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杜甫的人生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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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诗人杜甫的生平简介篇一
李白与杜甫，合称李杜，一个诗仙、一个诗圣，都是对后世影响极其深远的唐朝大诗人，李白比杜甫年长十一岁，一个是浪漫主义的典型人物，一个则是现实主义的代表，上下难分，文人相吸，他们之间一见如故的真挚友情也是名垂文学史的千古佳话。
李白与杜甫是在杜甫父亲的家中相识的，两个一遇便如知音般相见恨晚，当时的李白已经是声名远扬的大诗人了，而杜甫不过是侵犯权贵被放至山林的默默无闻之辈，但是同为孤僻性格的两人却十分投缘，如同兄弟般珍惜彼此，一起喝酒作诗，十分畅快，在临行分别时还寄诗相赠。杜甫的诗中表现出了对于李白的极其崇敬，对其诗文的评价也甚是贴切。李杜之间的关系，几乎可以称为继伯牙子期之后的最佳友情了。
但是二人此次一别，就再也没有重逢过了。也许是中国太大，又或许是二人结识已晚，显得李杜二人之间的交往过于短暂。在此之后，深情的杜甫一直没有放下对于李白的想念，常于各处写下深刻牵挂的诗句。而李白呢，他寄情于山河，步履不停，广交友人，而杜甫也成了他漫漫游历长河中的一瓢。二人互相别无所求，两大才子能有机会相逢相识，便已是世间难得之事了。
李杜二人都仕途不顺，郁郁不得志，但李白寄情思与山水，四处游历，而杜甫却心系百姓疾苦，揭露暗政。杜甫的天赋略微不如李，但他勤学严谨，依旧留下了许多不朽佳作。
唐代诗人杜甫的生平简介篇二
王维的大半生都生活在盛唐时代。和许多历史人物一样，他的生卒时间一直存在异说。为大多数人采纳的说法是，王维生于武后长安元年(701)，与李白同年，卒于肃宗上元二年(761)，终年六十一岁。
关于王维的出生地，也有争议。一说他原为太原祁人(今山西祁县)，后移家于蒲州(今山西永济县);一说他祖籍太原祁县，出生于蒲州。可以肯定的是，王维是山西人。
王维生于官宦世家。虽然父亲早丧，家世衰落，但他还是得到了良好的教育，九岁时即能吟诗作文。十五岁时，少年王维来到长安谋求功名，并常来往于长安和洛阳之间。
从家乡来到繁华的帝都，经历从未经历的异乡行游，见到从未见过的风光人物，他诗兴大发。他写长安的游侠少年，写功高无赏的老将军，写建功报国的理想，写客居异地的乡思……这些充满着青春激情和浪漫气息的诗篇，显示着一个少年的非凡才情。
少年王维的诗名迅速传扬。《旧唐书》记载了他所受到的礼遇：“凡诸王驸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宁王、薛王待之如师友。”
开元九年(721)，王维进士及第，从此走上仕途。
关于王维的应举，《集异记》中记载了一段有趣的逸事：这一年春天，王维在岐王李范的带领下来见公主。这是怎样的一个少年?“妙年洁白，风姿都美”，“风流蕴藉，语言谐戏”。他弹抚琵琶，声调哀切，满座为之动容，引得公主对他另眼相看。当他咏诵自己的诗作时，公主大惊，想不到一直被自己以为是古篇的佳作皆出于这个少年之手!于是，公主推荐二十一岁的王维做了进士解头。
这段逸事不被正史记载，未必属实。但中进士后的王维做的第一个官确实与音乐有关——太乐丞，负责管理国家的音乐舞蹈事务。
“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在唐朝，考取进士并不容易，以至于五十岁的进士都算是年少的。此时的王维刚刚二十出头，青春得志，意气风发。
然而，初入仕途的王维便碰了钉子。因为署中伶人舞黄狮子犯禁，他受牵连被贬。开元九年秋，王维离开长安，前往济州任司仓参军，一个看管粮仓的小官。
济州在今山东荏平西南，王维在那里度过了四年多的光阴。他的生活孤寂无聊，但美丽的自然风光还是吸引了他。他常在济州附近游览，并和当地的隐者贤士来往，和他们吟诗唱和。
开元十四年(726)春，王维辞去司仓参军之职，离开济州。旅途中，他被淇上的田园风光吸引，在此间住了两年。
也许是忍受不了隐居的寂寞，开元十七年(729)，王维回到长安闲居。此次重返长安，他结识了诗人孟浩然。孟浩然之前来长安应试，落第后滞留长安。当孟返回襄阳时，王维作诗送别，诗云：“杜门不欲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长策，劝君归旧庐。”意思是劝孟浩然回乡隐居，不必辛辛苦苦地来长安举试求官。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话，是因为王维自己仕途、人生的不如意：年少高中，以为从此可大展宏图，却遭贬谪;正当青春年华，却赋闲在家，心中自然不是滋味。
开元十九年(731)，王维的妻子去世，当时王维仅三十一岁。这之后，他不复续娶，独自一人度过了余生。
开元二十一年(733)，张九龄上台执政，王维已经冷却的政治热情又重新燃烧了起来。一年之后的秋天，他从长安赴东都洛阳，写诗给张九龄，赞誉张“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并大胆地自荐：“贱子跪自陈，可为帐下不?”
但是，王维对自己是否能得到张九龄的任用还心存疑虑。于是，在向张九龄献诗之后，他立刻前往嵩山隐居。嵩山地近洛阳，隐于此正可待机而出。
幸运再次降临，张九龄欣然接纳了他。开元二十三年(735)，在张九龄荐举下，王维离开嵩山，到东都洛阳任右拾遗，为当政者提供建议。第二年随玄宗返回长安，仍任右拾遗。
然而，历史很快又转换了方向。开元二十五年(737)，张九龄被贬为荆州长史，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取得了唐玄宗的信任，掌握了朝政。昔日得到张九龄重用的官员有的贬，有的死。在这场混乱中，王维的官职却反倒得到升迁，于这年秋天迁河西节度府，任监察御史兼节度判官。他保住了性命，却再次被逐出权力中心长安。
经历再一次沉重的打击，心情怎样，王维没有多说。在边塞，他似乎反倒有种兴致高涨的感觉。一望无际的大漠、奇异瑰丽的风光吸引了他，还有边疆军旅生活，也重新温热了他年少时的一腔热血。“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灵感就这样来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留下了三十多首边塞诗。
开元二十六年(738)夏，三十八岁的王维重新回到长安，继续担任监察御史。两年后，升殿中侍御史。这一年冬天，他南下出了一趟差：自长安经襄阳、郢州、夏口至岭南，主持岭南当地的官吏选拔。
途经襄阳时，王维兴冲冲地前去探访好友孟浩然。得到的消息却是孟浩然已经去世了，王维不由痛哭流涕。孟浩然比王维年长十二岁，二人不仅友情深挚，诗歌创作亦有诸多相近之处。后人将他们合称为“王孟”，并列为唐代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
开元二十七年(739)春，王维自岭南归长安，下半年开始在长安南郊的终南山隐居。
约在天宝三年(744)，王维购得了原属初唐诗人宋之问的蓝田辋川别墅。经过一番修缮，辋川山庄成了王维远离世事、怡山乐水的清静之所。青松明月，白石清泉，古木衰柳，飞鸟夕岚，所有的一切让他陶醉痴迷。自此以后，他经常和好友裴迪一起，在这里优哉游哉，赏景赋诗。
之后，王维历任侍御史、库部员外郎、库部郎中。他不愿同流合污，但又做不到像陶渊明那样不为五斗米折腰，彻底地归隐山林，于是便以这种半官半隐的方式，在混浊的官场中保有心灵的自由。
丁忧服满后，王维出任吏部郎中，后任文部郎中、给事中。公余闲暇，他依然时时回到辋川，徜徉于山水田园间。
宋代魏庆之编的《诗人玉屑》评王维“秋水芙蕖，倚风自笑”，可说是对辋川时期的王维最形象、最贴切的赞美——秋水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清丽脱俗，天然美好，迎风而笑，风姿神韵，令人神往。而这一时期，也是王维诗歌创作的最高峰。《辋川集》等一系列诗作，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标志：自魏晋而兴的山水田园诗，在王维那里得到了一次全面的.总结和显著的提高。
尽管王维志在山水，且醉心佛学，以避世事，但他不在世外，世人的纷扰他终究逃避不了。
唐代诗人杜甫的生平简介篇三
杜甫为“诗圣”，其所流传的诗集在诗坛上掀起一阵狂潮，影响弥留至今，而关于杜甫后人的子孙绵延也成为大众所关心的话题。杜甫子孙得以繁衍，至今成为一个很大的家族体系，粗略记载杜甫的后代至今大约分居三省，人数达到上万人。
历史记载杜甫留存的儿子有两个，长子为宗文，次子为宗武。且根据记载得知杜甫后人至今分布在福建省、江西省、湖北省这三个地区，以江西省城市居多。杜甫的长子宗文这一支系的子孙后代多为福建省杜氏，而其次子宗武这一支系的子孙后代多为江西省居住。
在的时候还发生一起杜甫后人为争《杜氏族谱》而闹上法庭的案件，同是杜甫后人却不能很好的相处，为了名利却和亲人对簿公堂，想必杜甫见到如此画面也会甚感心寒。
事情发生的前后是因为《杜氏族谱》本应放置在常州祖屋而不应外借，而保管这本族谱的杜旭昌病重欲观阅此族谱便让家人拿来，遂另一支系杜氏后人便要求返还家谱，而此时家谱已由杜旭昌儿子继承，遂发生法庭之事，而后法院不予支持。
杜甫为历史著名诗人，是一个在中国深受崇敬的伟人，因而会有很多人冒牌为杜甫后人以此来谋取暴利，而其真正的后人呼吁大家能够更好的正视“杜甫”这一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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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诗人杜甫的生平简介篇四
杜甫虽为唐朝著名诗人，但是其在世时自命清高，不愿受嗟来之食，对朝廷腐败之气甚是鄙视，故其常生活清贫困苦，所以杜甫生前有不少趣事是因为他家中贫困而发生的，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杜甫趣事吧。
且说杜甫在安史之乱后，听闻战乱结束所流露出愉悦之情所作的一首《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成为一首名诗，广为流传，而因这首诗所引出的趣事也成为佳话。
原诗为：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且说杜甫家贫，平日温饱尚成问题，在他弃官离去，隐居在蜀中茅草屋的时日，虽暂得安定，也得好友相助，但依旧穷困潦倒。某日，有客人来访，在杜甫草堂中欲以诗会友，遂杜甫必须在家中以好酒菜来待客，这可为难了杜夫人，家中困至未有好菜可招待，杜甫见厨房内有酒菜鸡蛋和豆腐便心生一法。
杜夫人之后端出三菜一汤，分别是炒韭菜加两蛋黄、炒韭菜加蛋白、清蒸豆腐渣、韭菜豆腐汤加几片白色蛋壳。虽很寒酸，但是经由杜甫赋予菜名后却显深意。这几道菜么，名字分别为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于是深得几位客人的拍手叫好。
于是此时得以流传，在民间便有不少有才气之人引用杜甫这件事，延伸了众多趣事，不得不感叹杜甫的才气过人啊。
唐代诗人杜甫的生平简介篇五
李商隐(约813-约858)，唐代著名诗人。字义山，号玉谿生，又号樊南生。原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自祖父起，迁居郑州荥阳(今属河南)。自称与皇室同宗，但高、曾祖以下几代都只做到县令县尉、州郡僚佐一类下级官员。所谓“宗绪衰微，簪缨殆歇”(《祭处士房叔父文》)、“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祭裴氏姐文》)，这类自述真实地反映了他比较寒微的处境。
李商隐一生经历，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文宗开成二年(837)以前，是他的青少年时期。他幼时随父到浙江。九岁父死，奉丧侍母归郑州。后数年间，他和弟弟羲叟随堂叔李某学习经书与文章。十六岁著有《才论》《圣论》，以古文为士大夫所知。文宗大和三年(829)，受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召聘入幕。令狐楚爱其才，让儿子令狐绹和他交游，并亲自指点他写作骈文，因又以擅长骈体章奏闻名当世。大和六年令狐楚调任河东节度使、北都留守，李商隐随至太原。以后曾有短时期在兖海观察使崔戎幕府逗留。开成二年登进士第。
这个阶段存留的诗作不多，但已形成重要的开端。其中有一部分直接反映社会政治的诗篇，如《隋师东》《有感二首》《重有感》《寿安公主出降》《行次西郊作一百韵》等，指事陈情，激切感人，显示了青年诗人关怀国家命运的抱负和器识。另一些作品以比兴寄托的手法抒写作者的凌云壮志和渴求用世的心愿，如《初食笋呈座中》和《无题》“八岁偷照镜”，笔意宛转，风格清新。此外，也有少量应酬诗和艳体诗。
第二阶段，从开成三年，到武宗会昌六年(846年)，是李商隐踏上仕途和开始卷入党争旋涡的中年时期。开成二年冬，令狐楚病死，诗人失去凭依，于次年到泾州(今甘肃泾川县)入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后又娶了他的女儿。当时，唐王朝内部以牛僧孺和李德裕为首的两大官僚集团的斗争，正进入白热化阶段。令狐楚父子属牛党，王茂元则接近李党。李商隐转依王茂元门下，在他本人虽并无党派门户之见，而令狐绹及牛党中人却认为他“背恩”、“无行”(《旧唐书·李商隐传》)，极力加以排摈。从此他陷入朋党相争的峡谷，成了政争的牺牲品。这年春天，他参与博学宏词科考试，先为考官所取，复审时却被中书省内有势力的人除了名。次年始释褐为秘书省校书郎，后调任弘农县尉，又因“活狱”事忤触上司，几乎罢官。开成五年冬，辞尉职，求他调，到会昌二年以书判拔萃，重入秘书省为正字。不久又因母丧居家。会昌五年冬服满后返职。
这一阶段坎坷不平的人生历程，促使诗人的创作向纵深发展。题材比前期宽广，包括感时、抒怀、言情、赠答、行旅、田园、咏史、咏物许多方面。诗中感情更为沉郁，表达愈加婉曲，艺术上达到成熟的境界，代表作如《安定城楼》《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赠刘司户蕡》《哭刘蕡》。另一方面，消极颓废的思想和绮靡俗艳的诗作也有所发展，如《镜槛》《曲池》《县中恼饮席》《花下醉》。
第三阶段，宣宗大中元年(847年)以后，是李商隐三入幕府、天涯漂泊的后期。宣宗即位后，一反武宗朝的政治措施，会昌年间得势的李德裕党纷遭贬逐。宣宗大中四年(850)，令狐綯做了宰相，李商隐受到进一步压抑。他在京没有出路，只好到远方幕府去安身。从大中元年至九年，先后三次赴桂州(今广西桂林)、徐州、梓州(今四川三台)随人作幕僚，悒悒不得志。大中五年去梓州幕府前，妻王氏病故，更使他精神上蒙受沉重打击。居东川时，常抑郁不欢，顶礼佛教，甚至想出家为僧。大中九年冬，梓州幕府罢，诗人返归长安。次年任盐铁推官，一度游江南。大中十二年，罢职回郑州闲居。大约就在这一年年底病逝。
漂泊无定的生涯，使诗人后期的诗风变化更为多样，诗境也日趋老成。在桂州时，除写了一些风神摇曳、气韵浑成的写景抒情诗如《晚晴》《访秋》《城上》《高松》以外，还以五律和五排的形式写了反映异域民俗风物、具有鲜明地方色彩的风土诗，如《桂林》《即日(桂林闻旧说)》《异俗二首》《昭郡》。赴徐州幕府之时，一度情绪较昂扬，唱出高歌慷慨、兴会淋漓的长篇古风《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和《戏题枢言草阁三十二韵》。但丧妻后及任职梓州幕府期间，转而为凄苦酸楚之音，如《柳(曾逐东风拂舞筵)》《北禽》《天涯》《初起》。同时仍保持对国事的忧虑，写下象《井络》《武侯庙古柏》《杜工部蜀中离席》《筹笔驿》之类吊古伤时、苍凉悲壮的名篇。而到了颓年乡居时写的《幽居冬暮》，则又一变激楚顿宕为深沉凝重，将无穷的悲愤含蓄在凄清衰飒的意境画面之中，发人深思，令人叹惋。
李商隐的诗歌流传下来的约六百首。其中以直接方式触及时政题材的，占了相当比重。他的政治诗反映面广，开掘有一定深度。如《有感二首》和《重有感》记述大和末年震动朝野的“甘露事变”，对宦官幽禁文宗、屠杀士民的专制暴行痛加抨击，这在当时需要有不寻常的政治胆识。《隋师东》《寿安公主出降》反对藩镇割据，但不限于斥责军阀的野心，并能够联系朝廷政治的腐败和政策的失误作批判性考察，认识比较深刻。《哭遂州萧侍郎二十四韵》《哭虔州杨侍郎》对朋党相争及其祸害作了真切揭露，《汉南书事》《漫成五章(其五)》提出巩固边防、和睦民族关系的主张，都有一定的思想价值。尤其是长诗《行次西郊作一百韵》，从眼前农村残破、民不聊生的景象，追溯唐王朝二百年来治乱盛衰的历史变化，对唐代政治作了系统的总结回顾，成为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以后难得的诗史。由于生活在唐王朝衰朽没落的年代，诗人尽管有“欲回天地”(《安定城楼》)的雄心，却找不到解救危机的道路，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少数圣君贤相身上。诗中较多地揭露统治阶级的腐败，抒发士人失意的愤懑，较少反映下层人民的疾苦，也是一个缺陷。
李商隐的咏史诗有很高的成就。它们绝不是“发思古之幽情”的无病呻吟，也不同于前人那些托古以述怀的诗篇，而是着眼于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来指陈政事、讥评时世，使咏史成为政治诗的一种特殊形式。这些作品往往选择历史上封建帝王的荒淫误国作为表现的主题，或嘲讽其求仙，如《汉宫》《华岳下题西王母庙》;或揭露其好色，如《北齐二首》;或针砭其逸游亡身，如《隋宫二首》;或批评其宴乐无极，如《陈后宫》《南朝》，讽喻现实政治的用意十分明显。诗人批判的矛头有时直接对准本朝皇帝，象《过景陵》讥刺唐宪宗求长生而致暴折，《马嵬》《龙池》《华清宫》《骊山有感》谴责唐玄宗贪女色而召祸乱，用笔尖利，略无讳饰，被指责为“乖大体”(《李义山诗集辑评》引纪昀语)、“伤名教”(冯浩《玉谿生诗集笺注》)。写法上，大多采用律绝近体的形式，截取历史上的特定场景加以铺染。或“有案无断”(《玉谿生诗集笺注》引钱良择语)，不着议论，如《北齐》之二;或叙议结合，唱叹有情，如《贾生》;或从小物寄慨，关合兴亡大局，如《齐宫词》;或由虚想落笔，引出实在题旨，如《瑶池》，都能深入一点，即小见大，把精警的立意蕴含在历史画面的传神白描中，具有词微而显、意深而永的艺术效果。
无题诗是李商隐独具一格的创造。它们大多以男女爱情相思为题材，意境要眇，情思宛转，辞藻精丽，声调和美，读来令人回肠荡气。由于它们写得比较隐晦曲折，千百年来解说纷纭，穿凿附会更不在少数。今天看来，这些诗篇并非一时一地之作，也没有统一的构思贯串起来，而是诗人生活中随时触发的各种感受与兴会的点滴结晶。其中，有实写爱情相思的，如“照梁初有情”“昨夜星辰昨夜风”;有明属冶游狎邪的，如“近知名阿侯”“长眉画了绣帘开”;有托喻友朋交往的，如“待得郎来月已低”“户外重阴黯不开”(这两首，现题为《留赠畏之》，而在较早的选本中作《无题》);有寄寓身世感慨的，如“何处哀筝随急管”“重帏深下莫愁堂”;还有一些兴寄难明，托意在有无之间，颇难指实。尽管内容各别，大都属于诗中之意不便明言、或意绪复杂难以用题目概括的情况，统名之为“无题”。其中少数写艳情的篇什，口吻轻薄，色调浮靡，在诗人作品中属于下乘;多数篇章则能够跳出以狎玩的眼光摹绘女子娇情媚态的陈腐格局，写出男女真诚相爱、缠绵执著的情思。所谓“意多沉至，词不纤佻”(施补华《岘佣说诗》)，是对它们的确切评语。但这些作品的意义，不限于表现一往情深的恋爱生活。那些实有寄托的诗篇固然暗含作者身世之感，就是一些托意在有无之间的作品，集中抒写悲剧性爱情相思，那种期待与失望、痛苦与留恋、执著与彷徨交织一起的矛盾心情，实际上与整个时代心理是息息相通的。这也正是无题诗吸引后来各时代人们去反复诵读和把玩的一个重要原因。
诗人还有一部分抒情咏物的名篇。他的抒情诗往往以深挚的感情、细腻的笔触，传达出晚唐这一特定时代条件下受压抑文人苦闷忧痛的心声，从一个侧面展现了社会衰败的面影;而其浓重的感伤气息，则难免给人带来某种不健康的影响。他的咏物诗不仅以体物工切、摹写入微见长，还能够通过典型特征的刻画和环境气氛的烘染，表达出事物的内在神韵，借以寄寓作者的情怀。象“客散初晴后，僧来不语时”(《高松》)，全靠周围景物组合成恬静清幽的画面，烘托松树高洁不凡的品格;或者像“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蝉》)，写蝉的悲鸣无告，一直写到它幻觉般的心理感受，手法是很新颖的。
李商隐诗歌在艺术上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情致深蕴，是其根本特征。无论感时、抒怀、吊古、咏物或言情诸作，莫不渗透着诗人的真情实感，具有一唱三叹的韵味。像历来传诵的“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无题二首》)，廖廖十四个字，把那种受阻隔的痛苦和心有默契的喜悦，以及愈受阻隔愈感到默契可贵和愈有默契愈觉得阻隔难堪的矛盾心理，揭示得极其深刻动人。再如，“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无题四首》)，表面上写绝望的悲哀，骨子里却又透露了绝望掩盖下相思如春花萌发、不可抑止的炽热情怀，显得分外沉痛而富有感染力。刘熙载所谓“深情绵邈”(《艺概·诗概》)，张采田所谓“哀感沉绵”(《李义山诗辨正》)，都是指他诗歌的这个特点。
李商隐诗歌的抒情，较少采用直抒胸臆方式，而特别致力于婉曲见意。诗人喜欢把自己的艺术构思锤炼得千回百转，一波三折。他常避免作正面抒情，而借助于环境景物的描绘来渲染气氛，烘托情思，如《日射》《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兖》。他善于驱遣想象，将实事实情转化为虚拟的情境画面，如《夜雨寄北》《嫦娥》。他爱好绣织丽字，镶嵌典故，细针密线，襞襀重重，造成光怪陆离而又朦胧隐约的诗歌意象，如《锦瑟》《碧城三首》。他又大量运用比兴寄托的手法，或借古讽今，或托物喻人，或言情寄慨，往往寄兴深微，寓意空灵，索解无端，而又余味无穷。前人说他“总因不肯吐一平直之语，幽咽迷离，或彼或此，忽断忽续，所谓善于埋没意绪者”(冯浩《玉谿生诗集笺注》)，分析是很中肯的。当然，刻意求深求曲，也会带来晦涩费解的弊病。诗人的一部分作品迷离恍惚，旨意难明，有的甚至成为千古揭不破的“诗谜”，导致妄为比附、影射的索隐风气，他是不能辞其咎的。
婉曲见意的表现形式，同“深情绵邈”的.内涵相结合，做到“寄托深而措辞婉”(叶燮《原诗》)，这就是李商隐诗歌的基本风格。处在晚唐采缛藻繁的诗风影响下，李商隐诗歌也自有富丽精工一面。但他不局限于华艳，而能够在秾丽之中时带沉郁，流美之中不失厚重，是跟他情深词婉的作风分不开的。约略同时而辞采相近的作家中，如果说李贺的特点是瑰奇，杜牧是俊爽，温庭筠是绮密，那么李商隐恰恰就是深婉。北宋西崑体作者专取他的典丽，丢弃了他的深情远意，实在是袭貌遗神，得其糟粕。
李商隐诗歌艺术的成就，与他多方面地学习前人密切相关。他的恻怆的情思和“美人香草”的表现形式源于屈原，伤时忧国的怀抱和精严顿挫的律法承自杜甫，转折层深的构思方式由李贺得到启发，词旨隐晦的作风受阮籍的影响，而清新流丽的语言显然脱胎于六朝民歌和齐梁文人诗。此外，他的某些长篇古风雄直恣放，格局恢张，接近韩愈的歌行;一些抒情写景的小诗，则又淡语天成，绰约多姿，不失盛唐绝句的风味。这多方面的传统，诗人都吸收、融铸到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中来，在唐代诗坛上独辟蹊径，开拓出寄情深婉的新境界。他的诗歌艺术不仅哺育了从晚唐的唐彦谦、吴融、韩偓直至清代钱谦益、吴伟业、黄景仁、龚自珍、李希圣、樊增祥诸诗人，还流衍于后世词坛，直接影响了一部分婉约派词家。
诗歌以外，李商隐的骈文在当时相当出名，不仅属对工整，用事精切，且能疏密相间，气韵自然，有别于晚唐一般四六文章之以饾饤华赡为能事。代表作如：《奠相国令狐公文》《重祭外舅司徒公文》《祭裴氏姐文》以及为辞乐籍而作的《上河东公启》，写得情真意切，委宛动人，在精密的文句组织中参以一定的白描成分，读来几令人不觉得是骈体。不过在他的骈文中，一大部分属于官场应酬文字，内容比较贫乏。
李商隐散文留存较少，但也有值得注意之处。《容州经略使元结文集后序》高度评价元结的文章，用骈散参错的句式和一连串奇特的比喻描述他的文风，形象鲜明，气势跳脱，当得起“为文瑰迈奇古”(《新唐书》本传)的评语。特别是文中为元结“不师孔氏”辩护，放言质问“孔氏于道德仁义外有何物”，这与《上崔华州书》中作者自述反对“学道必求古，为文必有师法”，而提倡“直挥笔为文，不爱攘取经史，讳忌时世”的文学主张是一致的，反映了他追求思想解放的倾向。《李贺小传》以同情的笔调记述李贺的生平逸事，《齐鲁二生》给两位才行殊异的文士作传，都写得妙趣横生，有传奇小说风味。《虱赋》和《蝎赋》则是两篇杂文体短赋，意在讽世，与唐末罗隐、陆龟蒙的小品文异曲而同工。
本集和研究资料。李商隐诗，编成《李义山诗集》，有明汲古阁刻本和《唐诗百名家全集》本，均为三卷，又有影印明嘉靖间毗陵蒋氏刻六卷本和明姜道生刊《唐三家集》本七卷，均无注。给他的诗作注的，据记载宋有刘克、张文亮两家，后不传。明末释道源注李诗，书未刊行。清初朱鹤龄吸取其部分成果，加以补充发挥，撰成《李义山诗注》三卷，附有年谱，是最早的李诗笺本。后来沈厚塽将何焯、朱彝尊、纪昀三家评语辑入朱注本中，成为通行的《李义山诗集辑评》。清雍正、乾隆年间，为李商隐诗作注解的还有陆昆曾、程梦星、姚培谦、屈復诸家，以冯浩《玉谿生诗集笺注》最受人称道。
李商隐文，据《新唐书·艺文志》记载，有《樊南甲集》二十卷、《乙集》二十卷、赋一卷、文一卷，《宋史·艺文志》所载，则更有文集八卷、别集二十卷，俱散佚。朱鹤龄从《文苑英华》、《唐文粹》诸书中重新录出汇编，徐炯、徐树谷加以补充和笺注，成为《李义山文集笺注》十卷。又有《四部丛刊》影印旧钞本《李义山文集》五卷。冯浩则据徐氏笺本分类按年编成《樊南文集详注》八卷，收文一百五十篇。道光、咸丰年间，钱振伦从《全唐文》中又辑录出冯氏未收的李商隐骈文二百余篇，编成《樊南文集补编》十二卷，与其弟钱振常分任笺注，并附年谱订误。
关于李商隐的生平事迹，新、旧《唐书》都有本传，元辛文房《唐才子传》补充了一些逸事。朱鹤龄撰成年谱，功在首创，而疏漏亦多。经冯浩改订后，诗人一生的行踪才历历在目，诗文编年也基本上有了着落。但冯氏未及见李商隐文集的补编部分，在材料掌握上仍有不少遗漏舛误之处。以后，钱振伦依据《补编》所收文章，对冯谱作了若干订误。近人张采田则在冯、钱等人基础上，撰成《玉谿生年谱会笺》，搜辑大量史料，进一步考订了诗人的身世和诗文编年，对许多作品的写作背景和意图作了新的探索，是研究李商隐生平和创作的专著。但书中过于强调“深探心曲”的方法，臆测附会的地方仍时有所见，考订失误也在所难免，岑仲勉有专文《〈玉谿生年谱会笺〉平质》加以辨正。张氏另撰有《李义山诗辨正》，内容主要是驳正何焯、朱彝尊、纪昀三家评语，涉及对李商隐各首诗的理解，可与《年谱会笺》参看。(作者：珂华)。
参考书目。
杨柳：《李商隐评传》，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1981。
吴调公:《李商隐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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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诗人杜甫的生平简介篇六
李白，想必大家对这个人物都不陌生吧，他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有“诗仙”的美誉。李白一生博闻多识，写下了许多飘逸优美的诗歌。李白所写的诗，用词精美，字里行间充满了飘逸之美，给人以美的享受，无愧于唐代最伟大的诗人这一称号。
根据史料的记载，李白出生在公元701年，出生的地点大约是在西域的碎叶城。李白从小便十分的聪慧，五岁的时候他就能够背诵六甲，是当时名副其实的神童。等到李白十五岁时，他出口成章，写得一手好诗。李白写的诗受到了当时上层名流的赏识，李白也变得愈发有名了。不同于寻常读书人参加科考步入仕途的经历，李白一直很喜欢习武练剑，想要做一名浪迹天涯的侠士。
公元724年即开元十二年，已经二十四岁的李白，离开了生活多年的家乡。在李白仗剑远游的途中，李白感慨于美丽壮阔的自然风景，写下了无数诗歌。等到公元742年即天宝元年，已经四十二年岁的李白受到了唐玄宗李隆基的赏识，唐玄宗在看过李白的诗集后，立即召李白进宫，并亲自去迎接他。最后，唐玄宗封李白为翰林，随时陪伴在他左右。但好景不长，有许多人嫉妒李白能够得到唐玄宗的赏识，李白自己也厌恶当时奢靡的生活，于是李白便远离了宫廷。
公元762年，已经六十二岁高龄的李白因病而亡。李白在临死之前还写下了一篇名为《临终歌》的诗词，这篇诗歌总结概括李白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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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诗人杜甫的生平简介篇七
杜甫的妻子为杨氏，史料中并没有关于杨氏的具体记载，遂我们并不知道杨氏的全名，只知其为弘农县少卿杨怡的女儿，在当时杜甫与杨氏两家门当户对，杨氏比杜甫小了十来岁。
杜甫在三十岁的时候暂停了漫游，回家迎娶了杨氏，他虽为诗圣但并没有用过多笔墨描绘其妻。而我们从杜甫诗歌等文章中可以看出杨氏乃为贤妻良母，是个贤惠聪明的女子，一直在杜甫身后默默的支持他，彼此不抛弃，相濡以沫。
据资料可知杨氏为杜甫生下八位子女，而他们的幼子因饥饿夭折。杨氏乃是一位坚强的女性，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杜甫一心报国，只能留下妻子离去，当时逢“安史之乱”爆发，杜甫便将妻子安排在羌村，自己则北上。杨氏便只能独自在那贫困的条件下抚养他们的孩子，一边等着杜甫安全归来。
在杜甫诗《北征》中描绘的是杜甫回家探亲的所见闻和感慨家困情形，曾如此写道：“妻子衣百结”、“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由此可看出杜甫妻子杨氏在杜甫不在家的时日生活极其困苦，而杜甫在《羌村三首》中曾如此写道：“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表明战乱中杨氏无时不在思念杜甫，两人得以相见，竟然以为是在做梦。
而《北征》也曾描绘杨氏得知杜甫即将回来，可以打扮一番，而他们的两个小女儿也学者妈妈的模样打扮，将脸蛋涂的乱七八糟，可见他们在此当时的条件之下，家庭也甚是和睦。
后杜甫病逝，杨氏因无力下葬，便将棺材置于岳州，带着孩子们回洛阳，之后不久便去世，后得子孙将他们合葬在故土。
唐代诗人杜甫的生平简介篇八
李商隐(约813-约858)，唐代著名诗人。字义山，号玉谿生，又号樊南生。原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自祖父起，迁居郑州荥阳(今属河南)。自称与皇室同宗，但高、曾祖以下几代都只做到县令县尉、州郡僚佐一类下级官员。所谓“宗绪衰微，簪缨殆歇”(《祭处士房叔父文》)、“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祭裴氏姐文》)，这类自述真实地反映了他比较寒微的处境。
李商隐一生经历，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文宗开成二年(837)以前，是他的青少年时期。他幼时随父到浙江。九岁父死，奉丧侍母归郑州。后数年间，他和弟弟羲叟随堂叔李某学习经书与文章。十六岁著有《才论》《圣论》，以古文为士大夫所知。文宗大和三年(829)，受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召聘入幕。令狐楚爱其才，让儿子令狐绹和他交游，并亲自指点他写作骈文，因又以擅长骈体章奏闻名当世。大和六年令狐楚调任河东节度使、北都留守，李商隐随至太原。以后曾有短时期在兖海观察使崔戎幕府逗留。开成二年登进士第。
这个阶段存留的诗作不多，但已形成重要的开端。其中有一部分直接反映社会政治的诗篇，如《隋师东》《有感二首》《重有感》《寿安公主出降》《行次西郊作一百韵》等，指事陈情，激切感人，显示了青年诗人关怀国家命运的抱负和器识。另一些作品以比兴寄托的手法抒写作者的凌云壮志和渴求用世的心愿，如《初食笋呈座中》和《无题》“八岁偷照镜”，笔意宛转，风格清新。此外，也有少量应酬诗和艳体诗。
第二阶段，从开成三年，到武宗会昌六年(846年)，是李商隐踏上仕途和开始卷入党争旋涡的中年时期。开成二年冬，令狐楚病死，诗人失去凭依，于次年到泾州(今甘肃泾川县)入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后又娶了他的女儿。当时，唐王朝内部以牛僧孺和李德裕为首的两大官僚集团的斗争，正进入白热化阶段。令狐楚父子属牛党，王茂元则接近李党。李商隐转依王茂元门下，在他本人虽并无党派门户之见，而令狐绹及牛党中人却认为他“背恩”、“无行”(《旧唐书·李商隐传》)，极力加以排摈。从此他陷入朋党相争的峡谷，成了政争的牺牲品。这年春天，他参与博学宏词科考试，先为考官所取，复审时却被中书省内有势力的人除了名。次年始释褐为秘书省校书郎，后调任弘农县尉，又因“活狱”事忤触上司，几乎罢官。开成五年冬，辞尉职，求他调，到会昌二年以书判拔萃，重入秘书省为正字。不久又因母丧居家。会昌五年冬服满后返职。
这一阶段坎坷不平的人生历程，促使诗人的创作向纵深发展。题材比前期宽广，包括感时、抒怀、言情、赠答、行旅、田园、咏史、咏物许多方面。诗中感情更为沉郁，表达愈加婉曲，艺术上达到成熟的境界，代表作如《安定城楼》《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赠刘司户蕡》《哭刘蕡》。另一方面，消极颓废的思想和绮靡俗艳的诗作也有所发展，如《镜槛》《曲池》《县中恼饮席》《花下醉》。
第三阶段，宣宗大中元年(847年)以后，是李商隐三入幕府、天涯漂泊的后期。宣宗即位后，一反武宗朝的政治措施，会昌年间得势的李德裕党纷遭贬逐。宣宗大中四年(850)，令狐綯做了宰相，李商隐受到进一步压抑。他在京没有出路，只好到远方幕府去安身。从大中元年至九年，先后三次赴桂州(今广西桂林)、徐州、梓州(今四川三台)随人作幕僚，悒悒不得志。大中五年去梓州幕府前，妻王氏病故，更使他精神上蒙受沉重打击。居东川时，常抑郁不欢，顶礼佛教，甚至想出家为僧。大中九年冬，梓州幕府罢，诗人返归长安。次年任盐铁推官，一度游江南。大中十二年，罢职回郑州闲居。大约就在这一年年底病逝。
漂泊无定的生涯，使诗人后期的诗风变化更为多样，诗境也日趋老成。在桂州时，除写了一些风神摇曳、气韵浑成的写景抒情诗如《晚晴》《访秋》《城上》《高松》以外，还以五律和五排的形式写了反映异域民俗风物、具有鲜明地方色彩的风土诗，如《桂林》《即日(桂林闻旧说)》《异俗二首》《昭郡》。赴徐州幕府之时，一度情绪较昂扬，唱出高歌慷慨、兴会淋漓的长篇古风《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和《戏题枢言草阁三十二韵》。但丧妻后及任职梓州幕府期间，转而为凄苦酸楚之音，如《柳(曾逐东风拂舞筵)》《北禽》《天涯》《初起》。同时仍保持对国事的忧虑，写下象《井络》《武侯庙古柏》《杜工部蜀中离席》《筹笔驿》之类吊古伤时、苍凉悲壮的名篇。而到了颓年乡居时写的《幽居冬暮》，则又一变激楚顿宕为深沉凝重，将无穷的悲愤含蓄在凄清衰飒的意境画面之中，发人深思，令人叹惋。
李商隐的诗歌流传下来的约六百首。其中以直接方式触及时政题材的，占了相当比重。他的政治诗反映面广，开掘有一定深度。如《有感二首》和《重有感》记述大和末年震动朝野的“甘露事变”，对宦官幽禁文宗、屠杀士民的专制暴行痛加抨击，这在当时需要有不寻常的政治胆识。《隋师东》《寿安公主出降》反对藩镇割据，但不限于斥责军阀的野心，并能够联系朝廷政治的腐败和政策的失误作批判性考察，认识比较深刻。《哭遂州萧侍郎二十四韵》《哭虔州杨侍郎》对朋党相争及其祸害作了真切揭露，《汉南书事》《漫成五章(其五)》提出巩固边防、和睦民族关系的主张，都有一定的思想价值。尤其是长诗《行次西郊作一百韵》，从眼前农村残破、民不聊生的景象，追溯唐王朝二百年来治乱盛衰的历史变化，对唐代政治作了系统的总结回顾，成为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以后难得的诗史。由于生活在唐王朝衰朽没落的年代，诗人尽管有“欲回天地”(《安定城楼》)的雄心，却找不到解救危机的道路，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少数圣君贤相身上。诗中较多地揭露统治阶级的腐败，抒发士人失意的愤懑，较少反映下层人民的疾苦，也是一个缺陷。
李商隐的咏史诗有很高的成就。它们绝不是“发思古之幽情”的无病呻吟，也不同于前人那些托古以述怀的诗篇，而是着眼于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来指陈政事、讥评时世，使咏史成为政治诗的一种特殊形式。这些作品往往选择历史上封建帝王的荒淫误国作为表现的主题，或嘲讽其求仙，如《汉宫》《华岳下题西王母庙》;或揭露其好色，如《北齐二首》;或针砭其逸游亡身，如《隋宫二首》;或批评其宴乐无极，如《陈后宫》《南朝》，讽喻现实政治的用意十分明显。诗人批判的矛头有时直接对准本朝皇帝，象《过景陵》讥刺唐宪宗求长生而致暴折，《马嵬》《龙池》《华清宫》《骊山有感》谴责唐玄宗贪女色而召祸乱，用笔尖利，略无讳饰，被指责为“乖大体”(《李义山诗集辑评》引纪昀语)、“伤名教”(冯浩《玉谿生诗集笺注》)。写法上，大多采用律绝近体的形式，截取历史上的特定场景加以铺染。或“有案无断”(《玉谿生诗集笺注》引钱良择语)，不着议论，如《北齐》之二;或叙议结合，唱叹有情，如《贾生》;或从小物寄慨，关合兴亡大局，如《齐宫词》;或由虚想落笔，引出实在题旨，如《瑶池》，都能深入一点，即小见大，把精警的立意蕴含在历史画面的传神白描中，具有词微而显、意深而永的艺术效果。
无题诗是李商隐独具一格的创造。它们大多以男女爱情相思为题材，意境要眇，情思宛转，辞藻精丽，声调和美，读来令人回肠荡气。由于它们写得比较隐晦曲折，千百年来解说纷纭，穿凿附会更不在少数。今天看来，这些诗篇并非一时一地之作，也没有统一的构思贯串起来，而是诗人生活中随时触发的各种感受与兴会的点滴结晶。其中，有实写爱情相思的，如“照梁初有情”“昨夜星辰昨夜风”;有明属冶游狎邪的，如“近知名阿侯”“长眉画了绣帘开”;有托喻友朋交往的，如“待得郎来月已低”“户外重阴黯不开”(这两首，现题为《留赠畏之》，而在较早的选本中作《无题》);有寄寓身世感慨的，如“何处哀筝随急管”“重帏深下莫愁堂”;还有一些兴寄难明，托意在有无之间，颇难指实。尽管内容各别，大都属于诗中之意不便明言、或意绪复杂难以用题目概括的情况，统名之为“无题”。其中少数写艳情的篇什，口吻轻薄，色调浮靡，在诗人作品中属于下乘;多数篇章则能够跳出以狎玩的眼光摹绘女子娇情媚态的陈腐格局，写出男女真诚相爱、缠绵执著的情思。所谓“意多沉至，词不纤佻”(施补华《岘佣说诗》)，是对它们的确切评语。但这些作品的意义，不限于表现一往情深的恋爱生活。那些实有寄托的诗篇固然暗含作者身世之感，就是一些托意在有无之间的作品，集中抒写悲剧性爱情相思，那种期待与失望、痛苦与留恋、执著与彷徨交织一起的矛盾心情，实际上与整个时代心理是息息相通的。这也正是无题诗吸引后来各时代人们去反复诵读和把玩的一个重要原因。
诗人还有一部分抒情咏物的名篇。他的抒情诗往往以深挚的感情、细腻的笔触，传达出晚唐这一特定时代条件下受压抑文人苦闷忧痛的心声，从一个侧面展现了社会衰败的面影;而其浓重的感伤气息，则难免给人带来某种不健康的影响。他的咏物诗不仅以体物工切、摹写入微见长，还能够通过典型特征的刻画和环境气氛的烘染，表达出事物的内在神韵，借以寄寓作者的情怀。象“客散初晴后，僧来不语时”(《高松》)，全靠周围景物组合成恬静清幽的画面，烘托松树高洁不凡的品格;或者像“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蝉》)，写蝉的悲鸣无告，一直写到它幻觉般的心理感受，手法是很新颖的。
李商隐诗歌在艺术上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情致深蕴，是其根本特征。无论感时、抒怀、吊古、咏物或言情诸作，莫不渗透着诗人的真情实感，具有一唱三叹的韵味。像历来传诵的“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无题二首》)，廖廖十四个字，把那种受阻隔的痛苦和心有默契的喜悦，以及愈受阻隔愈感到默契可贵和愈有默契愈觉得阻隔难堪的矛盾心理，揭示得极其深刻动人。再如，“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无题四首》)，表面上写绝望的悲哀，骨子里却又透露了绝望掩盖下相思如春花萌发、不可抑止的炽热情怀，显得分外沉痛而富有感染力。刘熙载所谓“深情绵邈”(《艺概·诗概》)，张采田所谓“哀感沉绵”(《李义山诗辨正》)，都是指他诗歌的这个特点。
李商隐诗歌的抒情，较少采用直抒胸臆方式，而特别致力于婉曲见意。诗人喜欢把自己的艺术构思锤炼得千回百转，一波三折。他常避免作正面抒情，而借助于环境景物的描绘来渲染气氛，烘托情思，如《日射》《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兖》。他善于驱遣想象，将实事实情转化为虚拟的情境画面，如《夜雨寄北》《嫦娥》。他爱好绣织丽字，镶嵌典故，细针密线，襞襀重重，造成光怪陆离而又朦胧隐约的诗歌意象，如《锦瑟》《碧城三首》。他又大量运用比兴寄托的手法，或借古讽今，或托物喻人，或言情寄慨，往往寄兴深微，寓意空灵，索解无端，而又余味无穷。前人说他“总因不肯吐一平直之语，幽咽迷离，或彼或此，忽断忽续，所谓善于埋没意绪者”(冯浩《玉谿生诗集笺注》)，分析是很中肯的。当然，刻意求深求曲，也会带来晦涩费解的弊病。诗人的一部分作品迷离恍惚，旨意难明，有的甚至成为千古揭不破的“诗谜”，导致妄为比附、影射的索隐风气，他是不能辞其咎的。
婉曲见意的表现形式，同“深情绵邈”的.内涵相结合，做到“寄托深而措辞婉”(叶燮《原诗》)，这就是李商隐诗歌的基本风格。处在晚唐采缛藻繁的诗风影响下，李商隐诗歌也自有富丽精工一面。但他不局限于华艳，而能够在秾丽之中时带沉郁，流美之中不失厚重，是跟他情深词婉的作风分不开的。约略同时而辞采相近的作家中，如果说李贺的特点是瑰奇，杜牧是俊爽，温庭筠是绮密，那么李商隐恰恰就是深婉。北宋西崑体作者专取他的典丽，丢弃了他的深情远意，实在是袭貌遗神，得其糟粕。
李商隐诗歌艺术的成就，与他多方面地学习前人密切相关。他的恻怆的情思和“美人香草”的表现形式源于屈原，伤时忧国的怀抱和精严顿挫的律法承自杜甫，转折层深的构思方式由李贺得到启发，词旨隐晦的作风受阮籍的影响，而清新流丽的语言显然脱胎于六朝民歌和齐梁文人诗。此外，他的某些长篇古风雄直恣放，格局恢张，接近韩愈的歌行;一些抒情写景的小诗，则又淡语天成，绰约多姿，不失盛唐绝句的风味。这多方面的传统，诗人都吸收、融铸到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中来，在唐代诗坛上独辟蹊径，开拓出寄情深婉的新境界。他的诗歌艺术不仅哺育了从晚唐的唐彦谦、吴融、韩偓直至清代钱谦益、吴伟业、黄景仁、龚自珍、李希圣、樊增祥诸诗人，还流衍于后世词坛，直接影响了一部分婉约派词家。
诗歌以外，李商隐的骈文在当时相当出名，不仅属对工整，用事精切，且能疏密相间，气韵自然，有别于晚唐一般四六文章之以饾饤华赡为能事。代表作如：《奠相国令狐公文》《重祭外舅司徒公文》《祭裴氏姐文》以及为辞乐籍而作的《上河东公启》，写得情真意切，委宛动人，在精密的文句组织中参以一定的白描成分，读来几令人不觉得是骈体。不过在他的骈文中，一大部分属于官场应酬文字，内容比较贫乏。
李商隐散文留存较少，但也有值得注意之处。《容州经略使元结文集后序》高度评价元结的文章，用骈散参错的句式和一连串奇特的比喻描述他的文风，形象鲜明，气势跳脱，当得起“为文瑰迈奇古”(《新唐书》本传)的评语。特别是文中为元结“不师孔氏”辩护，放言质问“孔氏于道德仁义外有何物”，这与《上崔华州书》中作者自述反对“学道必求古，为文必有师法”，而提倡“直挥笔为文，不爱攘取经史，讳忌时世”的文学主张是一致的，反映了他追求思想解放的倾向。《李贺小传》以同情的笔调记述李贺的生平逸事，《齐鲁二生》给两位才行殊异的文士作传，都写得妙趣横生，有传奇小说风味。《虱赋》和《蝎赋》则是两篇杂文体短赋，意在讽世，与唐末罗隐、陆龟蒙的小品文异曲而同工。
本集和研究资料。李商隐诗，编成《李义山诗集》，有明汲古阁刻本和《唐诗百名家全集》本，均为三卷，又有影印明嘉靖间毗陵蒋氏刻六卷本和明姜道生刊《唐三家集》本七卷，均无注。给他的诗作注的，据记载宋有刘克、张文亮两家，后不传。明末释道源注李诗，书未刊行。清初朱鹤龄吸取其部分成果，加以补充发挥，撰成《李义山诗注》三卷，附有年谱，是最早的李诗笺本。后来沈厚塽将何焯、朱彝尊、纪昀三家评语辑入朱注本中，成为通行的《李义山诗集辑评》。清雍正、乾隆年间，为李商隐诗作注解的还有陆昆曾、程梦星、姚培谦、屈復诸家，以冯浩《玉谿生诗集笺注》最受人称道。
李商隐文，据《新唐书·艺文志》记载，有《樊南甲集》二十卷、《乙集》二十卷、赋一卷、文一卷，《宋史·艺文志》所载，则更有文集八卷、别集二十卷，俱散佚。朱鹤龄从《文苑英华》、《唐文粹》诸书中重新录出汇编，徐炯、徐树谷加以补充和笺注，成为《李义山文集笺注》十卷。又有《四部丛刊》影印旧钞本《李义山文集》五卷。冯浩则据徐氏笺本分类按年编成《樊南文集详注》八卷，收文一百五十篇。道光、咸丰年间，钱振伦从《全唐文》中又辑录出冯氏未收的李商隐骈文二百余篇，编成《樊南文集补编》十二卷，与其弟钱振常分任笺注，并附年谱订误。
关于李商隐的生平事迹，新、旧《唐书》都有本传，元辛文房《唐才子传》补充了一些逸事。朱鹤龄撰成年谱，功在首创，而疏漏亦多。经冯浩改订后，诗人一生的行踪才历历在目，诗文编年也基本上有了着落。但冯氏未及见李商隐文集的补编部分，在材料掌握上仍有不少遗漏舛误之处。以后，钱振伦依据《补编》所收文章，对冯谱作了若干订误。近人张采田则在冯、钱等人基础上，撰成《玉谿生年谱会笺》，搜辑大量史料，进一步考订了诗人的身世和诗文编年，对许多作品的写作背景和意图作了新的探索，是研究李商隐生平和创作的专著。但书中过于强调“深探心曲”的方法，臆测附会的地方仍时有所见，考订失误也在所难免，岑仲勉有专文《〈玉谿生年谱会笺〉平质》加以辨正。张氏另撰有《李义山诗辨正》，内容主要是驳正何焯、朱彝尊、纪昀三家评语，涉及对李商隐各首诗的理解，可与《年谱会笺》参看。(作者：珂华)。
参考书目。
杨柳：《李商隐评传》，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1981。
吴调公:《李商隐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82。
唐代诗人杜甫的生平简介篇九
白居易(772---846年)，字乐天，晚年又号香山居士。与李白、杜甫、元稹，世人称“盛唐四大家”。唐朝，华州下邽人，祖籍山西太原，后迁下邽(今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下邽镇)。白居易的祖父在河南巩县当县令，和当时邻居新郑县令是好友，见新郑山清水秀，就举家搬到新郑，唐代宗大历七年正月二十日(2月28日)白居易出生于新郑县(今河南省新郑)东郭宅。
白居易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稹合称“元白”。白居易出生不久，河南一带便发生了战事。蒲镇李正已割据河南十余州，战火烧的民不聊生。白居易两岁时，任巩县令的祖父卒于长安，不久祖母又病故。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先由宋州司户参军授徐州彭城县令(780年)一年后又升任徐州别驾，为躲避战乱他把家居送往宿州符篱安居。白居易得以在符篱(济南徽符篱集)度过童年时光。白居易和并称“苻篱五子”的苻篱人刘翕习、张仲远、章美退、贾握中、贾元犀，一同泛舟陴湖游流沟寺，登五武里山，诗酒盘桓，称盛会焉。后为躲避中原战乱转移到江南。迁居住于武宗会昌六年。是另一文学家白行简的兄长。白居易自幼聪颖，读书十分刻苦，读的口都生了疮，手都磨出了茧，年纪轻轻头发就白了。他的诗不仅在中国有巨大影响，在日本和朝鲜也有很大影响。他还与元稹共同发起了“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白居易晚年长期居住在洛阳香山，故号称“香山居士”。
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十四日(9月8日)，白居易去世于洛阳，葬于洛阳香山，享年75岁。他去世后，唐宣宗李忱写诗悼念他说：“啜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二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著有《白氏长庆记》，共有七十一卷。白居易晚年官至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在文学上极积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写下了不少感叹时世、反应人民疾苦的诗篇，对后世颇有影响，是我国文学史上相当重要的诗人。元和时曾任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因得罪权贵，贬为江州司马，晚年好佛。他一生作诗很多，以讽喻诗最为有名，语言通俗易懂，被称为“老妪能解”。
1简历。
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他生于“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生地郑州新郑(今河南新郑县)。11岁起，因战乱颠沛流离五，六年。少年读书刻苦。贞元十六年(8)中进士，贞元十八年，于元稹同举书判拔崒科。而人订交，以后诗坛元白齐名。贞元十九年春，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罢校书郎，撰《策林》75篇，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县尉。作《观刈麦》《长恨歌》《池上》。元和二年回朝任职，十一月授翰林学士，次年任左拾遗。四年，于元稹、李绅等倡导新乐府运动。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他此时仍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与朝政。他能不畏权贵近臣，直言上书论事。元和六年，他·因母丧居家，服满应召回朝任职。十年，因上书请扑刺杀武元衡凶手，被贬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次年写下《琵琶行》。开始“吏隐”，在庐山建草堂，思想从“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闲适、感伤的诗渐多。元和十三年，改忠州刺史，十五年还京，累迁中书舍人。因朝中朋党倾轧，于长庆二年(8)请求外放，先后为航州、苏州刺史，颇得民心，行州任为了纪念他还把靠西湖一面的堤，命名为白堤。文宗大和元年(827年)，拜秘书监，明年转邢部侍郎，四年，定居洛阳。后因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会昌二年(842年)以刑部尚书制仕。在洛阳以诗、酒禅、琴及山水自娱，常与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会昌四年，出资开凿龙门把节石滩以利舟民。75岁病逝，葬于洛阳龙门香山琵琶峰，李商隐为其撰写墓志铭。白居易是弥了信徒他组织了一个学会，叫一时上升会。希望大家共同上升到弥勒境界。为了望生弥勒，白居易写过一份决心书：仰慈氏形，称慈氏名，愿我来世，一时上升。慈氏就是弥勒，弥勒是音译，慈氏是意译。我敬仰慈氏菩萨的身形，我呼唤慈氏菩萨的名字，喜望来世的我，一定要上升到弥勒菩萨的身边。
2为官。
一生以44岁被贬为江州司马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十六年(800年)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嗸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症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再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身受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者不与处理，白居易很气愤，上书力主缉拿凶手，以肃法纪。可那些全贵说他是潜越行为;于是被贬为州刺史。后又被贬为江州司马。
3被贬后。
贬官江州给百居易以很大的打击，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召回长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门争权夺利，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长庆二年出任杭州刺史，作了不少好事，他在西湖上筑了一条长堤，并写了一首《钱塘湖石记》刻在石上，告诉人们入何蓄水放水，蓄泻及时就不受旱灾之苦了。这就是有名的“白堤”
白居易的祖父白湟父亲白季庚都是诗人。在这种假庭背景下，白居易又读书十分刻苦。但白居易和李白、杜甫一样，也嗜酒成性。白居易家中酿有美酒，每次喝酒必有丝竹伴奏，与他喝酒的都是社会名流入裴度、刘禹锡等。他宴请宾客有时宰船上，他命人在船旁吊多只空囊，内装美酒佳肴，随船而行，要吃喝时就拉起一只，直到吃完为止。他是以天酒醉来解除九天疲劳的。他说：“不要轻视一天的酒醉，这是为消除九天的疲劳。
白居易后来老了，体弱多病，他在67岁时写了一篇《醉吟先生传》。这个醉吟先生当然就是他自已。他在《传》中说：有个醉吟先生，不知道姓名、籍贯、官职，只知道他做了30年官，退居到洛城。他家有个池塘、竹竿、乔木、台榭、舟桥等。他爱好喝酒、吟诗弹琴，与酒徒、诗友、琴侣一起游乐。
4诗歌作品。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早在元和初年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值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严惩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至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的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明》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即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琵琶行》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野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妙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了声荤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出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格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浙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
5经典之作。
《放言五首》(其三)。
赠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莦。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背景)。
唐元和五年(8)，白居易的好友元稹因得罪了权贵，被贬为江陵士曹参军。元稹在江陵期间，写了五首《放言》诗表示自已得心情：“死诗老闲生也得，拟将何事奈吾何”(其一)，“两回左降须知命，数度登朝何处荣”(其五)。过了五年，白居易也被贬为江州司马。这时元稹已转官通州司马，闻讯后写下了充满深情的诗篇：《闻乐天授江州司马》。白居易在贬官途中，风吹浪激，感慨万千，也偕下了五首《放言》诗奉和。白居易(772---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唐下邽人(今陕西渭南县)，生于唐太宗大历七年，卒于武宗会昌六年。贞元进士，官至校书郎、赞善大夫，后因宰相武元衡事贬江州。长庆年间(821---824年)任杭州刺史，宝历二年(825年)，调任苏州刺史，后任太子少傅，因不缘附党人，乃移病分司东都。会昌二年，以刑部尚书致仕，最后卒于洛阳的香山。
唐代诗人杜甫的生平简介篇十
杜甫出身于京兆杜氏，乃北方的大士族。其远祖为汉武帝有名的酷吏杜周，祖父杜审言。杜甫与唐代另一大诗人即“小李杜”的杜牧同为晋代大学者、名将杜预之后。不过两支派甚远，杜甫出自杜预次子杜耽，而杜牧出自杜预少子杜尹。杜甫青少年时因家庭环境优越，因此过着较为安定富足的生活。他自小好学，七岁能作诗，“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有志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少年时也很顽皮，“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
折叠年少优游。
开元十九年十九岁时，杜甫出游郇瑕(今山东临沂)。二十岁时，漫游吴越，历时数年。开元二十三年(735)，回故乡参加“乡贡”。二十四年在洛阳参加进士考试，结果落第。杜甫的父亲时任兖州司马一职，杜甫于是赴兖州省亲，开始齐赵之游[3]。
天宝三载(744)四月，杜甫在洛阳与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李白相遇，两人相约同游梁、宋(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之后，杜甫又到齐州(今山东济南)。过了4年，秋天转赴兖州与李白相会，二人一同寻仙访道，谈诗论文，结下了“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的友谊。秋末，二人握手相别，杜甫结束了“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漫游生活，回到长安[4]。
折叠仕途不顺。
杜甫。
杜甫生活于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杜甫出身在一个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家学渊博。早期作品主要表现理想抱负和所期望的人生道路。另一方面则表现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期间许多作品反映当时的民生疾苦和政治上的动乱、揭露统治者的丑恶行径，从此踏上了忧国忧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随着唐玄宗后期政治越来越腐败，他的生活也一天天地陷入贫困失望的境地。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5]。
天宝六载，玄宗诏天下“通一艺者”到长安应试，杜甫也参加了考试。由于权相李林甫编导了一场“野无遗贤”的闹剧，参加考试的士子全部落选。科举之路既然行不通，杜甫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得不转走权贵之门，投赠干谒等，但都无结果。他客居长安十年，奔走献赋，郁郁不得志，仕途失意，过著贫困的生活，“举进士不中第，困长安”[6]。
天宝十年正月，玄宗将举行祭祀太清宫、太庙和天地的三大盛典，杜甫于是在天宝九载冬天预献三《大礼赋》，得到玄宗的赏识，命待制在集贤院，然而仅得“参列选序”资格，等候分配，因主试者仍为李林甫所以没有得到官职。
天宝十四年，杜甫被授予一个河西尉这种小官，但杜甫不愿意任此“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的官职，朝廷就将之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低阶官职，负责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门禁锁钥)。杜甫因已年四十四，至长安也十年有余，为生计而接受了这所学无用之职。十一月，杜甫往奉先省家，杜甫刚刚进到家门就听到哭泣声，原来小儿子饿死了。就长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见闻，写成著名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折叠战乱流离。
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第二年六月，潼关失守，玄宗仓惶西逃。七月，太子李亨即位于灵武，是为肃宗。这时的杜甫已将家搬到鄜州(今陕西富县)羌村避难，他听说了肃宗即位，就在八月只身北上，投奔灵武，途中不幸为叛军俘虏，押至长安。同被俘的王维被严加看管，杜甫因为官小，没有被囚禁。尽管个人遭遇了不幸，但杜甫无时无刻不忧国忧民。时值安史之乱，他时刻注视着时局的发展，在此期间写了两篇文章：《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冠形势图状》和《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为剿灭安史叛军献策，考虑如何减轻人民的负担。当讨伐叛军的劲旅——镇西北庭节度使李嗣业的兵马路过华州时，他写了《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的诗，表达了爱国的热情。
折叠为官时期。
杜工部像。
至德二年(757)四月，郭子仪大军来到长安北方，杜甫冒险从成西金光门逃出长安穿过对峙的两军到凤翔(今陕西宝鸡)投奔肃宗，五月十六日，被肃宗授为左拾遗，故世称“杜拾遗”。不料杜甫很快因营救房琯，触怒肃宗，被贬到华州(今华县)，负责祭祀、礼乐、学校、选举、医筮、考课等事。到华州后，杜甫心情十分苦闷和烦恼。他常游西溪畔的郑县亭子(在今杏林镇老官台附近)，以排忧遣闷。他在《题郑县亭子》、《早秋苦热堆案相仍》、《独立》和《瘦马行》等诗中，抒发了对仕途失意、世态炎凉、奸佞进谗的感叹和愤懑。疏救房琯这件事，杜甫经宰相张镐力救而得释放。但“帝自是不甚省录”，从此之后，肃宗对杜甫不再重用。这一年九月，长安收复。十一月杜甫回到长安，仍任左拾遗，虽忠于职守，但终因受房琯案牵连，于乾元元年(758)六月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
乾元元年(758)年底，杜甫暂离华州，到洛阳、偃师(均在今河南省)探亲。第二年三月，唐军与安史叛军的邺城(今河南安阳)之战爆发，唐军大败。杜甫从洛阳返回华州的途中，见到战乱给百姓带来的无穷灾难和人民忍辱负重参军参战的爱国行为，感慨万千，便奋笔创作了不朽的史诗——“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和“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并在回华州后，将其修订脱稿。“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
折叠西南漂泊。
乾元二年(759)夏天，华州及关中大旱，杜甫写下《夏日叹》和《夏夜叹》，忧时伤乱，咏叹国难民苦。这年立秋后，杜甫因对污浊的时政痛心疾首，而放弃了华州司功参军的职务，西去秦州(今甘肃省天水一带)。杜甫在华州司功任内，共作诗30多首。杜甫几经辗转，最后到了成都，在严武等人的帮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称“杜甫草堂”，也称“浣花草堂”。后被严武荐为节都，全家寄居在四川奉节县。
广德二年(760)春，严武再镇蜀，杜甫才又回到草堂，此前漂泊在外将近两年。严武表荐杜甫为检校工部员外郎，做了严武的参谋，后人又称杜甫为杜工部。不久杜甫又辞了职。这五、六年间，杜甫寄人篱下，生活依然很苦，他说：“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狂夫》)“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东门。”他用一些生活细节来表现自己生活的困苦，他说他的孩子那种还没有懂事的孩子不知道对父亲很尊重，不知夫子礼，饿了的时候不管是不是爸爸，是不是要遵循父子之礼，饿了就吵着要饭吃，在东门外号哭，到了秋风暴雨之中，杜甫的茅屋破败，饥儿老妻，彻夜难眠，他写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广德年四月严武去世，杜甫离开了成都。经嘉州、戎州(宜宾)、渝州(重庆)、忠州(忠县)、云安(云阳)，于大历元年到达夔州(奉节)。由于夔州都督柏茂林的照顾，杜甫得以在此暂住，为公家代管东屯公田一百顷，自己也租了一些公田，买了四十亩果园，雇了几个雇工，自己和家人也参加了一些劳动。这一时期，诗人创作达到了高潮，不到两年，作诗四百三十多首，占现存作品的百分之三十。这时期，其作品有《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高》、《登岳阳楼》等大量名作。其中最为著名的诗句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而《登高》中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更是千古绝唱。
折叠江舟长逝。
诗语固忌用巧太过，然缘情体物，自有天然工妙，虽巧而不见刻削之痕七言难于气象雄伟，句中有力而纡余不失言外之意，自老杜“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与“五更鼓角悲声壮，三峡星河影动摇”等句之后，尝恨无复继者[8]。
·宋叶少蕴《石林诗话》。
禅宗论云间有三种语：其一为随波逐浪句，谓随物应机，不主故常；其二为截断众流句，谓超出言外，非情识所到；其三为函盖乾坤句，谓泯然皆契，无间可伺；其深浅以是为序。余尝戏谓学子，言老杜有此三种语，但先后不同：“波浪菰米沉云黑，露冷莲房坠粉红”为函盖乾坤句，以“落花游丝白日静，鸣鸠乳燕青春深”为随波逐浪句，以“百年地僻柴门回，五月江深草阁寒”为截断众流句。若有解者，当与渠同参[9]。
·宋司马温公《续诗话》。
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也。近世诗人惟杜子美最得诗人之体，如“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山河在，明无余物矣；草木深，明无人矣；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他皆类此，不可遍举[7]。
·宋陈师道《后山诗话》。
孟嘉帽落，前世以为胜绝，杜子美九日诗云：“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傍人为正冠”，其文雅旷达，不减昔人。谓诗非力学可致，正须胸中度世尔[7]。
·宋周紫芝《竹坡诗话》。
余顷年游蒋山，夜上宝公塔，时天已昏黑，而月犹未出，前临大江，下视佛屋峥嵘，时闻风铃铿然有声，忽记少陵诗“夜深殿突兀，风动金琅铛。”恍然如己语也。又尝独行山谷间，古木夹道交阴，惟闻子规相应木间，乃知“两边山木合，终日子规啼”之为佳句也。又暑中濒溪与客纳凉，时夕阳在山，蝉声满树，观二人洗马于溪中，曰此少陵所谓“晚凉看洗马，森木乱鸣蝉”者也。此诗平日诵之，不见其工；惟当所见处，乃始知其妙。作诗正要写所见耳，不必过为奇险也[7]。
凡诗人作语，要令事在语中而人不知。余读太史公天官书“天一枪培(注：改为木字旁)矛盾动摇角大兵起〔注：不知在哪断句，存疑〕”，杜少陵诗云：“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盖暗用迁语，而语中乃有用兵之意，诗至于此，可以为工也[7]。
·宋强幼安《唐子西文录》。
古之作者，初无意于造语，所谓因事以陈词。如杜子美北征一篇，直纪行役尔，忽云“或红如丹砂，或黑如沾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此类是也。文章只如人作家书乃是[7]。
·宋许顗《彦周诗话》。
老杜不可议论，亦不必称赞，苟有所得，亦不可不记也。如唐太宗，相者如是之云：“龙凤之姿，天日之表。”而老杜诗云：“真气惊户牖”，可谓简而尽。又经昭陵诗曰：“文物多师古，朝廷半老儒。直辞宁戮辱，贤路不崎岖。”太宗智勇英特，武定天下，而能如此，最盛德也。老杜衡州诗云：“悠悠委薄俗，郁郁回刚肠。”此语甚悲。昔蒯通读乐毅传而涕泣，后人亦当味此而泣者也。齐梁间乐府词云：“护昔加穷裤，防闲托守宫。今日牛羊上邱陇，当时近前面发红。”老杜作丽人行云：“赐名大国虢与秦。”其卒曰：“慎勿近前丞相嗔。”虢国秦国何预国忠事，而近前即嗔耶？东坡言老杜似司马迁，盖深知之[7]。
杜甫清《全唐诗》。
元稹之言曰：“李白壮浪纵恣，摆去拘束，诚亦差肩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白居易亦云：“杜诗贯穿古今，尽工尽善，殆过于李。”元、白之论如此。盖其出处劳佚，喜乐悲愤，好贤恶恶，一见之于诗。而又以忠君忧国、伤时念乱为本旨。读其诗可以知其世，故当时谓之“诗史”。旧集诗文共六十卷，今编诗十九卷[10]。
陈志岁《江南靖士诗稿·谒杜甫陵园》。
敬身推伪宦，伤世写真辞。
刘大杰《鲁迅谈古典文学》。
鲁迅对杜甫的评价：“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曾经加入《新青年》，以《狂人日记》等名作参与发动“五四”文化革命之鲁迅，到三十年代，岿然成为众望所归之革命文学导师，晚年与友人讨论中国文学史，以为中古之陶潜、李白、杜甫皆第一流诗人，继而又说：“我总觉得陶潜站得稍稍远一点，李白站得稍稍高一点，这也是时代使然。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鲁迅晚年在政治上己与胡适分道扬镳，惟此评论杜甫之寥寥数语，仍然与胡适笙磐同音。他还曾经说过：“杜甫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唐代诗人杜甫的生平简介篇十一
杜甫，字子美，是中国唐朝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圣”，与李白合称“大李杜”。
杜甫出生北方大士族，家境优越，因此生活比较富足，自幼很顽皮，但也非常好学，七岁的时候就能作诗。公元731年，杜甫十九岁，出游郇瑕，次年又漫游吴越。数年后回到故乡参加“乡贡”，后又到了洛阳，参加了进士考试，但最终都没有考上。
杜甫在洛阳的时候与李白相遇，二人相见恨晚，一起度过了一段寻仙访道、谈诗论文的日子，分别后回到了长安。杜甫一生心系祖国，忧国忧民，但随着唐玄宗统治越来越腐败，而他的仕途也一直不顺，使得生活逐渐陷入贫困之中，他的小儿子是被饿死的。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更是过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与李白一样，杜甫的一生坎坷曲折，幼时虽生活富庶，但中晚年穷困潦倒，他心怀天下，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但仕途不顺。正是因为这些经历，所以才令杜甫写下了许多传颂千古的名篇。与李白的浪漫主义不同，杜甫是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风沉郁顿挫，诗词风格多样，记录了唐朝由盛转衰的巨变，反应了社会矛盾与百姓疾苦，对中国的诗歌有着非常深远的发展。
公元778年，杜甫思乡心切，想要乘舟回乡，但一路颠簸异常，最终在由潭州往岳阳的小舟上去世，终年五十九岁。
唐代诗人杜甫的生平简介篇十二
家世出身。
李商隐的家世，有记载的可以追溯到他的高祖李涉。李涉曾担任过最高级的行政职位是美原县(今陕西富平县)令;曾祖李叔恒(一作叔洪)，曾任安阳县尉;祖父李俌，曾任邢州录事参军;父亲李嗣，曾任殿中侍御史，在李商隐出生的时候，李嗣任获嘉(今河南获嘉县)县令。
早年生活。
李商隐的曾祖父李叔恒，十九岁登科进士，位终安阳令，祖父李俌，位终邢州录事参军。父亲叫李嗣[5]。李商隐出生时，其父李嗣正任获嘉县令。三岁左右，李商隐随李嗣赴浙。不到十岁，李嗣去世。李商隐只得随母还乡，过着艰苦清贫的生活。在家中李商隐是长子，因此也就同时背负上了撑持门户的责任。李商隐在文章中提到自己在少年时期曾“佣书贩舂”，即为别人抄书挣钱，贴补家用。李商隐“五岁诵经书，七岁弄笔砚”，回乡后曾从一位精通五经和小学的堂叔受经习文，至十六岁，便因擅长古文而得名。此外，写得一手秀丽的工楷与一手好文章。
大和三年(829年)移家洛阳，结识白居易、令狐楚等前辈。令狐楚欣赏李商隐的文才，对其十分器重，让李商隐与其子令狐等绹交游[6]，亲自授以今体(骈俪)章奏之学，并“岁给资装，令随计上都”。后又聘其入幕为巡官，曾先后随往郓州、太原等地。在这几年中，李商隐一面积极应试，一面努力学文，在科举上虽一再失败，但在写作上则完成了由散向骈的转变，此后他很少再写散文。
大和七年(833年)令狐楚调任京职，商隐离太原返乡，此后，李商隐曾在王屋山学道二、三年，这对其思想与创作产生一定影响。
开成二年(837年)经过长期刻苦学习并由于令狐绹的延誉，李商隐得中进士。当年令狐楚病逝。
幼年的环境和所受的教育使李商隐的世界观基本上属于儒家体系，其人生态度是积极入世、渴望有所作为的。同时，他颇能独立思考，很早便对“学道必求古，为文必有师法”的说教不以为然，甚至萌生出“孔氏于道德仁义外有何物”这样大胆的想法。在诗歌创作上，他起初醉心于李贺奇崛幽峭的风格和南朝轻倩流丽的诗体，曾仿照它们写了许多歌唱爱情的诗篇，如《燕台》、《河阳》、《河内》等。待屡次下第和被人谮毁的遭际向他显示了人生道路的崎岖不平，他的诗便开始表现出愤懑不平之气和对社会的某些批判。大和末，甘露之变以血淋淋的现实打开他的眼界，使他在思想上和创作上都大进一步。这时他写的《有感二首》、《重有感》等诗，批判腐朽政治已相当深刻有力。
仕宦生涯。
开成三年(838年)春，应博学宏辞试不取，在参与料理令狐楚的丧事后不久，李商隐应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聘请，去泾州(治今甘肃泾川县北)作了王的幕僚。王茂元对李商隐的才华非常欣赏，并将女儿嫁给了他。从李商隐后来的经历中可以看出，这桩婚姻将其拖入了牛李党争的政治漩涡中。李商隐的尴尬处境在于：王茂元与李德裕交好，被视为“李党”的成员;而令狐楚父子属于“牛党”。因此，李商隐的行为就被很轻易地被解读为对刚刚去世的老师和恩主的背叛，并且很快就为此付出了代价。[10-11]在唐代，取得进士资格一般并不会立即授予官职，还需要再通过由吏部举办的考试。
开成三年(838年)春天，李商隐参加授官考试，结果在复审中被除名。这件事对李商隐最直接的影响是使得他获得朝廷正式官职的时间推迟了一年。
开成四年(839年)，李商隐再次参加授官考试，顺利通过，得到了秘书省校书郎的职位，不久，被调任弘农(今河南灵宝)县尉。虽然县尉与校书郎的品级差不多，但远离权力的中心，显然会使以后发展受到影响。李商隐在弘农任职期间很不顺利，因为替死囚减刑(“活狱”)而受到上司陕虢观察使孙简的责难，因而李商隐感到非常屈辱，难以忍受，最终以请长假的方式辞职(《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凑巧的是，在此前后孙简正好被调走，接任的姚合设法缓和了紧张的局面，在他的劝慰下，李商隐勉强留了下来。但他此刻显然已经没有心情继续工作，不久(开成五年，840年)就再次辞职并得到获准。
李商隐画像在唐代，缺乏门第背景的知识分子希望在仕途有所发展，主要的入口有两个：科举和幕府。前者被认为是进入官场的资格，是官方对其行政能力的认可;后者是一些有势力的官僚自己培养的政治团队，如果表现出色，也往往可以通过这些官僚的举荐成为朝廷正式的官员。中晚唐时期，很多官员都既有考取科举的资格，也有作为幕僚的经历。
文宗开成二年(837年)，李商隐考取了进士资格。在此之前，他已经失败过多次。李商隐初次应举的年份难以考证，有人相信甚至在之前——即文宗太和二年(828年)——李商隐就开始了他漫长而艰苦的应举之路。与大多数缺乏权势背景的考生一样，李商隐并不指望一举成功。他流传下来的诗文中没有提及当时的情形，这多少说明他对于初试的失败不是非常在意。然而，随着失败次数的增多，他渐渐开始不满。在《送从翁从东川弘农尚书幕》诗中，他将没有录取他的考官(太和七年，)比喻成阻挠他成功的小人：“鸾皇期一举，燕雀不相饶。”
应举的失败不会让李商隐反省自己学识不足。早在太和四年，曾经与他一起游学的令狐绹就考中进士。这显然不是因为令狐绹的学识才华比李商隐优秀，而是由于他父亲令狐楚的影响力。权贵们互相提携，大量录取上流社会关系网中的考生，在唐代科举中是很普遍的现象。许多缺乏靠山的考生都会在考试之前就去刻意结交关系，或者想出种种办法引起考官及名流的`注意。据李商隐自述，他在这方面是比较低调的(《与陶进士书》)，但如果说他不曾对令狐楚寄予希望，可能性也不大。从李商隐在开成元年写给令狐绹的一封信中“尔来足下仕益达，仆固不动”之类的话，可以看出他的情绪已经相当烦躁了。而他于开成二年的中举，也正是令狐父子对当值考官施加影响的结果。
闲居时期。
辞去了弘农县尉，武宗会昌二年(842年)，李商隐以书判拔萃复入秘书省为正字，旋丁母忧居家。李商隐必须离职回家守孝三年。这意味着年届而立的李商隐不得不放弃跻身权力阶层的最好的机会。这次变故对李商隐政治生涯的打击是致命的。李商隐闲居在家的三年(会昌二年末至会昌四年末)，是李德裕执政最辉煌的时期。错过了这个时期，随着不久之后武宗的去世，李德裕政治集团骤然失势，李商隐已经难以找到政治上的知音。
会昌三年(843年)，李商隐的岳父王茂元在代表政府讨伐刘稹叛乱时病故武宗朝。王茂元生前没有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李商隐的升迁，但他的去世无疑使李商隐的处境更加困难。
会昌四年(844年)暮春，自关中移家永乐。五年冬(845年)，服阕入京，仍为秘省正字。这一次，他的职位(“正字”)品阶比之前的(“校书郎”)还低。即便如此，李商隐毕竟又有了一个新的发展起点。在唐代，大家普遍认为在京城里的任职会比外派的官员有更多的机会升迁，而李商隐所在的秘书省，又比较容易受到高层的关注。对李商隐而言，另一个好消息是，宰相李德裕获得了武宗充分的信任，这位精干的政治家几乎被授予全权处理朝政。李商隐积极支持李德裕的政治主张，他踌躇满志，有理由期待受到重用的机会。
李商隐在闲居的几年里处理了一些家庭的事务，其中最主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将一些亲属的墓葬迁回了故乡的家族墓园。这种维护家族荣誉的努力多少使他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从现存的部分诗文中可以看出，李商隐尽量调整自己的心态，淡化对政治生涯的兴趣和期待。他有时从事农耕，声称自己“渴然有农夫望岁之志”，模仿陶渊明的风格写作田园诗歌。不过，纷乱的时局始终吸引着李商隐的注意力。他有非常鲜明的政治倾向，几乎无法隐藏。
幕府游历。
会昌五年(845年)十月，李商隐结束了守孝，重新回到秘书省。此时，武宗与宰相李德裕富有效率的合作关系已经到了晚期。次年三月，武宗去世，传言他是由于长期服用道士进献的长生药而中毒身亡。经过一系列的宫廷斗争，宣宗李忱即位，并反对武宗的大部分政策，尤其厌恶李德裕。因此，几乎整个会昌六年(846年)，都持续新一轮政治清洗，曾经权倾一时的宰相李德裕及其支持者迅速被排挤出权力中心。在宣宗本人的支持下，以白敏中为首的牛党新势力逐渐占据了政府中的重要位置。
会昌六年(846年)，李商隐在秘书省任正字。三十五岁的李商隐终于有了儿子(李衮师)，他的堂弟李羲叟也在这一年中了进士，这两个好消息大概只能让他兴奋一时。由于支持李德裕的政治纲领以及之前就被令狐绹等人视为背叛，他不大可能分享牛党的胜利。此时李商隐的职位几乎低得不值得在权力斗争中被排挤，但仍然李商隐仍为仕途不得志而郁郁寡欢。
大中元年(847年)，桂管观察使郑亚邀请他往赴桂林任职时，李商隐几乎没有犹豫便与之同行。从太和三年(829年)受聘于当时的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开始，李商隐多次进入地方官员的运作机构中担任幕僚的角色。事实上，他身为幕僚的经历比正式任职于朝廷的时间更长。不过，在宣宗大中元年(847年)之前，他似乎一直将这样的经历作为过渡。对于在政治上颇有抱负的李商隐来说，这种经验非常重要，既是他历练工作能力的过程，也是积累社会关系的途径。不过，毕竟只是为日后的大展宏图而进行的准备活动。从时间上看，以往每一次的工作经验几乎都在数月之内，变动频繁，而且一旦有了入朝为官的机会，就会立即辞去幕府的工作。而这一次，李商隐作为郑亚的幕僚前往桂林时，他也许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仕途已近末路。在之后的间，他将在幕府游历中逐渐耗尽所有的政治热情。
大中元年(847年)三月，李商隐告别家人，随郑亚出发，经过两个月左右的行程，来到距京城大约5000里以外的南方。郑亚的这次南迁，是牛党清洗计划的一部分。李商隐愿意主动跟从一位被贬斥的官员，表明他同情李德裕一党。另一方面，也显示对自己的升迁不再抱有信心了。在桂林不到一年，郑亚就再次被贬官为循州刺史，李商隐也随之失去了工作。
大中二年秋(848年)，李商隐回到长安。据说，他在潦倒之际，写信给故友令狐绹(他已经进入权力的核心)请求帮助，但遭到拒绝，结果只能通过自己考试得到一个盩厔县尉的小职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之前，他正好也是一个相当的职位(弘农县尉)。[14]李商隐担任盩厔尉时间不长，又被调回京城。此时，与大中元年他在秘书省的情形非常相似：低微的官职，渺茫的前途，落寞之余，期盼着出现变化。
大中三年九月(849年)，李商隐得到武宁军节度使卢弘止的邀请，前往徐州任职。卢弘止是一位有能力的官员，对李商隐也非常欣赏。如果他的仕途顺利，李商隐可能还有最后一次机会。然而不巧的是，李商隐追随卢弘止仅仅一年多后，后者就于大中五年春天病故。这样，李商隐不得不再一次另谋生路。
大中五年(851年)，李商隐的妻子王氏在春夏间病逝。从李商隐的诗文上看，他和王氏的感情非常好。这位出身于富贵家庭的女性，多年来一直尽心照料家庭，支持丈夫。由于李商隐多年在外游历，夫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聚少离多，李商隐对于妻子是有一份歉疚的心意;而李商隐仕途上的坎坷，无疑增强了这份歉疚的感情。
大中五年(851年)年秋天，被任命为西川节度使的柳仲郢向李商隐发出了邀请，希望他能随自己去西南边境的四川任职。李商隐接受了参军的职位，在简单地安排了家里的事情之后，李商隐于十一月入川赴职。在四川的梓州幕府生活的四年间，大部分时间李商隐都郁郁寡欢。他曾一度对佛教发生了很大的兴趣，与当地的僧人交往，并捐钱刊印佛经，甚至想过出家为僧。梓幕生活是李商隐宦游生涯中最平淡稳定的时期，李商隐已经再也无心无力去追求仕途的成功。
大中九年(855年)，柳仲郢被调回京城任职。出于照顾，他给李商隐安排了一个盐铁推官的职位，虽然品阶低，待遇却比较丰厚。李商隐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两到三年，罢职后回到故乡闲居。
李商隐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抑郁寡欢，唐宣宗大中末年(约858年)，李商隐在郑州病故。
【文学成就】。
在《唐诗三百首》中，李商隐的诗作占廿二首，数量位列第四。据《新唐书》有《樊南甲集》二十卷，《樊南乙集》二十卷，《玉奚生诗》三卷，《赋》一卷，《文》一卷，部分作品已失传。有《李义山诗集》。
李商隐的诗歌流传下来的约600首，其中以直接方式触及时政题材的占了相当比重。李商隐的咏史诗有很高的成就。它们绝不是“发思古之幽情”的无病呻吟，也不同于前人那些托古以述怀的诗篇，而是着眼于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来指陈政事、讥评时世加以补充发挥，使咏史成为政治诗的一种特殊形式。无题诗是李商隐独具一格的创造。它们大多以男女爱情相思为题材，意境要眇，情思宛转，辞藻精丽，声调和美且能疏密相间，读来令人回肠荡气。
唐代诗人杜甫的生平简介篇十三
杜甫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一生中创作诗歌作品达三千多首，至今流传作品有一千四百多首，其作品风格独特，且注重吸收各家之长，坚持独特的批判精神，致使其作品深受后人的追捧，其思想也影响着后代众人。
杜甫因此被尊称为一代“诗宗”，其雅号为“诗圣”，可见他在诗坛上的地位之高，所有的成就之深。杜甫创作诗歌的时候十分注重将所见所闻和社会现实两者相结合，这样不仅反映社会现状还可以以此寄托他的情感，批判不公的社会讽刺统治者的腐朽之举。
杜甫所写之诗很大程度上不只是在客观的叙述事件，而是在用诗去写历史，他的诗体大部分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历史事件，真实的将历史重现在读者的眼前，也将那个时代受到战乱和腐败统治毒害的现状披露，具有很强的政治性。
杜甫能有“诗圣”这一雅号，不止因为其涉猎题材之宽，还在于他能够很好的将律诗运用的如此自如，将这样的诗体运用于无形，甚是有才能。杜甫甚能驾驭各种形式的诗歌，他能将社会万象及人民的生活描绘的十分生动，他的诗歌中所隐含的不仅是批判和同情，也有很多他被压抑的情怀和抑郁的情感，但这依旧不影响他忧国忧民的爱国之心。
唐代诗人杜甫的生平简介篇十四
李商隐(约8或8—约858年)，字义山，号玉溪生、樊南生。晚唐诗人。原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祖辈迁荥阳(今属河南)。诗作文学价值很高，他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都在家族里排行16，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在《唐诗三百首》中，李商隐的诗作有22首被收录，位列第4。
生平。
李商隐唐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47年)进士及第。曾任弘农尉、佐幕府、东川节度使判官等职。早期，李商隐因文才而深得牛党要员令狐楚的赏识，后李党的王梦元爱其才将女儿嫁给他，他因此而遭到牛党的排斥。从此，李商隐便在牛李党争的夹缝中求生存，辗转于各藩镇幕僚当幕僚，郁郁不得志，潦倒终身。晚唐唐诗在前辈的光芒照耀下大有山穷水尽的下滑趋势，而李商隐又将唐诗推向了又一次高峰，是晚唐最著名的诗人，杜牧与他齐名。
家世。
李商隐曾自称与唐朝的皇族同宗。经张采田考证，确认他是唐代皇族的远房宗室。但是没有官方的属籍文件证明此事，因而可以认为李商隐和唐朝皇室的这种血缘关系已经相当遥远了。李商隐数次在诗歌和文章中申明自己的皇族宗室身份。不过，这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的现实的利益。
李商隐的家世，有记载的可以追溯到他的高祖李涉。李涉曾担任过最高级的行政职位是美原县令;曾祖李叔恒(一作叔洪)，曾任安阳县尉;祖父李俌，曾任邢州录事参军;父亲李嗣，曾任殿中侍御史，在李商隐出生的时候，李嗣任获嘉县(今河南获嘉县)令。
早年。
在李商隐10岁前后，他的父亲在浙江幕府去世，他和母亲、弟妹们回到了河南故乡，生活贫困，要靠亲戚接济。在家中李商隐是长子，因此也就同时背负上了撑持门户的责任。后来，他在文章中提到自己在少年时期曾“佣书贩舂”，即为别人抄书挣钱，贴补家用。
李商隐早年的贫苦生活对他性格和观念的形成影响很大。一方面，他渴望早日做官，以光宗耀祖。事实上，他也确实努力承担起家族的责任。成年后，李商隐曾利用为母亲守孝的时间，将寄葬在各地的亲属灵柩迁葬到荥阳。陈贻焮认为这是除了受宗法思想支配外，还由于从小孤贫，家道衰微，因此更加看重骨肉之情。另一方面，早年的经历使他养成犹豫、敏感、清高的性格，这些特征既大量地从他的诗文中流露出来，也表现在他曲折坎坷的仕途生涯。
李商隐的启蒙教育可能来自他的父亲，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则是他回到故乡后遇到的一位同族叔父。这位堂叔父曾上过太学，但没有做过官，终身隐居。据李商隐回忆，这位叔父在经学、小学、古文、书法方面均有造诣，而且对李商隐非常器重。受他的影响，李商隐“能为古文，不喜偶对”。大约在他16岁时，写出了两篇优秀的文章(《才论》、《圣论》，今不存)，获得一些士大夫的赞赏。这些士大夫中，就包括时任天平军节度使的令狐楚。
令狐楚是李商隐求学生涯中又一位重要的人物，他本人是骈体文的专家，对李商隐的才华非常欣赏，不仅教授他骈体文的写作技巧，而且还资助他的家庭生活，鼓励他与自己的子弟交游。在令狐楚的帮助下，李商隐的骈体文写作进步非常迅速，由此他获得极大的信心，希望可以凭借这种能力展开他的仕途。在这一时期(太和四年，830)的《谢书》中，李商隐表达了对令狐楚的感激之情以及本人的踌躇满志：“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携笔砚奉龙韬。自蒙夜半传书后，不羡王祥有佩刀。”
仕途。
在唐代，缺乏门第背景的知识分子希望在仕途有所发展，主要的入口有两个：科举和幕府。前者被认为是进入官场的资格，是官方对其行政能力的认可;后者是一些有势力的官僚自己培养的政治团队，如果表现出色，也往往可以通过这些官僚的举荐成为朝廷正式的官员。中晚唐时期，很多官员都既考取科举的资格，也有作为幕僚的经历。
李商隐青年时期得到令狐楚的赏识，并有机会跟随他学习“四六文”(骈体文)，从而自然而然地成为令狐楚的幕僚。但也正是由于这一段经历，使得他一生都被牵累在牛李党争的政治漩涡中。
牛李党争源于唐宪宗元和三年(808)一次科举考试。时任宰相的李吉甫对应试举子牛僧孺、李宗闵进行打击，因为他们在试卷中严厉地批评了他。由此，李吉甫与牛僧孺、李宗闵等人结怨，这笔恩怨后来被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继承了下来。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领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领袖的“李党”在数十年中互相攻讦，争斗不休，成为晚唐政治的一大矛盾。
李商隐最初的府主令狐楚属于“牛党”，在他的帮助下，李商隐步入政坛。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令狐楚之子令狐绹协助李商隐中了进士。在令狐楚去世后，李商隐成为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幕僚并受到其赏识，娶了他的女儿为妻。王茂元与李德裕交好，被视为“李党”成员。这桩婚姻使他被牛党视为李党中人。但李商隐本人可能原想置身于牛李党争之外，他的交往有牛有李，诗文中对两方都有所肯定，也都有所批评。然而，在政治斗争中想要保持中立，显然只能是一厢情愿。结果是李商隐两边不讨好，令狐绹尤其厌恶他，认为他忘恩负义。在令狐绹官居高位后，李商隐曾多次尝试补救，包括写了一些诗给令狐绹(如《寄令狐郎中》)，希望他顾念旧情，但令狐绹始终不理睬他。
在这种情况下，李商隐的仕途显然无法顺利，他曾于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唐武宗会昌五年(845)两入秘书省，但只是短期地担任过低级官职。李商隐也在基层政府做过小官(开成四年-五年：弘农县尉;大中二年-三年：盩厔尉)，同样短暂和坎坷。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一些外派官员的幕下供职。事实上，无论是“牛党”还是“李党”得势，李商隐从来没有机会晋升。他的政治生涯结束于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6)，其时他追随盐铁转运使柳仲郢，担任盐铁推官，当柳被调任兵部尚书时，他也随即失去工作。在回到家乡后不久即病故。
其晚年的丧偶和官场失意时他笃信起佛教。
社交。
有人根据李商隐部分诗作的风格，推想他性格内向(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编·第十一章)。这种猜测多少有些武断。如果从李商隐的另外一些活泼幽默的作品来看，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现存的资料(主要是他本人的诗歌和文章)表明李商隐的社交范围广泛，他是一个乐于交往而且颇受欢迎的人。
李商隐交往圈里的人物分为四类：
与仕途生计有关的人物。包括令狐楚、令狐绹、崔戎、王茂元、李执方、卢弘止、郑亚、柳仲郢、李回、杜悰、萧浣、杨虞卿、杨嗣复、周墀、姚合、孙简等人。互相酬和诗友。包括杜牧、温庭筠、白居易等人。
政见或信仰志同道合的朋友。包括刘蕡、永道士、崔珏、李郢等人。
礼节性的交游或亲戚之间的来往。包括令狐绪、韩瞻以及他在各个阶段的同事。
与令狐楚的交往。
在父亲去世后，幼年的李商隐陪同母亲回到河南故乡，这里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而且相当艰苦的环境，没有家庭或家族的影响力帮助他在成长过程中自然进入一个社交圈。李商隐凭借才华、人品和性格建立起了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早在十六岁，他就开始与当地的一些知识分子交往，将自己的作品散发给他们阅读，获得了一定的名气——也许就是因此引起了令狐楚的注意。
认识令狐楚是李商隐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他后来的生活状态在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令狐楚帮助李商隐进入士大夫的社会阶层，同时也使他卷入了党争的旋涡。从829年(文宗太和三年)令狐楚聘用他作幕僚，到837(文宗开成二年)令狐楚去世，他们一直保持着非常亲密的关系。李商隐以谦卑诚恳的态度赢得了令狐楚的信任，有一件事可以表现这种信任的程度：令狐楚在病危之际召唤李商隐来到身边，要求他代为撰写遗表——这并非普通的遗书，而是要上呈给皇帝的政治遗言。令狐楚本人就是这种文体的高手，而他宁愿让李商隐帮助完成自己一生的总结。另一方面，他们两人之间又有非常微妙的距离感。李商隐在一些场合称呼令狐楚为“四丈”，显得相当亲近，但他从不会放松到忘记时时表达感激之情的地步。当然，与其说李商隐谨小慎微地保持了距离，倒不如说令狐楚的态度给定了双方交往的界限。
在与令狐楚交往的过程中，李商隐学会了如何与既有身份又欣赏自己才华的人融洽相处。这样的人对他而言具有多重身份：伯乐、老师、长辈、上司、赞助者……简言之，他们会对其个人仕途和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力。
爱情。
李商隐画像李商隐的爱情生活，被许多研究者关注，部分原因在于李商隐以《无题》为代表的诗歌中，表现出一种扑朔迷离而又精致婉转的感情，容易被人视为丰富的爱情体验的表达。
关于李商隐的爱情，猜测的部分远远多于有实际证据的，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对此津津乐道，甚至象阅读侦探小说一样揣摩分析他的诗文，希冀发现切实的凭据。下面这些女子被认为是与李商隐有过感情纠葛的：
柳枝。柳枝的名字出现在李商隐写于开成元年(836)年的一组诗(《柳枝五首》)中。他还为在这组诗写了一个长长的序言，讲述了柳枝的故事：她是一个洛阳富商的女儿，活泼可爱，开朗大方，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李商隐的诗(《燕台诗》)，心生爱慕，于是主动与他约会。但李商隐失约了。他后来得知，柳枝被一个有权势的人收为妾。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如果不是李商隐杜撰，这一段没有结果的感情很可能就是他的初恋。
宋华阳。李商隐在青年时期曾经在玉阳山修习道术，因此有人猜想他在这期间与女道士发生过恋情。在《月夜重寄宋华阳姊妹》、《赠华阳宋真人兼寄清都刘先生》等诗中，李商隐提到了“宋华阳”的名字，于是宋华阳就被认为是李商隐的恋人。还有一种夸张的说法是：李商隐曾经和宋华阳姐妹二人同时恋爱。苏雪林在《玉溪诗谜》中[5]对于这个故事进行了最大限度的想象发挥。
锦瑟。李商隐有一首著名的《锦瑟》诗，刘攽在《中山诗话》中提到，有人猜测“锦瑟”是令狐楚家的一位侍儿，李商隐在令狐家受学期间，曾与她恋爱，但终于没有结果。
荷花。民间传说他在与王氏结婚前，曾有一小名“荷花”的恋人，两人十分恩爱。在他进京赶考前一月，荷花突然身染重病，李商隐陪伴荷花度过最后的时光。这段悲剧给他造成很大的打击，以后的诗中他常以荷花为题也是对旧情的眷恋。
王氏。王氏是李商隐的妻子。但有人从李商隐《祭小侄女寄寄文》中(“况吾别娶已来，胤绪未立”)推断王氏为李商隐再婚的妻子。如果这种看法成立，李商隐应该还有一位初婚妻子，但关于这方面的信息几乎空白。李商隐与王氏的感情非常好，在王氏去世后，他写下《房中曲》等悼亡诗篇，情感真挚，语意沉痛。其中最著名的，是在他离家赴蜀地宦游途中所作《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剑外从军远，无家与寄衣。散关三尺雪，回梦旧鸳机。”
对于李商隐爱情生活的研究，以苏雪林的《李义山恋爱事迹考》(1927)最为著名。此书在1947年曾再版，更名为《玉溪诗谜》。苏雪林的研究，继承了程梦星、冯浩等人的成果，拓宽和丰富了这一领域的内容。例如，通过她的考证，多数人接受了李商隐与女道士的恋爱经历。不过，苏雪林的猜测和推理几乎不加节制，从而构画出几段离奇的恋情，包括他曾与宫女偷情。
诗歌。
李商隐通常被视作唐代后期最杰出的诗人，其诗风受李贺影响颇深，在句法、章法和结构方面则受到杜甫和韩愈的影响。[6]许多评论家认为，在唐朝的优秀诗人中，他的重要性仅次于杜甫、李白、王维等人。就诗歌风格的独特性而言，他与其他任何诗人相比都不逊色。赞赏李商隐诗歌和批评他的人，所针对的都是他鲜明的个人风格。后世许多诗人模仿李商隐的风格，但没有一位被认可。
根据刘学锴、余恕诚的整理研究[7]，李商隐流传下来的诗歌共594首，其中381首已经基本确定了写作的时间，213首无法归入具体的年份。此外，还有十来首怀疑是李商隐的诗作，不过证据欠充分。
从吟咏的题材来看，李商隐的诗歌主要可以分为几类：
政治和咏史。作为一个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李商隐写了大量这方面的诗歌，留存下来的约有一百首左右。其中《韩碑》、《行次西郊作一百韵》、《随师东》、《有感二首》等，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作品。李商隐早期的政治诗指陈时局，语气严厉悲愤，又含有自我期许的意味，很能反应他当时的心态。在关于政治和社会内容的诗歌中，借用历史题材反映对当代社会的意见，是李商隐此类诗歌的一个特色。《富平少侯》、《北齐二首》、《茂陵》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抒怀和咏物。李商隐一生仕途坎坷，心中的抱负无法得到实现，于是就通过诗歌来排遣心中的郁闷和不安。《安定城楼》、《春日寄怀》、《乐游原》、《杜工部蜀中离席》是流传得较广的几首。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内容的作品中许多七言律诗被认为是杜甫诗风的重要继承者。
感情诗。包括大多数无题诗在内的吟咏内心感情的作品是李商隐诗歌中最富有特色的部分，也获得了后世最多的关注。《锦瑟》、《燕台诗》、《碧城三首》、《重过圣女祠》等，保持了与无题诗类似的风格。而《柳枝五首》、《夜雨寄北》、《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等，则反映出李商隐感情诗另一种风格的意境。
应酬和交际。在李商隐用于交际的诗作中，写给令狐绹的几首(《酬别令狐补阙》、《寄令狐郎中》、《酬令狐郎中见寄》、《寄令狐学士》、《梦令狐学士》、《令狐舍人说昨夜西掖玩月因戏赠》)特别引人注意，为解释他与令狐绹的关系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诗风。
李商隐的诗具有鲜明而独特的艺术风格，文辞清丽、意韵深微，有些诗可作多种解释，好用典，有些诗较晦涩。现存约600首，特别是其中的无题诗堪称一绝。李商隐擅作七律和五言排律，七绝也有不少杰出的作品。清朝诗人叶燮在《原诗》中评李商隐的七绝“寄托深而措辞婉，实可空百代无其匹也。”
他的格律诗继承了杜甫在技巧上的传统，也有部分作品风格与杜甫相似。与杜甫相似，李商隐的诗经常用典，而且比杜甫用得更深更难懂，而且常常每句读用典故。他在用典上有所独创，喜用各种象征、比兴手法，有时读了整首诗也不清楚目的为何。而典故本身的意义，常常不是李商隐在诗中所要表达的意义。例如《常娥》(嫦娥)，有人直观认为是咏嫦娥之作，纪昀认为是悼亡之作，有人认为是描写女道士，甚至认为是诗人自述，众说纷纭。
也正是他好用典故的风格，形成了他作诗的独特风格。据宋代黄鉴的笔记《杨文公谈苑》记载，李商隐每作诗，一定要查阅很多书籍，屋子里到处乱摊，被人比作“獭祭鱼”。明王士桢也以玩笑的口吻说：“獭祭曾惊博奥殚，一篇锦瑟解人难。”(《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批评意见[8]认为他有时用典太过，犯了晦涩的毛病，使人无法了解他的诗意。鲁迅曾说：“玉溪生清词丽句，何敢比肩，而用典太多，则为我所不满。”(1934年12月致杨霁云的信)。
此外，李商隐的诗词藻华丽，并且善于描写和表现细微的感情。
无题诗。
李商隐以无题诗著名。根据《李商隐诗歌集解》[7]里所收诗歌的统计，基本可以确认诗人写作时即以《无题》命名的共有15首：
《无题》(八岁初照镜)。
《无题》(照梁初有情)。
《无题二首》(昨夜星辰;闻道阊门)。
《无题四首》(来是空言;飒飒东南;含情春畹晚;何处哀筝)。
《无题》(相见时难)。
《无题》(紫府仙人)。
《无题二首》(凤尾香罗;重帷深下)。
《无题》(近知名阿侯)。
《无题》(白道萦回)。
《无题》(万里**)。
另有5首在目前通行的诗集中经常被标为“无题”的(五律“幽人不倦赏”、七绝“长眉画了”、“寿阳公主”、“待得郎来”、“户外重阴”)，经冯浩、纪昀等人考订，认为多半是由于版本问题而产生的原题丢失情况，并非真正的无题诗。
有些研究者(如杨柳[9])认为李商隐诗集中部分有题目的诗也应该属于无题诗一类，理由是这些诗的题目往往是从诗的首句中取前几字为题(如《昨日》、《日射》等)，或者诗题与内容本身毫无联系(如《为有》、《一片》等)。但如果以这样的标准来看，李商隐诗集中可以归入无题诗的就有近百首之多。所以此说并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支持。
另一方面，许多人倾向于将《锦瑟》、《碧城三首》、《玉山》等诗与无题诗相提并论，认为它们在写法和意境有相似的地方，都是通过隐晦的笔触表现一种微妙复杂的感情。事实上，正是这种一言难尽的情形，使得无题诗吸引了众多的研究者，都试图对这些诗的真正含义作出解释。然而没有一个人的注解能够非常令人信服的阐明诗中的涵义。
冯浩在《玉溪生诗集笺注》总结了前人关于无题诗的笺注工作[10]，从中可以看出诸家观点之大不同：“自来解无题诸诗者，或谓其皆属寓言，或谓其尽赋本事。各持偏见，互持莫决。余细读全集，乃至实有寄托者多，直做艳情者少，夹在不分，令人迷乱耳。”
文章。
李商隐的写作，除诗歌以外的成就被论及得较少。事实上，他是晚唐时期最重要骈体文作家之一。这种文体注重文辞的对偶，并使用大量典故，广泛使用在唐代官方文件中。李商隐在令狐楚的培养下，成了一位骈体文的专家，为许多官员代笔起草过奏折、书信等文书。《旧唐书·文苑传》说李商隐“尤善为诔奠之辞”。由于当时章奏中使用的骈体文，要求词藻华丽，又要表述准确，因此对于用典的要求很高。而擅长写作骈体文的李商隐，养成了用典的习惯，因此被认为这是他的诗歌中喜欢用典的原因[3]。
李商隐曾将其骈体文作品编订为《樊南甲集》、《樊南乙集》各20卷共832篇。根据《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的记载，李商隐的文集，除了自编两集，还有另外一些。但前述这些文集，都没有流传下来。目前可以看到的李商隐的文章，是朱鹤龄、徐炯、冯浩、钱振伦、钱振常、张采田、岑仲勉、刘学锴、余恕诚等人，先后从《全唐文》、《文苑英华》、《唐文粹》等书中搜辑、考证而得到的。最新的汇编文集《李商隐文编年校注》(刘学锴、余恕诚，中华书局，)中收入了352篇文章，其中大部分是骈体文，也有少量被称为“古文”的散体文。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对李商隐的骈体文评价很高，认为只要《樊南文集》存留，唐代的骈体文就算全部遗失也不可惜。
笺注。
由于李商隐诗意比较隐晦，因此一些李商隐诗的爱好者尝试着为这些难懂的诗注解。宋代蔡绦《西清诗话》里提到刘克笺注李商隐诗;元代袁桷《清容居士集》里提到郑潜庵编《李商隐诗选》;明代唐觐《延州笔记》里提到张文亮注过李商隐诗。但这些注本或选本都没有流传下来。事实上，在明末之前，李商隐诗的笺注并不算多。金元时期的文学家元好问曾感叹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明朝末年的道源和尚，也曾为李诗作注，清朝初年，朱鹤龄在道源注本的基础上，删去了一小部分，又增补了很多，完成《李义山诗注》三卷。这是目前可以看到的最早的李商隐诗歌的完整注本。此后又经过陆昆曾(《李义山诗解》)姚培谦(《李义山诗集笺注》)、屈复(《玉溪生诗意》)程梦星(《重订李义山诗集笺注》)、冯浩(《玉溪生诗详注》)等多人的注解考证，已经能够对李商隐诗中的典故大致了解，但是对于许多诗的涵义仍然没有定论。
在文章整理方面，李商隐曾自编《樊南甲集》、《樊南乙集》，今已不存。清朱鹤龄曾辑录《文苑英华》等书，编成《李义山文集》，但有明显的疏漏。清徐树榖、徐炯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补充，两人分担了笺、注的工作，成书《李义山文集笺注》，是第一个比较完整的注本。之后，冯浩又对《李义山文集笺注》进行考订改编，著《樊南文集详注》。钱振论、钱振常兄弟从《全唐文》中找到徐注本、冯注本均未收入的佚文两百多篇，编成《樊南文集补编》。
影响。
施蛰存认为，李商隐的诗的社会意义虽然不及李白、杜甫、白居易，但是李商隐是对后世最有影响力的诗人，因为爱好李商隐诗的人比爱好李、杜、白诗的`人更多。在清代孙洙编选的《唐诗三百首》中，收入李商隐的诗作22首，数量仅次于杜甫(38首)、王维(29首)、李白(27首)，居第四位。这个唐诗选本在中国家喻户晓，由此也可以看出李商隐在普通民众中的巨大影响。
晚唐时期，韩偓、吴融和唐彦谦已经开始自觉学习李商隐的诗歌风格。到了宋代，学习李商隐的诗人就更多了。据叶燮说：“宋人七绝，大概学杜甫者什六七，学李商隐者什三四。”(《原诗》)北宋初期的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人宗法李商隐，经常互相唱和，追求辞藻华美、对仗工整，并刊行了一部《西昆酬唱集》，被称为西昆体。在当时颇有影响。此外，王安石对李商隐也评价很高，认为他的一些诗作“虽老杜无以过也”(《蔡宽夫诗话》)。王安石本人的诗歌风格也明显受到李商隐的影响。
明朝的诗人从前、后七子到陈子龙、钱谦益、吴伟业，都受到李商隐的影响。清朝喜欢写艳情诗的人更是专学李商隐的无题诗，例如王彦泓的《疑云集》和《疑雨集》。民国时期鸳鸯蝴蝶派小说中的香艳诗也是受到他的影响。
关于李商隐对后世的影响，可以参看吴调公《李商隐对北宋诗坛的影响》、《李商隐在清代的余波绮丽》、王玉祥《李商隐对苏曼殊诗的影响》、王兆阳《论李商隐的诗对词的独特风格形成的影响》、刘学锴《李商隐诗与唐宋婉约词》等论文。
传说。
与李商隐有关的传说，散见于后世的史料笔记中。
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中记载：在令狐楚去世后多年的某个重阳节，李商隐拜访令狐绹，恰好令狐绹不在家。在此之前，李商隐已曾经多次向身居高位的令狐绹陈诉旧情，希望得到提携，都遭到对方的冷遇。感慨之余，就题了一首诗在令狐绹家的厅里：“曾共山翁把酒时，霜天白菊绕阶墀。十年泉下无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不学汉臣栽苜蓿，空教楚客咏江蓠。郎君官贵施行马，东阁无因再得窥。”委婉地讽刺令狐绹忘记旧日的友情。令狐绹回来看到这首诗，既惭愧又惆怅，于是令人将这间厅锁起来，终生不开。后来又有人说，这首诗令狐绹恼羞成怒，很想铲除题诗的墙壁，但由于这首诗里有出现了他父亲的名字(“楚”)，按照当时的习俗，他无法毁掉诗作，就只好锁上门不看。也因此更加嫉恨李商隐。
宋姚宽《西溪丛语》中记载唐末流传的一个故事：一群文人在洞庭湖中泛舟游玩，有人提议以木兰为题作诗。于是众人一边饮酒一边轮流赋诗。这时，突然出现一位贫穷的书生，口占一绝：“洞庭波冷晓侵云，日日征帆送远人。几度木兰舟上望，不知元是此花身。”吟罢隐身而去。大家都感到惊奇，后来得知，这人就是李商隐的鬼魂。在另一个版本(宋李颀《古今诗话》)中并没有鬼魂出现，是一群诗人在长安聚会时，有人朗诵这首诗，大家才发现原来他就是李商隐。
宋蔡居厚《蔡宽夫诗话》中说：白居易晚年非常喜爱李商隐的诗，曾经开玩笑地说：希望我死后能够投胎当你的儿子。后来李商隐儿子衮师出生，李商隐为他取小名叫“白老”。
宋李颀《古今诗话》中记载：北宋杨亿、刘筠等人互相以诗唱和，创立“西昆体”，以学习李商隐的诗歌风格著名。当时有一位职业演员扮演李商隐，穿着破烂的衣服，对别人说：杨亿他们生生撕破了我的衣服。引起大家的笑声。有人用这个故事来讽刺“西昆体”诗派对李商隐的继承是生吞活剥。
李商隐，字义山，号玉溪生，又号樊南生，晚唐诗人，与杜牧齐名，称“小李杜”。其中李商隐的诗风与杜甫更为接近，“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唯义山一人”(王安石语)，杜牧的诗风则更近似李白。
李商隐与李贺一样，都是唐室宗亲，然而因为年代久远，家境已经十分贫寒;他从小颖悟，十六岁即以《才论》、《圣论》两篇古文“出诸公间”，并受东都(洛阳)留守令狐楚赏识，令狐楚是当时骈文章奏高手，李商隐得他悉心指点，很快青出于蓝，这一技之长成为他后来谋生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种技能。
二十六岁时，李商隐得令狐父子之援而中进士，次年入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府，后娶其女为妻，琴瑟和谐。但当时的牛(僧孺)李(德裕)党争激烈，令狐楚属牛党，王茂元则属李党。李商隐此举被视为投靠王茂元，因此被令狐楚之子令狐绹指责为“放利偷合”，此后一生在牛、李两党的倾轧中度过，困顿凄凉，辜负了“欲回天地入扁舟”(《安定城楼》)的壮志和才华，终年四十六岁。
李商隐在艺术上有杰出的成就，他的诗以七律成就为最高，其他五言、绝句、七古、五古等也多有名篇、多出警句。他的诗重意境，幽微含蓄，深情绵邈，隐晦曲折，寄托极深，秾艳绮丽，金玉其外，精粹其中;善于利用历史典故和神话传说，通过想象、联想和象征，构成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他的“比兴”取法《诗经》，“美人香草”效仿《离骚》，深厚沉浑得杜甫诗神髓，绮丽的想象、用语则直接得益于李贺。如果说李贺的诗偏于想象，则李商隐的诗重于象征。
李商隐的诗于宋初十分流行，“西昆体”仿效义山诗的用典，后成为西昆诗派，但只是机械地学到了堆砌辞藻，而不能得义山诗的神髓。
李商隐的咏史诗借古讽今，毫无顾忌，如《马嵬》二首直指唐明皇“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这样“指斥乘舆”的勇气在政治宽松开明的唐朝也并不多见;而《咏史》中“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北齐》中“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等诗句都是对唐敬宗奢靡之风的直斥和讽喻;名篇《贾生》：“夜半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斥责晚唐诸帝求仙访道炼丹图长生，并因此误国的荒唐行为。《行次西郊一百韵》则真实地描写了甘露之变三年后兵祸旱灾后民不聊生的情形，并追述了百余年来国家的一系列重大变化，从今昔对比中探求政治的出路，忧国忧民，颇似杜甫的《北征》。
李商隐的爱情诗成就极高，他的《无题》诗十余首，取前两字为题而实质是无题的诗又有十余首，如《锦瑟》、《碧城》、《为有》等，其他似有题而实无题的诗若干首，写缠绵悱恻的爱情，写幻想，写伤感：“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不信菱枝弱，月露谁教桂叶香”;“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
他的《锦瑟》文字锦绣华美，字面意义易于理解而内容极深，历来有“一篇锦瑟解人难”之称。此外的“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霜月》);“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晚晴》);“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嫦娥》)等也都给人以极深的印象。
与李贺一样，李商隐也善于写梦;人生如梦，梦如人生，在李商隐的诗中，这两种境界水乳相溶，借梦寻得对痛苦人生的解脱，借梦寻得灿烂美丽快乐的人生。如“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牡丹》);“十年长梦采华芝”(《东还》)等。
李商隐的诗固然是诗苑奇葩，文也是文囿异卉。他的诗情真意切，绵邈曲折，散文却峭直刚劲，独出机杼，锐不可当，驳尽世俗定见，直抒胸臆;工本章奏则典丽公整，才情富瞻，不受文体所限而善于表情达意，对后世影响很大，被奉为四六文的金科玉律。
《李商隐全集》以清人冯浩的《玉溪生诗集笺注》三卷、冯浩详注《樊南文集》八卷、钱振伦钱振常兄弟笺注《樊南文集补编》十二卷汇合成全集，并删除笺注而成，内容全而篇幅不长，价格较低，并在书后附以李贺诗集，适合有一定古文基础而又喜爱晚唐诗文的读者阅读。
唐代诗人杜甫的生平简介篇十五
一生以44岁被贬江州司马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二十六年(800)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疏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于是被贬谪为州刺史。王涯说他母亲是看花时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喻诗。
贬官江州给白居易以沉重打击，他说自己是“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帮助他升任忠州刺史。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穆宗长庆二年出任杭州刺史，杭州任满后任苏州刺史。晚年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七十岁致仕。比起前期来，他消极多了，但他毕竟是一个曾经有所作为的、积极为民请命的诗人，此时的一些诗，仍然流露了他忧国忧民之心。他仍然勤于政事，作了不少好事，如他曾经疏浚李泌所凿的六井，解决人民的饮水问题；他在西湖上筑了一道长堤，蓄水灌田，并写了一篇通俗易懂的《钱塘湖石记》，刻在石上，告诉人们如何蓄水泄水，认为只要“堤防如法，蓄泄及时”，就不会受旱灾之苦了。这就是有名的“白堤”。
唐代诗人杜甫的生平简介篇十六
陈与义诗宗于杜甫，主要是他后期的诗作更加能够反映出来，特别是他的诗律，很多杜甫的诗作的特点，可以说是神形都具备了。之所以他与杜甫相似，除了有模仿之外，更多的是因为头他们的生活经历十分相似，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杜甫在安史之乱中遭遇大了很大的挫折，他逃难到了成都，再没有机会回到了北方的故土，十分伤心，很少有这样的遭遇。陈与义也经过了相似的遭遇，他亲身经历过靖康之难，也深刻体会了家破人亡的悲惨心情，虽然在遭遇困难的程度并没有杜甫那么严重，而且之后在南宋时期他也当了官成为了朝廷的一员，但他对于流离的生活和感悟跟杜甫却又十分相似，用诗歌来抒发自己的情感，就不得不说有杜甫的影子了。
前任认为陈与义的《登岳阳楼其一》与杜甫的《登高》有着相近的特点，与《杜甫诗三首》相互比较，也能够从中看出陈与义的诗有杜甫的风格。他的诗跟杜甫的诗一样，都非常注重字句的联系和融合，也非常擅长与描写和议论，其他的比如像描写景物的时候多是雄伟壮丽，埋在抒情的时候慷慨豪迈，音律响亮透彻，都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然而，如果仅仅是模仿杜甫，那么也就不能成就陈与义的地位。所以，除了模仿之外，更多的是变化，他注重从自身出发，(）结合自己的感情进行抒写和创新，有了自己独有的陈氏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