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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里的野草是有耳朵的。有的草脑袋在高处,随风摇曳;有的草面孔贴着地缝,闭目养神。它们可以听到风迥异的音节:春风是温暖的流行,夏风是燥热的摇滚,秋风是凉爽的民谣,冬风是寒峭的古风。它也可以听到人奇异的脚步声:刚下地劳作的人,脚步轻盈如燕;劳作后回家的人,脚步重如磐石。遇到喜事的人脚下生风,喜气洋洋;遇到白事的人脚下落石,心灰意冷。
五奶说,男孩子是根草,女孩子是朵花。我问五奶,我是一根什么草。五奶摸着我后脑勺上留着的长小辫,说我是一根狗尾巴草。五奶说完,笑得前仰后合,额头上聚拢起一道道褶皱的岩层,瘪瘪的嘴巴里露出几颗老稀牙,像一个怪异的黄道婆。读书后,我对狗尾巴草多了一些认知:狗尾巴草长在词典里,有一个好听的别名,唤作狗尾草,属禾本科,一年生草本植物,为旱地作物常见的一种杂草。既然常见,就是极普通的,平凡的。五奶说我是根狗尾巴草,看来还是有道理的。
五年级暑假,家里的那头叫“秀秀”的水牛正身怀六甲。父亲给我下了道死命令:每天必须割一篮子青草,不然,晚饭不准吃。父亲语气高亢急促,脸色铁青。我不敢反抗,只能无条件签下军令状。
村子里家家都有一头牛。说是牛,其实就是一家人的命根子,是家里的祖宗,人人都得供着,奉着。我在村子里东溜西逛,鼻孔里充斥着草料和牛屎的味道。一头牛叫了一声,接着会听到第二头,第三头。我能从牛的叫声中听出牛的公母,听出是谁家的牛在叫。我对声音天生敏感。牛有耳朵,草有耳朵,我也有耳朵。我总是认为,有耳朵的事物都是有神性的,都是被关注、怜爱、尊重的。
一座座圆形或者长方形的稻草垛和麦草垛站在宅基地上,沉默不语。它们似乎在装聋作哑。它们的身体被石磙无数次的碾压过,它们的嘴巴变了形,不是不说话,我猜想它们是不知道说什么,或者是对谁说,但是它们的耳朵还是敏锐的。它们听到了一些生活的絮叨,这些絮叨来自于村子里的妇人:今年的柴火不够烧,怎么办,去地里割点茅草晒晒,或者,去割点芦苇,再或者,去地里捡点秧根和黄麻根也是一种应急。
我的母亲总是在麦草垛前徘徊。她扯下一把把麦草,抱进厨房,像抱着自己失散多年的婴孩。她再把一把把麦草塞进黝黑的锅底。这些金黄的麦草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释放出最后的热情和热能,把锅底烤得通体发火。母亲的脸也被印染上一层红晕,心里霞光万道。每顿饭都会耗尽一些麦草,麦草垛日日消瘦。母亲总是在饭桌上说,麦草是炊烟的宿命。我那时并不知道宿命是什么意思,只是知道,炊烟一袅,家里就有了家的味道。这种味道与生俱来,深入骨髓,不可剥离。
稻草垛是秀秀一年的口粮。母亲从不光顾。父亲是那里的常客。我也是。我拉着秀秀出门遛弯,下湖吃草,走过稻草垛。秀秀会故意地斜着身子把自己圆鼓鼓的肚子在草垛上蹭一下。这一蹭,稻草垛身子便轻轻地一晃,秀秀高兴地把尾巴左右乱摆。
稻草的肌骨绵软,适合秀秀的口感,极易打开它的味蕾。稻草需用铡刀分段,每段长6公分左右。这个工种技术含量颇高。需两个人联手操作。一个人盘草、塞草,另一个人提刀、压刀。一个人跪着,另一个人站着。站着的人把铡刀高高地抬起,跪着的人掐着一小捆稻草往铡刀的最前端塞填,塞填的越靠前,越紧实,站着的人越省力,稻草越容易被铡断。两个人要眼疾手快,配合默契。每次铡草,父亲都会喊上我。父亲跪着,我站着。父亲盘草一丝不苟。他一边用粗糙的大手摩挲着狭长的草茎,一边嘱咐我压刀的时候要猛然发力,不可慢腾腾用劲。
秀秀只吃稻草段是要掉膘的。父亲对我下达的一篮子青草的死命令,是对秀秀的恩赐,也是对秀秀的感恩。汁液饱满的青草才是秀秀每餐的美食。这种美食在杂草丛生的夏季,尤为丰盛。大地上野草遍地,葱茏生机。许多知名字的和不知名字的草,挨挨挤挤,密密麻麻,占据着村子里的田田埂埂、沟沟壑壑。
我的草篮子是父亲用荆条编制的,不是竹条的。竹条编制的篮子轻巧,是母亲赶集的时候挎的。我的荆条篮子比母亲的竹篮子要重得多,也大得多。
12岁的少年挎着荆条篮子在村子里出出进进。出去的时候,篮子里空空荡荡;回来的时候,篮子里郁郁葱葱。割草最重要的工具是长柄镰刀。我的镰刀每次都是父亲亲自磨砺。他蹲下来,把镰刀放在条形青石上,抄点水,一上一下推送着。镰刀在青石上上下滑动,父亲的身体也有节奏地晃荡。这组镜头,定格多年。有几次,我吵闹着要磨,他都不许。他说,我还小,还不懂镰刀。我说我懂,镰刀锋利,草就能割得多。父亲却说,草割的多少,与镰刀的利钝关系不大,草有自己的地盘。我问,草的地盘在哪里。父亲说,得靠自己去找。
村子里牛多,割草的人也多。草越来越少,我每天出去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想装满一篮子草,变得越来越艰难。我开始相信父亲的话,草一定有自己的地盘,我还没有发现,我的镰刀还没有真实地介入。大路上,敞亮、开阔,走的人多,能上刀的草早已被清乂;黄豆地里的草也是踪迹难寻,被锄头来回巡视多遍,一次就是斩草除根。我开始钻红麻地。高高的红麻掩盖了我矮小的身体。红麻地里密不透风,阴森静谧。我不敢孤身深入,地里的坟茔总是不期而遇。我惊喜地发现,红麻地里的坟茔上荒草萋萋。那里的草埋没了人的躯干,竟然高过了人的头颅。
我的父亲是一位教书匠。他半公办农。有时候,他是泥腿子,有时候,他是笔杆子。他是家里名副其实的主角,竟然能把多个角色出色地演绎。我不得不佩服父亲。我割草的间隙,父亲从来没有停止自己与草的对决。他在为家人打一场艰苦的战役。他的敌人就是野草。父亲说,他的学生也是他的庄稼。他不能让学生的脑袋里长了草。夏季,是父亲最焦虑的季节。野草无时不刻不在盘算着侵占他的庄稼。稻田里的稗草、异型莎草、扁秆藨草、牛毛毡、鸭舌草、三棱草、眼子菜、千金子沆瀣一气,一起围攻父亲。父亲扛着秧耙,从早到晚在稻田里寻觅,一行行,一块块。一棵棵野草在铁钉制作的秧耙下缴械投降,父亲一颗颗汗水摔落在田地里,夕阳下,父亲又黑又瘦,他佝偻的身影分明就是一棵高大的狗尾巴草。
父亲闯入野草的地盘。只是不巧,草的地盘和他的庄稼地盘混为一体,这两股势力势不两立,此长彼消。这种拉锯战最消耗父亲的体力。每每是这块地的草消除了一遍,另一块地草又猖狂了起来。父亲两眼通红,杀红了眼。他辗转于家里的每一块田地,草的攻势一轮接一轮。成千上万棵,集团化进攻,父亲就是一个人,他是我们的孤胆英雄。
日子和草一样疯长。田里再也不见牛的影子。收割机和旋耕机成为土地上的新宠。除草剂成了草的克星。年轻的村民们解放了双手,开始远离家乡,把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留置在家里。他们是一簇簇蒲公英,风一起,就会飘散,四海为家。
草开始肆无忌惮抢占田埂、渠岸、坟茔、路边,把它们的种子种在人力资源无暇顾及的区域。没有了牛羊的乡村,草撒欢的本领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草没有被利用的价值,人们不再为它争风吃醋,由着它们的性子,想怎么长,就怎么长。只要不去妨害庄稼,就不会用除草剂对它们施以极刑。
秋风萧杀,野草们的时日不多。枯萎的命运无法逃遁。秋风中有一种煞气,在村子里溜达来,溜达去。某些身子累卵的人,某些精神凌乱的人,禁不住风热,风寒,便在某一天选择某一种方式就被风裹挟着离开了人们的视线。和我年纪相仿的村西的傻烧毛,一夜之间暴病于自己草屋里,浑身被蚊蝇叮得千疮百孔;村东的愣语录癫痫发作,一头栽进茅坑里,窒息而亡。死亡总是和村里的人形影不离。赶不走,驱不散,就像荒草燃烧的青烟,一直弥漫着一股焦灼的气味。
我的母亲在病床上熬半年,从胖大婶熬到骨瘦如柴,皮包骨头。从六十十月的芳草萋萋,熬十一月的摧枯拉朽。她被推进火化炉的刹那,母亲分明就是一根衰老的麦草。一季季荒草掩盖了她的头颅。她安息的大地上,草的气息渐渐羸弱。候鸟南迁,秋雨淅沥,寒霜降临,一场大雪覆盖了整个村子。
我知道荒草并没有枯死。它们削发明志,把根藏匿于泥土之中。根在,一切的荒芜都是短暂的。无边的冰雪会融化成汩汩的清源。地下是一个巨大繁杂的网络系统,盘根错节,横七竖八,看似杂乱无章,其实有条不紊。草的强大和震撼和人类的渺小与卑微成为鲜明的对比。我在老家的院子等了六个春天,也没有等到母亲敲门的声音,也没有看到她熟悉的背影。但是,只要春天一到,院子里的草就会一片碧绿。这些草一定是母亲派来的邮差,草叶上晶莹的露珠,想必是母亲思念我的泪水吧。
我一次次从钢筋水泥的县城新家返回草木泥土的老家,为了什么,为了谁,也没有标准的答案。也许可以解释:老家就是一根草的根系,子女就是泥土上草的茎叶。日子无声无息。人如草菅,但是万物有耳,都可以听到一些万籁俱寂后复苏重组的音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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