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牛棚”不久的中国曲协副主席、作家陶钝这样回忆:“北京市内一片慌乱，一些外地有关系的住户都安排搬往外地。收售旧家具的店铺，以贱价收购了大量的家具。我把各家的人叫了来，把大衣橱、樟木箱子、书架，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全集或选集都装箱运回乡下。旧家具价钱落到大立橱20元，写字桌10余元，一个弹簧单人床垫子才卖了12元。”
作家陈白尘在日记中这样记载:在北京站登火车时，“秩序大乱，犹如逃难的难民”。韦韬回忆说:北京疏散，“中心是要把北京的所有‘闲杂人员’、‘危险分子’统统疏送到内地去‘监护’；把业务已停专事斗批改的机关单位，统统迁往农村，或办‘五七干校’，或插队落户；把各部门各单位的重要档案、文件、珍贵资料，集中装箱运往‘三线’保存”。
小编有话说：面对准备入侵的敌人，我们撤往大后方，做好战斗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