于这一原因，也是有必要对刘姓进行进一步打压的。
第三、自五胡十六国之后，胡汉之间的关系一直在民族矛盾和民族融合之间激烈挣扎，相较之下，比起潜移默化的融合，战争屠杀引发的民族仇恨还是占据了主导。宋朝以正统汉族政权自居，与异族政权即便不兵戎相见，也是尽量划清界限的状态。自西晋末起，很多异族首领为了逐鹿中原，会使用汉族名字并冒认一个汉族祖先，为了彰显其绝对的“正统性”，被冒认最多的自然是我们的汉高祖刘邦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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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成功的当属十六国汉（前赵）政权的建立者匈奴人刘渊，身后还得了一个汉光文帝的谥号，可谓以假乱真。到了五代十国，由于干爹文化的盛行，这一现象更是变本加厉。前两条中提到的后汉、北汉的刘姓君主，也均是来自少数民族沙陀族。另外多提依据，北汉的靠山契丹（辽国）的国姓耶律在后面的历史演化中，随着契丹族从中国的主流历史舞台中逐渐淡出，耶律姓也开始大规模改汉姓，其中主要改姓的就是刘。当然，这是后话，与本文主体无关。
综上所述，北宋统治者迁怒于刘这个姓氏是不是似乎也解释得通，而那位传说中的钱塘知识分子也有可能想将此作为进身之阶，自然要在编撰之时揣测一下当权者的心思。不过我们似乎并未在后来精彩的北宋政坛上看到他活跃的身影，但他的作品却成为我国三大传统启蒙教材，得以广泛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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