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专电（记者 陆文华）“距今5300-4300年前，我们在出土的良渚文化陶器等器物上发现多个刻画符号的排列组合，突破了符号孤立存在的局面，说明良渚先民们想要表达或传递某种信息，就不能简单地视其为装饰用的图像，而是蕴含着某种特定的‘表象’意义，可以视作为当时的‘原始文字’。”
被誉为“浙江考古线绘第一人”的考古学家方向明是在6月29日钱报读书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作上述表示的。当日，钱江晚报读书会与万科大屋顶文化联合举办“行云：良渚古玉的线条之美”读书会，考古学家、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助理、良渚出土玉器唯一线绘者方向明分享其30年来从事野外考古以及考古线绘工作的研究心得，并结合浙江古籍出版社6月出版的《良渚玉器线绘》专著，简要讲解良渚玉器的艺术之美。
文字的出现是适应意识形态与社会结构关系的互动需要
方向明说，文字是用来记录语言的符号，文字的出现是社会进步到某一阶段的必然产物，表面上是记录和交流，实质上是适应社会集团进行有序控制的需要，即意识形态与社会结构关系的互动需要。因此，我们在对商代成熟文字出现之前的“原始文字”进行探索时，必须认识到各地因为文化传统的不同，可能会存在着不同的系统或发展轨迹，如山东丁公陶文和江苏龙虬庄陶文，显然不属于后来的中原汉字系统，其发现就是明证。也只有这样，文字的起源（溯源）研究和中华文明的起源研究两者才不会断然割裂开来。
“目前在史前刻画符号的研究上，从事考古工作者和古文字研究者出发点有所不同。”方向明分析认为，古文字研究者偏重于追索原始文字与刻画符号之间的关系，过多强调的是形、音、义之间的关联，也就是说研究重点是文字溯源；考古工作者则侧重于刻画符号所表达的义，也就是说，研究重点是探索“人”的所思所想。两者的真正区别在于，对史前刻画符号的微观与宏观观察上。独立的符号，刻画（或绘）在陶器或其他载体上，不单纯是为了美观，也是为了表达某种信息。可以说其有形，当然有音，也肯定有义。而刻画符号的组合，表达的信息量肯定是不一样了。调整好双方的视角，是考古工作者和古文字研究者共同需要考虑的问题，也是研究史前刻画符号的不二法门。
方向明认为，客观地讲，史前刻画符号已初具形、音、义，作为符号， 它们与文字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从严格意义上讲，刻画符号毕竟出现于成熟系统文字之前，在功能和社会性方面，它们与文字还是有别，且具有多方面的局限性。文字的功能，只有从“自向”转为“他向” 时，才成为具有社会性的交际手段。从浙江迄今为止发现的史前刻画符号来看，我们还未找到其明确的具有社会性交际手段的例证。当然，从种种迹象表明，辉煌的良渚文化正处于东方文明的开创阶段，或许在位处该文化中心的良渚莫角山“宫殿” 遗址中，不排除会发现带有文字功能的刻画符号载体（例如玉简）的可能。从这个角度上讲，关注史前刻画符号的出土背景，对于理解史前刻画符号的意义也是很重要的。
史前刻画符号对于中国文字起源研究意义重大，良渚文化时期的刻画符号向来是太湖流域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记者在厚达800余页的《良渚文化刻画符号》专著上看到，自1936年以来，历代考古学者曾提出良渚文化陶器刻符是古代文字的问题。目前，多数专家认为，从原始文字的发展阶段来看，良渚文化刻画符号已经处于高级阶段，具备文字特有的表意功能。著名考古学家、良渚古城重要发现者、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认为：“良渚先民能开展工程量浩大的建设、制作精美的玉器、形成社会阶层、建立成熟的礼制、实现社会的高效运作，若不依靠符号系统记录和传递信息，难以想象。”他举例说，不少良渚红陶器边沿上除了有一圈装饰性的符号外，必有一组相对的刻画符号，它们的含义就值得深究。
距今约5300-4300年的良渚文化主要分布于中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支十分重要的考古学文化。良渚古城遗址是环太湖地区一个区域性早期国家的权力与信仰中心所在，它以规模宏大的古城、功能复杂的水利系统、等级分明的墓地（含祭坛）等一系列相关遗址，以及具有信仰与制度象征的系列玉器，揭示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曾经存在过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的、出现明显社会分化和具有统一信仰的区域性国家。
多个符号的排列组合可以视为“原始文字”
方向明说，浙江出土的史前刻画符号，目前发现的载体主要是陶器、玉器和石器、象牙器等。竹木、纺织品可能因为保存问题没有发现，但不排除其也会是载体的可能。
刻画符号采用的手段和形式，主要是刻、画，其次可能还结合其它手段，如镂孔等。此外，如台形玉片，或许即是用器形的手段进行表述。
方向明说，我们将已收集的刻画符号分为4个大类：
一是笔画简单的指事性的非象形符号。此类刻画符号常发现于器物的口沿部位、器底部位，往往为烧前刻画，可能仅仅是作为标识性质的记录。
二是象形符号。可以细分为较明确的象形符号和不甚明确的象形符号，其往往是以单独的结构形式出现。
三是图画性质的表意性符号。与象形符号的区别不仅仅是表意，而且可能是若干抽象或局部的结构组合。也因为如此，对于其结构的讨论相对要困难一些。这类或结合部分符号的图画文字性质的刻画符号在长江流域出现得很早，如河姆渡遗址发现的陶盘、陶钵上的刻画，田螺山出土的陶盉上的图画。这些兽、鸟、鱼形的刻画明显经过了加工提炼，并各自单独组合成一幅图画，应该具有图画文字的性质。
四是多个图像（或结合非象形的符号）的组合刻画符号。出现的时段约为良渚文化晚期阶段。以1986-1987年于余杭南湖遗址出土的完整陶器可作为代表，如编号 C3-600 陶罐，其刻画符号似两兽对峙;编号为 C3-658 陶罐，肩部刻划着几近一周的十一个符号,通过桐乡董家桥遗址出土的良渚文化陶豆上的“鱼骨”形符号可以确认对其读释的正倒关系。这组刻画符号所描绘的，正是在那朔风凛冽中，先民冲出匍匐中的草莽，手持原始工具勇敢地去捕捉猛兽，其所要表达的意思已历历在目。以至于饶宗颐、李学勤等先生都将其直接视作文字，先后撰文加以讨论。事实上，这正好作为造型艺术向文字演变的极佳例证。
“这种多个符号的排列组合，突破了符号孤立存在的局面，可以视作为当时的‘原始文字’。”方向明说，丰富的考古材料表明，新石器时代的史前民族已经使用一种简单的符号刻画（或绘写）在陶器的表面。图案（结构）有一些应该是从具象的图像发展而来的，图像也可以称为表意性的图画，可以有单个独立的结构组成，也可以由多个独立或局部的结构组成。如果仅仅是作为装饰性质，图像往往是可以单独出现的，如良渚文化玉器上的神人兽面像，陶器中鸟、蛇的组合图像、独立的飞鸟形图像。但是，如果我们将其视为先人们要想表达或传递某种信息而言，就不能简单地视其为装饰用的图像，而是蕴含着某种特定的“表象”意义，也就是说与符号的作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本文参阅曹锦炎、方向明著《浙江地区史前刻画符号概述》（《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张炳火主编《良渚文化刻画符号》（上海人民出版社，4月）；方向明著《良渚玉器线绘》（浙江古籍出版社，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