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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考研真题卷电子版 复旦大学研究生招生网考试大纲

时间:2020-11-26 19:3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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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考研真题卷电子版 复旦大学研究生招生网考试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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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岁那年提干后,战友介绍了个军官女护士,女方父亲是老家县里的武装部长。第一次写信过去,女方很快回了信,第二次写信过去就没了回音。阎连科把发表的一篇文章寄过去后,女方回信只有一句话。

1975年,不到17岁的阎连科从高二辍学后,来到新乡打工。

白天他跟着叔伯哥哥在新乡火车站当搬运工,把火车上的煤或沙子运到水泥厂里,来回六十多里路,能挣四五元钱。晚上他就拿出爱不释手的各类小说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

后来到了水泥厂当临时工,每个月一领到固定的工资,阎连科就寄回家里。从那时起,他突然觉得自己是个大人了,可以为父母和家庭尽一份责任。

1977年恢复高考,阎连科中断打工的日子参加了高考,毫无准备的他落榜了。

看着身边选择复读的同学,阎连科决定当兵去。

1978年底,阎连科外告别了父母后来到新兵连。在这里,他有了新的梦想“提干后再娶个有城镇户口的媳妇。”

而这个梦想源于他想脱离农村和土地。

当兵第一年,阎连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发表了,拿到了8元稿费。他用其中的2元买了糖和香烟送给战友,剩下的6元被他用三个月的津贴凑成20元寄回了家。

这是他第一次用笔杆子换来收益,更加坚定了阎连科靠写作来实现梦想的想法。

24岁那年,阎连科编的一幕话剧在全军文艺汇演上拿了一等奖,原本已经办好退伍证的阎连科奇迹般的提了干,实现了他脱离农村和土地的第一步。

提干没多久后,阎连科的一位同乡战友给他介绍了一个军官女护士,女方还是他们县武装部长的女儿,正在军医学校读书,毕业后就是军官。

女方的条件如此优秀,阎连科自认为没有能吸引女方的地方。但架不住战友的撺掇,还是抱着试试的态度给女方写了一封信。

没想到女方没几天就回了信,这让阎连科觉得“这事有戏”。

于是他又情真意切的给女方写了封情书寄过去,没想到等了好多天也没等到回信。

恰巧当时阎连科刚在《昆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战友当场买了一本寄给了姑娘。意思是对姑娘说这是个大作家,能在杂志上发表文章。

这次姑娘回信很快,但信的内容只有一句话“有本事让他去考大学。”

这句话让阎连科深刻意识到自己缺的不光是“城里人的气质”,还有“城里人的内涵”自己同样不具备。

于是,他放弃仕途,于1989年毅然决然的去北京的军艺文学系读大学。

2年后毕业,他拿到了大学学历,也留在了二炮电视艺术中心成为一名编剧。

也是在这一年,阎连科因为长期伏案写作导致腰突和颈椎病,从此他开始了长期卧病在床的状态。

不能写作让他很痛苦,只能静下心来读卡夫卡、胡安鲁尔福等名家作品,这段时间的阅读体验让他找到了新的写作方向。

接着,他就趴在床上和仰躺在一张特制的写作椅上创作出《年月日》《日光流年》等作品。

,他又创作出《受活》,一经发表,便获得无数掌声,但随之而来的还有许多争论,这些争论让他脱下穿了26年的军装。

摆脱了特殊身份束缚的阎连科又写出了让人惊愕的“神实主义”之作《四书》《炸裂志》和《日熄》等,让他在国际上迅速窜红。他也因此被冠以“中国魔幻现实主义大师”的称号。

这之后,阎连科的四叔突然离世,他从北京回到老家奔丧。在灵棚里,堂妹对阎连科说“连科哥,你写了那么多东西,为什么不写一写咱们家的事呢?”

这句话对阎连科的触动很大,他回到北京后就开始了《我与父辈》的创作。

阎连科以自己的成长经历和父辈对孩子深沉的爱为主角,以家乡故土为蓝本,将中国式父爱都写到了这本《我与父辈》上。

《我与父辈》成稿时,阎连科把稿子交给经常合作的打印社做成电子版。等他去拿稿子时,几个打印员说:阎老师,我们打印过那么多稿子,唯独这一本是边哭着边打印的。

当电子版发到阎连科儿子的邮箱后,儿子给阎连科发了个信息“看完了,哭了。”

《我与父辈》初次发行定在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的一名副校长在看完《我与父辈》后找到阎连科,强烈要求他在同济大学也举办一场主题“我与父辈”的交流会。理由是“让现在的孩子主动了解他们的父辈”。

后来在复旦附中举办的一场读书会上,一名16岁的女生说: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父母却仍然在逼着我学习,我特别的不理解他们,也不愿意和他们沟通。但读完《我与父辈》后,我开始主动与父母沟通,因为我知道了父母对我的爱是独一无二的,是他们所经历过的艰难后总结来的……

这名女生后来买了两本《我与父辈》,一本送给父母,一本送给自己关系最好的同学。

其实,《我与父辈》就是一本经历过的人读完后能产生共鸣,没经历过的人读完后能产生警醒的书。

《我与父辈》是一本父母看完后想送给儿女的书:请了解你们的父辈。

也是一本儿女读完后想送给父母的书:感恩,我们的父辈。

新兵下连前实弹射击,阎连科用10发子弹打了100环。现场观摩的团首长表示不信,又给了他10发子弹,这次打了98环。首长当场决定“就你了,代表新兵参加师组织的实弹射击比赛”。

严格意义上来说,阎连科当兵的动机是不单纯的。十二岁那年,他骑着自行车来到洛阳市里,看着城市里三四层的高楼和衣着光鲜的男女老少,他心里有了一颗种子“一定要到到城里去。”

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农村娃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是考上大学,二就是当兵。阎连科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落榜后,剩下的只有当兵一条路可走。

当兵之前,他跟着自己的堂哥在水库施工队上搬砖提灰,学做瓦工。1978年底,眼瞅着快要成为大工,父亲说“在农村窝着没前程,倒不如去当兵撞撞大运。”

其实阎连科早有当兵的想法,只因家中负担太重,父亲和大姐常年生病卧床,家中缺少劳力,他不得不打消这个想法。如今父亲主动提出,阎连科内心虽然不舍,但想起自己年少时“一定要到城里”的梦想,他又下定了去当兵的决心。

来到部队后的阎连科运气很好,尽管长跑和体能训练只能勉强及格,但因为视力好,他的射击训练很优秀。

新兵下连前的实弹打靶,他用10发子弹打了100环。现场观摩的团首长表示不信一个新兵能打出这么好的成绩,又给了他10发子弹,阎连科这次打了98环。首长当场决定“就你了,代表新兵去参加师里组织的实弹射击比赛。”

这次比赛,阎连科打了98环,与另一名新兵并列第三。回到团里后,领导给他报请了三等功。阎连科一下子出了名,成为所有新兵羡慕的“神枪手”。

下连以后,阎连科因为字写得好,加上是高中生毕业,被教导员调到营部当通讯员,负责营部的文书和板报。没过多久,他又被派往原武汉军区的一个创作班学习。在这里,他知道了小说分为长、中、短篇。

学习结束回到部队,阎连科重新拾起纸笔,开始有模有样地搞起了创作。但写的都是部队发生的小事,比如哪个连队训练有了新突破之类的通讯报道投稿。那时的部队最缺的就是能写的人,阎连科写的事情虽然很小,但接地气,偶尔能发表一篇。

那时部队有规定:一年发表三篇文章可以受到嘉奖,发表五篇就能记三等功。当兵第一年,阎连科因为打靶立了三等功。后来到营里当报道员,到年底,五篇的任务完成,又立了三等功。

原本以为就此能提干穿上四个兜军装的阎连科一时间春风得意,然而上级下发的“战士未经军校培训不得提干”把他打入了谷底。

1981年底,阎连科办好退伍手续,拿着117元复员费和50斤全国粮票准备回乡。也就在这时,军区下发了三十个培养文艺骨干的提干指标,阎连科因为“文章写得不错”分得了一个名额。

提干后的阎连科并未走仕途,而是继续做起了自己的老本行—文艺创作。部队的生活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很好的土壤,他后来的代表作如《为人民服务》《生死晶黄》等都是以部队生活为背景创作的。

1989年,阎连科考上了军艺文学系,实现了自己的大学梦。虽然军艺文学系才开办两期,但已培养出李存葆、莫言这样知名的大作家。当时莫言已经发表了他的成名作《红高粱家族》,红遍了大江南北,阎连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渴望着能用手中的笔一展心中抱负。

勤奋的写作让阎连科逐渐在文坛声名鹊起,先后在《人民文学》《当代》《昆仑》《解放军文艺》等杂志上发表了十几篇中篇小说。

,阎连科的《受活》发表,轰动文坛,获得第三届“老舍文学奖”。然而,也正是这部小说,让他意外结束了26年的部队生涯。

脱下军装后的阎连科没有了束缚,创作上更加大胆,自创了“神实主义”,如《丁庄梦》、《风雅颂》和《炸裂志》等作品,他也因此被冠以“中国荒诞主义大师”的名号。

直到他的一个堂叔去世,阎连科赶回河南老家奔丧。灵棚里,他的一个堂妹说“连科哥,你写了那么多东西,为什么不写一写咱们家的事呢?”

堂妹的这句话让阎连科想起了儿时的老家,想起了艰难的父辈。回到北京后,他立刻动笔,以老家田湖镇为背景,以父辈为主角,创作出了《我与父辈》。

他把《我与父辈》的稿子拿给打印社整理成电子版,取原稿时,打字员流着眼泪说‘’阎老师,这本书让我想起了自己的父亲”。

电子版发到他儿子的邮箱,几天后,儿子发来短信“看完哭了。”

,《我与父辈》在上海正式初版。一场读书会上,复旦一个和阎连科同龄的副校长找到他“一定要来我们学校,让现在的大学生知道父辈的不易。”

交大附中的一个16岁的女生说“我一直不理解父母的爱是什么,很反感他们对我管得那么严,读完这本《我与父辈》后,总算明白了父母的不易,也学会了主动与他们沟通。”这名女生买了两本《我与父辈》,一本留给自己,一本送给父母。

有读者读完《我与父辈》后说:这是一本经历过的人会产生共鸣,没经历过的人会产生警醒的书。

也有读者说《我与父辈》是一本读完后想送给父母的书,感恩我们的父辈。也是一本读完后想送给子女的书,请了解你们的父辈。

1 :老婆跟着男经理去出差了,我趁着这个机会偷偷把小姨子约了出来......我对她说:你姐最近要减肥,又控制不住爱吃零食,于是想了个办法,玩游戏转移注意力。小姨子好奇的问:那效果怎么样啊?我说:还别说,你姐现在真没时间拿零食吃了,都是一边游戏,一边让我喂她吃!?

2 : 从二本大学毕业后一直找不到好工作,就只好去了一家自媒体公司上班。老板:你放心,来到我公司上班,我保证每月人均工资12000……我一听,立刻心动:真的?老板:绝对是真的,可以签合同的……然后我就成了公司的一员,到了月底,工资只发1000。我找老板问:老板,你这是?老板:没有错啊,人均10000啊……你看,我的工资是92000,你10个人每人1000,总共10000,人均不是12000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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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我老婆出国去了,家里就剩我和岳母两个人,我岳母今年47岁,长的风韵犹存,由于我岳父走的早,所以我的岳母一直单身,我的岳母在一家公司当财务总监,能力非常出众,收入也挺高的,所以有许多单身汉都想追求我的岳母。但是由于我的老婆不乐意自己的妈妈给自己找一个后爸,一直反对自己的妈妈再婚。这次我老婆出国了,有许多单身汉觉得来了机会,都蜂拥而至,到我家来向我的岳母求婚。我的岳母不好意思面对这种场面,就让我这个女婿替她出面。最后我暗箱操作,选中了我们公司的董事长,让他和我的岳母走到了一起。我们董事长答应我等他退休了,整个公司就交给我打理。我真是太机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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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部队军官很好找对象。阎连科提干后,战友给他介绍了个对象。不但家庭背景好,女孩的个人条件也不错。人长得漂亮,还是部队军官护士,谁知女孩看到阎连科的信后这样说。

1978年底刚开始征兵时,阎连科的哥哥很果断的对父母说“让连科去当兵吧,在家不行,没出路。”

母亲舍不得,说“都能掂刀砌墙了,眼看都快成匠人咧。”

阎连科很想当兵,也认为在家待着没出路,何况当兵不但能吃饱,混的好还能提干穿四个兜的军装。

于是在公社书记的周旋帮助下,阎连科穿上了军装来到部队。

新兵连的紧张训练对于当过民工的阎连科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训练之余,阎连科还经常写写画画。

新兵连长看到阎连科写的一手漂亮的新魏体,就把他安排到了板报组。

还真别说,阎连科靠着在高中积累的知识,出的板报字体不仅漂亮,内容还丰富多彩。那时部队最缺的就是“笔杆子”,他因此成了新兵连的“拔尖人物”。

等到新兵下连时,“笔杆子”阎连科成了各个连队争抢的“香饽饽”。最后把他挑走的是营部教导员张英培,张英培曾担任过军区首长的秘书,特别热爱文学,也喜欢写诗歌。

来到营部没几天,阎连科就被张英培推荐参加了武汉军区在信阳举办的写作培训班。

参加这次培训的有30多人,但只有阎连科是刚下连的新兵。

在这次培训上,阎连科写了部短篇小说,虽然没发表,却得到了军区文化部领导的鼓励。

培训结束回到部队,阎连科没用多久就当上了副班长。教导员还告诉他“一年里发表3篇稿子就能拿到嘉奖,发表5篇就能记三等功一次。”

阎连科听后心想“写作不正是我的强项吗?为了提干那就试试吧!”

当时阎连科因为打靶已经立了个三等功,如果因为写作再荣立三等功,那就够提干的标准了。

可想在省级报刊上发表5篇文章谈何容易?

阎连科在营部报道员的岗位上开始发掘素材,从战士训练到名人名言,他不断的写稿投稿。直到当兵第二年底,他才算完成5篇任务,再次荣立三等功,并且顺利的入了党。

本来以为当兵第三年能顺利提干,谁知上级下发文件“未经军校培训的战士不能提干。”

阎连科当时已经超过了考军校的年龄限制,自知提干无望后,恰逢老家村支书来信说“你当过兵又是党员,还是高中生,不如退伍回来当村干部吧!”

于是阎连科办了退伍手续,拿着退伍证、170元退伍费和两个月的粮票登上了回家的火车。

火车还没开动,一辆军用吉普突然冲进站台,车上的军人一连声的喊“阎连科在哪个车厢?”

阎连科下了车看到团长,团长告诉他“你为武汉军区编的独幕话剧拿到了全军文艺汇演的一等奖,军区政治部主任特批了20个提干名额,我给你争取了一个。”

就这样,阎连科实现了“提干穿四个兜军装”的梦想,从此吃上了公家饭。

这之后,阎连科笔耕不缀,渐渐的成为一名军旅大作家。

后来,他创作的《炸裂志》、《日光流年》等作品让读者和书评家给他冠上了中国“神实主义”的名头。

,阎连科的《受活》发表,一举轰动文坛,也引来了不少争议。

穿了26年军装,官至副师职的阎连科因《受活》脱下军装转了业,由此加入北京作协。

多年以后,阎连科的堂叔去世,他赶回家奔丧。

在灵棚里,一个堂妹对他说“连科哥,你写了那么多东西,为什么不写一写咱们家的事呢?”

这句话对阎连科的触动很大,让他想起了去世多年的父亲和叔伯们。

回到北京,他一改昔日魔幻风格,以家乡田湖镇为蓝本,以自己的父辈为主角,写出了《我与父辈》。

当他去打印社拿书稿时,几个打字员对他说“阎老师,我们打印过那么多小说,唯独这本《我与父辈》看哭了。”

电子版发给阎连科儿子,儿子给他发了个短信“看完了,哭了。”

《我与父辈》在上海复旦大学举行首版会,交通大学的一个副校长和阎连科同岁,他找到阎连科说“咱俩同龄,但是看完《我与父辈》后也哭了。”

他还强烈要求阎连科一定要在交通大学举办一场读书会,只为让现在的大学生主动了解他们父辈的艰难,主动与父辈沟通。

后来在复旦附中的一场交流会上,一个16岁的初中女生说“以前我不知如何与父母沟通交流,在看完《我与父辈》后,知道了父母的艰难,也学会了理解他们。”

这个女生买了两本《我与父辈》让阎连科签字,一本送给父母,一本留给自己。只为时刻提醒自己要理解父母,要主动与父母沟通。

《我与父辈》是一本经历过的人读完后会产生共鸣的书,也是一本没经历过的人读完后能产生警醒的书。

父母读完《我与父辈》后,想把它送给儿女:请了解你们的父辈;

儿女读完《我与父辈》后,想把它送给父母:感恩,我们的父辈。

中国式父爱不善表达,却如山一样沉重,又如春雨润物一样无声。只有读懂我们的父辈,才知道如何成为一个好父亲,《我与父辈》值得一读。

当兵第二个月,实弹射击打了98环立了三等功,第二年在报刊上发表5篇文章再立三等功。眼瞅着要提干了,谁知一个文件下来“提干梦”破灭。领了170块退伍费登上返乡的火车时,团长却又把他从火车站拉了回来。

儿时的闫连科对家乡最深刻的记忆就是贫穷和饥饿,他渴望走出农村,摆脱贫穷。后来上了初中,班里转来一个城市女生,在看到了那个女生漂亮的衣服和得体的谈吐后,闫连科对城市更加向往。

16岁那年初中毕业,闫连科动起了去当兵的想法,但在体检和政审都通过后,母亲的一句“娃太小了”,让他暂时放下了当兵的念头,接着去读了高中。

高中还没读完,闫连科就因为那个特殊的时代退了学,跟着父辈到新乡水泥厂打工贴补家用。那时的条件艰苦,闫连科仍未放弃“脱离农村再娶个有城市户口媳妇”的想法。

后来恢复高考,闫连科找了本书复习了一周后参加了高考,毫无疑问的落榜了。这时候,他脑海里又浮现出“当兵提干”的想法。

在得到了家人的支持后,闫连科入伍来到了新兵连。但因为身体素质不太好,军事训练一直跟不上。

后来,连长发现闫连科不仅是高中学历,字写的也不错,就把他放到了板报组。没想到,连长的这个小举动却改变了闫连科的一生。

新兵连即将结束时,要进行一次实弹射击考核,闫连科其它的军事训练虽然跟不上,但在这次得实弹射击中却用10大子弹打了100环。

团部领导得知后又给了闫连科10发子弹,他又打了99环。团部领导当场决定让闫连科代表新兵参加师里的射击比赛。

就是在这场比赛上,闫连科用10发子弹打了98环,全师排名第三。回到团里后,团部领导当即决定给闫连科立三等功。

这个三等功奠定了闫连科提干的基础,也更加坚定了他“提干再娶个有城镇户口媳妇”的信心。

等到新兵下连时,营部教导员在得知闫连科是个文学青年后,特意把他调到了营部当通信员。

也是在这里,闫连科开始了自己最初的创作。

那时部队特别注重文化宣传,为此还特意规定:在省级报刊上发表3篇文章可授予嘉奖;发表5篇可立三等功。

闫连科深知这是一次机会,便在工作之余写作并投到各大报刊上。

直到当兵第二年底,闫连科终于完成任务,再次荣立三等功。

当兵第三年,闫连科的第一篇小说《天麻的故事》发表。团政治部主任得知后,又把他调到团部搞专职写作。其实这意思就是再培养一年,然后再提干。

可没过多久,上级下发文件规定:战士未经军校培训不得提干。

闫连科得知这个消息后,办了退伍证,兜里揣着170块钱退伍费和给家人买的烟酒糖登上了返乡的火车。

火车还未开动,一两军用吉普车突然冲进站台,车上的人大喊:闫连科在哪?

闫连科看到是自己部队的团长,立刻下车后才知道团长给自己争取到了一个提干的名额。

原来,闫连科编的一幕话剧在全军汇演上拿了一等奖,军区首长特批了20个提干名额闫连科就排在第一位。

提干后的闫连科边写材料边搞创作,在面对仕途与文学的选择时,他最终选择了文学,于1984年来到军艺文学系学习。

毕业后留在二炮电视中心成了一名编辑,工作之余,他仍继续创作。但这一时期的作品大多以军旅为题材。

直到,闫连科的《受活》发表,虽然获得了不少奖项,也引来了不少争议。他所在单位的领导说:连科,你打报告吧!

闫连科知道外界因为《受活》对自己的评价不好,再加上自己身上一身军装,确实抬扎眼。于是,他自己打了转业报告,于当年底脱下穿了26年的军装。

没有了特殊身份的束缚,闫连科的创作更加大胆并富有想象力,比如《炸裂志》《日光流年》等作品,以至于读者和书评家称他为“中国的魔幻现实主义大师”。

多年以后,闫连科的四叔突然去世,他回家奔丧。在灵棚里,妹妹对他说:连科哥,你写了那么多东西,为啥不写一写咱家的事情呢?

闫连科听后触动极大,想起自己多年的作品和难舍难分的故土,想起自己的父辈……

回到北京后,闫连科以散文的方式,把自己的父辈当做主角,把故土当做底色,创作出了蚀骨情深般的《我与父辈》。

他把初稿交给打印人员做成电子版,几天后过去拿时,打印员说:闫老师,我们打了那么多部小说,只有这一部是边哭边打印的。

电子版发到儿子的电子邮箱后,儿子给他发了个短信“哭着看完的。”

《我与父辈》首次出版会准备放在复旦大学,交通大学一个副校长找到闫连科说“咱俩同岁,经历相似,看过《我与父辈》后,根本忍不住眼泪,所以请你无论如何都要到我们学校上一次课,让现在的孩子主动了解他们的父辈。

后来在复旦附中的一场读书会上,一个初中女生说:我的成绩很好,但从不与父母沟通,读完《我与父辈》后,我开始试着与父母沟通……这个女生当场买了两本,一本送给父母,一本留给自己。

《我与父辈》是一本读完以后想送给父母的书:感恩我们的父辈。

也是一本读完之后想送给儿女的书:请主动了解父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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