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辛丑条约》的空前屈辱及李鸿章的悲凉离世,宣告了旧外交的惨败与终结的话,那么亦是从辛丑开始,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这标志了在内外交困的时代,在李鸿章的经验教训里,中国近代外交酝酿着又一次艰难启程。
1900年7月,素来庄严整肃的广州天字码头,一派阵仗威严的场面。自清朝雍正年间以来,天字码头就被指定为官方码头,但凡官员走水路至广州或离开广州都经由此地。在这一日,广东那些显赫权要的人物又纷纷聚集到此,这一次,他们将要送别的是一位77岁的老人,也是当日朝廷重整大局的希望所在,他就是李鸿章。
自6月21日,清廷向十一国同时宣战以来,局面遂日益不可收拾。那时,刚到广州就任两广总督不久的李鸿章,便接连收到来自北京的电文,催促其速速北上以纾国难。7月8日,清廷又任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7月16日,身在广州的李鸿章得此消息后,方才决定北上赴任。
次日午间,李鸿章在近日亭与他广东的同僚作别后,便登上招商局一艘名为“安平号”的轮船。那天,天气甚热,李鸿章身穿蓝色细葛短衫,着鲁风履,倚在小藤榻上。
一番宦海沉浮后,李鸿章又重新回到了权力的巅峰,他即将赴任的职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是大清国封疆大吏中的最高职位。而且,曾经被举国唾骂为“卖国贼”的他,此刻重新身负起天下人的厚望。
不仅是慈禧,疆吏群臣也都对李鸿章北上的事情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其“早到一日,朝廷早安一日矣”。的确,从同治九年天津教案,李鸿章开始处理外交事务算起,近30年里,他几乎参与了其间清廷所有的外交活动,可谓中国外交第一人。李鸿章也颇为自负地对前来送行的南海县令裴景福说:“舍我其谁也!”
尽管他依然坚忍而“肯任劳怨”,但他也知道,此番北上,前途何其难料,而历史终归是又一次将“人情所最难堪”的事情加在了他年迈衰老的身上。
联军对京城分界管辖
离开广州5天后,李鸿章抵达上海,原拟转由运河北上赴京,但当时的形势,却让李鸿章感觉不到丝毫议和的可能,他不得不中途在上海滞留,以待时机。直到9月份,清廷彻底改变了与联军对抗的立场,并同意对此前纵容义和团的王公大臣做出惩处,才令李鸿章看到了议和的资本。
1900年9月14日,李鸿章所乘坐的招商局“安平”轮,在俄国军舰的护送下离开上海北上,6天后,抵达天津。10月1日,李鸿章在天津接任直隶总督,然后略作筹划,于当月11日最终抵达北京。
此时的北京,已不再是繁华富庶的都城,而是一处被清廷遗弃的所在。早在8月15日,慈禧太后已带着光绪皇帝逃离紫禁城,就在当天,联军攻破京城。
3日之后,联军便接管了这座都城。各国对北京进行了分界管辖:前门外大街以东,归英国管;大街以西归美国管;前门内大清门(中华门)以东至东单牌楼,英国管;大清门以西,至西单牌楼,美国管;崇文门以东法国管;宣武门以西英国管,……各国洋兵均在本国所管界内,或衙署公廨,或庙宇会馆,或住宅铺户,分队驻扎。
各国划定分界之后,凡在界内的铺户住户,不拘贫富,各于门前插白布旗一面。居住某国地界,旗上即用洋文书写“大某国顺民”。有的则用汉文写“不晓语言,平心恭敬”贴于门前。更有甚者,则按某国旗号样式,仿做小旗,插于门前。
1900年10月11日,当李鸿章来到这所大清的都城时,这里已是洋人的世界。城内名义上还由清政府管辖的区域只剩下两个小院而已:一处是李鸿章寄寓的贤良寺,另一处是庆亲王奕劻的住处。而事实上,庆亲王住宅外有日本士兵持枪护卫,李鸿章所住的贤良寺则有荷枪实弹的俄国兵日夜把守,正如当时的外国报纸所言:奕劻“如一囚徒”,李鸿章“实际上是受到礼遇的俘虏”。这便是辛丑谈判时两位清朝代表的处境。
李鸿章忍辱斡旋
李鸿章来到北京后,随即便与庆亲王奕劻开始拜访各国使节,提出停战议和。各国因为尚未就制裁中国的条件达成一致,而对此严加拒绝。
最先,甚至两位代表的资格都不被承认。俄国因与日本在东亚的利益冲突,首先反对被日本“保护”的奕劻的代表资格,而深知俄国心思的英国,又竭力反对俄国的主张,并针锋相对地不承认李鸿章的全权代表资格。
德国对于李鸿章提出的议和建议反应最为激烈。德国人以克林德被杀一事大做文章,强行为瓦德西谋取了联军总司令一职。这位未曾与义和团、清军作战,联军攻破北京后才迟迟赶来的总司令,一入北京,便住进了中南海仪鸾殿,不久之前这里还是大清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的寝宫。李鸿章求见时,瓦德西态度强硬,在很长时间里都不理睬李鸿章、奕劻,根本没有议和的意思。他继续派出联军向四面进攻,控制了西至山西、东至山海关、北至张家口、南至正定的直隶广大区域,并不时放言要渡过黄河攻击流亡的清廷。
对此,李鸿章毫无办法,一向傲慢的他,也只能忍受着这样的屈辱,继续斡旋。这次,他一人要同时与十一个国家周旋。
《辛丑条约》签订过程困难重重
11月13日,清廷第二次下谕惩办祸首,宣布载漪革爵职,与载勋一起暂行交宗人府圈禁,俟军务平定后再行发往盛京;溥静、载滢一并交宗人府圈禁;载濂闭门思过;载澜停全俸降一级调用;英年降二级调用;刚毅因病故免置议;赵舒翘革职留任;毓贤发往极边充当苦差,永不释回。
清廷的这番姿态,终于产生了一定的效果,11月15日,瓦德西接见了李鸿章和奕劻,并允诺很快开议和谈。但各国认为处理祸首依然过轻,所以议和迟迟未有进展,直到一个多月后,各国作出适当让步,议和方才正式开始。
12月24日,因李鸿章患感冒,奕劻一人前往西班牙使馆,会见英、美、法、俄、德、意、日、奥、比利时、西班牙、荷兰十一国公使,接受各国所定的《议和大纲》十二条。这一大纲即是后来《辛丑条约》的雏形,按此实行,中国的基本主权在很大程度上将为各国牢牢控制。但已无力反对的清廷只得应准,3三天后,清廷发谕称:“所有十二条大纲应即照允。惟其中利害轻重详细节目,设法婉商磋磨,尚冀稍资补救。”
清廷批准议和大纲后,一场旷日持久的谈判也由此开始。李鸿章、奕劻按照清廷旨意与各国“磋磨”,力争“稍资补救”,然而列强态度强硬,寸步不让。
在这场漫长而无望的交涉里,李鸿章的努力只是徒然损耗着他日益衰竭的精力。
阻碍和谈进展的关键问题,依然是列强认为清政府对于祸首的惩罚过轻。不得已清廷于1901年2月13日第三次下诏惩办祸首。次日又下诏,宣称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紧接着,又在2月21日,清廷第四次下诏,对于曾经偏袒过义和团的官员痛下杀手,终于使各国满意,扫除了签约的最大障碍。
接着,双方就赔款问题开始谈判。列强按照每个中国人人均一两的设计,提出了四亿五千万两的赔款数额,以盐课、厘金、常关税、漕折作抵。而且进一步恐吓清政府,不满足即不退兵,中国要多付兵费。清廷屈服,于5月表示接受此数。此后,各项谈判进展加快,在停止文武科举考试、惩处地方官员、禁售军火等问题上,经向列强乞求和讨价还价,也相继成议。
1901年9月7日,奕劻、李鸿章与十一国代表在北京签订《辛丑条约》,它也成了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额最多,主权丧失最严重的一件条约。这一次虽未有割地的惩罚,但是该约所规定的驻军及使馆区制度,将中国的心脏部位置于列强的军事控制之下。至此,清末的不平等条约发展到它的高峰,其后,虽然有些调整、变化,但大的内容和框架已经完全确定。
《辛丑条约》连同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与列强所签署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就像一条条锁链组成了一个巨大的网,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等方面层层绑定,彻底将中国套牢在半殖民地社会的深渊。
李鸿章谢幕宣告旧外交终结
当初,李鸿章离开广州北上时,前来送行的南海县令裴景福问到此去前景如何,李鸿章说:“我不能预料,惟有极力磋磨,展缓年份,尚不知做得到否,我能活几年,当一日和尚撞一天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说完涕出如縻,听者怆然。
的确,为签订和约,李鸿章竭尽了他全部的力气。自1900年底,他便开始患病,转年7月,病情加重,已不能视事。9月7日,签字当天,他不遵医生嘱托,坚持参加签约。回来后,再一次大口吐血。11月6日,已着殓衣,呼之犹应,不能语。第二天,俄国公使还赶到李鸿章床前,逼他在中俄交收条约上画押未逞。
俄使走后,他的老部下周馥见李鸿章“目犹瞠视不暝”,便哭着说:“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李鸿章忽目张口动,欲语泪流。周馥将其眼睛抹上,随即瞑目。李鸿章带着无限的憾事黯然而去。
在他去世40天后,梁启超对其评价道:“李鸿章之外交术,在中国诚为第一流矣,而置之世界,则瞠乎其后也。……以中国今日之国势,虽才十倍于李鸿章者,其对外之策,固不不得隐忍将就于一时也。此吾所以深为李鸿章怜也。”
如果说《辛丑条约》的空前屈辱及李鸿章的悲凉离世,宣告了旧外交的惨败与终结的话,那么亦是从辛丑开始,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也标志了在内外交困的时代,在李鸿章的经验教训里,近代外交正酝酿着又一次艰难启程。
世界上最长的铁路是西伯利亚大铁路。这条铁路跨越8个时区、2个国家和16条欧亚河流。不少人都知道,这条铁路在二次大战中,成为苏联红军对日作战的重要交通生命线。
1896年3月28日李鸿章出发访问欧美8个国家,第一站就是俄国。沙俄作出精心准备,专门派出特使到苏伊士运河迎接,以国家元首的礼节接待李鸿章。拜访沙皇时,李鸿章以光绪皇帝之名呈上价值四十万金的贺礼。
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特别隆重,彼得堡的庆典活动持续了近一个月。没想到,最热闹的一天在霍顿卡广场发生了严重的踩踏事故。当地治安官如实报告了伤亡人数,沙皇听后勃然大怒,骂得群臣狗血喷头。
李鸿章听到此事,淡然一笑:这算啥事呀!何不少报些伤亡人数,免得让皇上大动肝火。他还说,在中国遇到饥荒、瘟疫之类的,他就是这么干的,上下相安无事,君臣不就一团和气?
前面讲的故事近些年在网上一直流传,说李鸿章访俄时向沙俄官员传授“多报喜少报忧”的技巧。其实,这个故事有硬伤。尽管欺上瞒下在大清官场俯拾皆是,但身为大清国资深外交家的李鸿章,断然不会信口开河自曝家丑的。
久经沙场的李鸿章在中俄谈判中一直是锱铢必较,力争以最小的让步换取俄方的合作。俄方代表维特开门见山,中俄双方订立对付日本的军事同盟,俄方要修一条直通中国东北的铁路。他直接提出,中国若不同意“借地筑路”,俄国想帮助中国也是鞭长莫及。最终经过几轮的讨价还价,于1896年6月3日,“专门对付日本”的秘密同盟悄然诞生。
许多文章里都说“沙俄重金贿赂李鸿章”,到底有无此事呢?
不少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认同“黑金交易”这一说法,证据源自当时参加谈判的俄方代表事后的披露。说当时条约迟迟不签,俄方心急如焚,财政部长维特遂向李鸿章许诺,修路协议实施,将给李300万卢布的酬金。
可恰恰是密约谈判的主要参与者、沙俄财政大臣维特在回忆录中除了钦佩李鸿章为官为人的品性外,还证实:“说李鸿章受了俄国政府的贿赂,我必须说明这个谣言是毫无根据的。”此时李鸿章已辞世,且维特也已年近七旬,离开重权岗位。相比于那些证明“黑金交易”的碎片来,维特回忆录应该更可信一些。
《中俄密约》共六项条款,俄国没并有直接将自己的利益写进密约,确立了中、俄两国共同防御日本的军事同盟关系,但是,沙俄不费一枪一弹已将中国的东北划入俄国的势力范围,获得在中国东北修筑西北利亚大铁路的特权。
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日俄矛盾由来已久,总体上说,是出于在华乃至远东的利益博弈。但清政府多年来采取的“以夷制夷”外交策略、尤其是“联俄抵日”带来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为日俄矛盾的不断升级推波助澜。可以说,中俄战争的爆发是“联俄抵日”成功的范例。
那么,引发国人诟病的“局外中立”究竟有怎样的利弊呢?
就中国的实力而言,支持哪一方都讨不到便宜,如果同时向日俄宣战,必然陷入不能自拔的泥沼,甚至有丢失整个东北乃至国家的分崩离析。“局外中立”,是次优选择。从现实情况和结果上看,“局外中立”外交策略贯彻日俄战争始终,取得了中国利益的最大化。
日俄战争的结局多少让人有点意外,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可以战胜仍是君主制的俄国,且黄种人能够打败白种人,让中国的维新立宪派兴奋不已,增强了民族自信。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中国能走上立宪之路,富国强兵。
东北问题国际化之后,谈东北问题清政府已无话语权。因觊觎东北日俄互为对手,日本取得战争的胜利,一子将沙俄“独霸东北”的企图打得粉碎。清廷选择“局外中立”是明智之策,至少可能在战后保住东北的领土主权。
日本在日俄战争中伤亡近五十万人,而骨干将校军官伤亡较多,甲午一战后积蓄的军事实力消耗殆尽,且几乎无兵可招,客观上放缓了大规模侵略中国的步伐。
李鸿章早在甲午海战之前就说日本“诚为中国永远大患”,74岁万里赴沙俄,据说还带了口楠木棺材,虽然“联俄抵日”取得了一时的成效,但以羸弱之身谋划“以夷制夷”,终究是不靠谱的。
俄国日后反而成为侵吞中国国土最多的国家。
求人不如求自己,唯有富国强兵,走民族复兴之路,方为御敌守土之王道。
资料附录:
西伯利亚大铁路(Trans-Siberian Railway)是横贯俄罗斯东西的铁路干线。起自莫斯科,经梁赞、萨马拉、车里雅宾斯克、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赤塔、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总长9,332公里,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铁路。奔跑在这一钢铁大动脉上的共有大约1000列货运和客运列车。车里雅宾斯克以西,于十九世纪中建成;以东长7,416公里,于1891年始建,19全线通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