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烟，残阳如血......
——逝去的背影(五)
此番，在废墟里拍了一大堆片子，回来整理时思绪如潮，最想写的，就是二十多年前那段几乎天天出入“天昌”的蹉跎时光。
提起那些陈芝麻烂谷子，不免感慨。
也许是阴差阳错，让我二十七八岁居然当上本市最大一个税务所的业务副所长。那时湖州市本级全部税收在4.5亿元左右，然而就我们所就要收1.5亿元。８０年代中后期的钱的概念与现在不同，现在的钱被放大了将近十倍，在当时的数字后面加个零就相当于现在的水平，０９年湖州市本级的国税收入是４7.5亿元。如果现在税收收入在15亿元上下，那么就相当于一个分局的收入规模了。所以，当时我们所对全市的财政收入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那时我们所管辖的大都是国营大企业的税收。丝绸企业是湖州的支柱产业之一，“天昌”是全市丝绸企业的龙头老大，它的全称叫：“天昌丝绸印染厂”。我作为主管业务的副所长原本完全可以脱产，只管所内业务，可以不下到企业风里来雨里去地具体征收。可是，所里都是一帮资历不相上下的年轻人,相互间有点翻着白眼互不卖帐，我能幸运出跳，更会有人暗中给我使倒劲，弄不好就要被忽悠，于是，我把最大的活和最难的活揽了，及时了解大企业的生产、销售和技改动态，看谁还能忽悠我？为此，自己兼管了两家最大企业的税收，一家是商业企业——丝绸总公司，一家是工业企业——“天昌丝绸印染厂”。
从此与“天昌”结下了不解之缘。几乎天天出入厂区，全厂一千几百号人，叫得上名和只混个脸熟的加起来能算上好几百，从书记、厂长到科室的中头目、小喽罗，混得个拍着肩膀称兄道弟。看我与书记厂长都没大没小的，许多人都误以为我本来就是“天昌”的人。而且来头大着呢！
当时年轻气盛，来头确实有点“大”！刚进厂头几天，财务科的老科长就想称我的底货究竟有几斤几两。国营大企业的人就这个坏毛病，你若业务不行，就一边站着，连凳子也不让，自己找座位。他给我出了个业务难题，本来想考倒我，杀杀我的锐气，给我难堪出出我的丑，结果他自己弄错了茬，严重违反了当时的法律法规。我火了，突然在他毫无防备下“啪”的猛然拍了一下桌子，对着他一气呵成地一顿臭骂，他完全懵了，被我当着全科十多个下属的面威信扫了地。几个平时被他“压迫”在水深火热中的小青年，躲在一旁幸灾乐祸地窃笑，朝我频频树起大姆指。老科长不甘心，想最后捞回一把面子，到厂长面前告了我一状，结果却反吃了一顿克，弄了一鼻子灰回来。
不打不相识，从此，我进财务科，他恭恭敬敬又是让座，又泡茶的。小青年们更是乐于见我露脸，可以插科打浑乐一乐，调节一下老科长压迫下的沉闷气氛。
企业就像只下蛋的母鸡，干税务的，除了取蛋收税，还有一项“养鸡”工作，叫“促产挖潜”。就是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把鸡养大养肥，每年还要有新增的鸡蛋，喂好“天昌”这只鸡，让它多生蛋，生好蛋。它每年为国家下了又多又大的蛋，税利合计在一亿元上下，光税收就三千万元左右。我们选好技改项目是业务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在“可行性研究”和“投入产出”两个问题上把住了，一般不会看走眼，我每年要为“天昌”争取到５００万元到１０００万元的技改财政低息贷款，在财力上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为了把“天昌”这只鸡养肥，我争取了各项税收方面的政策优惠。用技改项目产生的新增效益去归还财政贷款，一般在税前列支金额在５００－８００万元；直接免税额在２００万元－５００万元之间，由于数额太大，每年我都要带着厂长直接跑到省财政厅和省税务局去忽悠。当厂长笑呵呵拿到了批文，他就用自己的饭票大方地在食堂里请我吃阳春面。
我虽然没有决策权，但是，如果厂里要上大项目，书记和厂长必会来征询。
进入九十年代后，像所有的国有企业一样，“天昌”也慢慢出现了因境。外部经济体制进一步市场化，竞争更为白日化，而内部还停滞在计划经济的惯性中，一下子调整不过来，出现了严重不适应症，总在期待国家的优惠政策和上级的解困政策中度日，没有自救解困的意识。深层的产权的不明晰，缺乏内在的动力和激情。最核心的原因是传统价值体系的崩溃，人心散了，人们都在用否定句和疑问句来对待一切。在是否要组建“天昌丝绸集团”的问题上，我与书记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书记想把湖州一大批中小型的丝绸企业收购，划归“天昌”麾下，做大做强。
我的意见刚好与书记相反。
我认为此举反而会分散“天昌”原有的资金优势和技术力量优势，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对外重点应该放在适应市场主动出击，扩大客户群，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对内发挥激励机制，划小核算单位，加强效益考核。
我不能左右“天昌”的何去何从。但是，结果却是没有悬念的，“天昌”不久出现了资金链断裂的严重恶果，从此踏上了一条悲壮的不归之路。
话说回来，若“天昌”没走“集团”化，结果还是一样要“鸡飞蛋打”，不同的只是时间问题。市场化的浪潮将传统价值体系的长堤冲垮，使之轰然崩塌。
“天昌”已不堪回首，往事如烟，残阳如血......
走在废墟中，我忽然想起了那些陈芝麻烂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