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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百家号深喜说历史，据小编所知，两汉以来，西北方的少数民族逐渐向关中转移，北方少数民族也向塞内迁徙。
至西晋时，北方内迁各族分布情况，从今天的行政区域看来大体如下：匈奴分布在甘肃、陕西、山西和内蒙古各地，其中包括羯人和杂胡等。卢水胡也属匈奴别部，主要分布在甘肃、陕西、青海等地。羌人主要分布在陕西、甘肃、青海一带，少部分居住在四川和西藏地界。氐人分布在甘肃和陕西、四川接界地区。乌桓一部分迁移到河北、山西、河南等地，余部并入鲜卑。鲜卑各部活动在东北、河北、内蒙古、陕西、甘肃边郡地带。在十六国北朝近300年间，我国北方六个主要民族（汉族加五胡）前后建立起约21个政权。十六国北朝各类政权，实际上是以一个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为主而包含汉族士人在内的多民族骨干参与组成的联合政权（前凉、西凉为汉族上层所建），其统治下的人民也是以汉族为主且包含文明程度参差不齐的各少数民族在内。
也就是说，十六国北朝各个政权，乃是由多民族多元化所组成的混合体政权。以北朝为例，北朝（魏、齐、周、隋）四书所记当时在历史舞台上的人物共计7188位，其中汉族4941人，约占总人数的68.72％；鲜卑族人物1737人，约占19.10％；匈奴人物215人，约占总人数的3.10％；其余氏、羌、羯、蛮、柔然、吐谷浑、杂胡和西域人共计1080人，约占9.08％。由此可见，北朝五个政权（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除包含六个主要民族人物外，还包含其他国内外少数民族群分人物在内。根据初步考察，十六国北朝融入汉族的少数民族有13个，人口总数约有1136.1万人。按北魏熙平元年（5）国家领民最多时为3232.7万人计，少数民族参加汉化的人口数约占国家领民的35％。
如此众多的民族和人口要实现汉化，要彻底改变其原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其斗争的激烈程度和复杂局面是可想而知的。再加之多民族多元化所组成的政权，各族文化相异所出现的竞争和碰撞，由此而产生的民族融合和文化相互渗透的历史机遇，以强大的历史合力推动着各个民族、各个家族及其相关的政治军事集团及其代表人物，在奋力抗争或合作的对立统一中求生存、创事功。随着民族大融合在政治舞台上所表现出来的勃勃生机，相应地出现了开放融合型文化学术交流的宽松环境，促使人们思想开阔，学风自由，并激化兼容并蓄，取长补短，优胜劣汰，从而各族人民共同肩负起创造新汉族文化的历史重任。西晋末年北方大乱，汉族人民大量南移，汉族封建王朝南迁，促使南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斗争和融合向前发展。
当时活动在南方历史舞台的少数民族有蛮、僚、俚三大支。从今天行政区域来看，这三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东起安徽，西北达陕西，南到广州，西及四川，包括今湖南、湖北、河南、江西、广西等地界。就我们所知道的蛮、僚、俚三族人口的一部分（远非全部），共计在300万人左右。刘宋大明八年（464年），有户94万余。据《宋书·州郡志》，大明八年，口数为546万余，这算是南朝国家掌握的最多的人口数字。而三支少数民族的部分人口数，占南朝国家掌握的总人口的一半以上。这些少数民族无论就所占区域之广，人数之多，在南朝政治、经济、军事上都具有重要地位。东晋南朝封建统治者对那些直接由州、郡、县统率的少数民族人民，强行征收赋税，征发各类徭役；同时对南方“诸蛮陬俚洞，沾沐王化者，各随轻重，收其赕物，以裨国用”。
为了更好地管理蛮、僚、俚等少数民族人民，南朝各政权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建立了左郡左县。左郡左县的建立，意味着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地和人民进入汉族中央政权统治之下，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都纳入封建生产方式之中，其社会经济和文化习俗也必然逐步与汉人融合起来。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融合的进程，始终受相对先进民族文化（汉文化）“同化”相对后进民族文化的历史规律制约，即先进民族文化从各方面无形中对后进民族文化有一种强大的无法抗拒的冲击力和吸引力。这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总是不断地企求物质上和精神上高水平的生存欲望所决定的，它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当然，这里还包含着以先进生产力为代表的封建制生产方式，必然代替以落后生产力为代表的奴隶制生产方式的历史必然性。实际上，这种必然性是在人们追求高水平的生存欲望的推动下完成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内各民族大融合，中西文化交流频繁。当时人们的思想较为开放，原先的封闭状态被打破了，汉族对外来文化表现出了一种包容和吸取的积极精神，同时少数民族中的杰出人物也热衷于学习汉族先进文化。尤其在北中国表现得更为明显，无论政治制度、经济生活、礼仪风俗、学术思想等，都不是汉族单一型的，而是以汉族文化为主，包罗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和外来文化。从人们社会生活的角度看，早在东汉末年，西域文化便传入我国，史称汉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师贵戚皆竞为之”。
西晋泰始（265—274年）以后，“中国相尚用胡床貊槃，及为羌煮貊炙，贵人富室，必蓄其器，吉享嘉会，皆以为先”。太康（280—289年）时期，人们普遍以胡人生产的毡“为絈头及带身裤口”，并相习成风。西晋灭亡以后，北方和长江上游先后由五胡建立起14个政权（前凉、西凉、冉魏、北燕为汉人所建立）。当时民族融合还远未完成，匈奴、鲜卑、羯、氐、羌人大都保存着自己的语言、生活习俗和礼仪风俗。语言是人们社会生活中交往的工具。西晋灭亡之后，北方语言较为混杂。十六国后赵石勒将与前赵刘曜战于洛阳，群臣皆以为不可。石勒咨访沙门佛图澄。佛图澄说：“相轮铃音云：‘秀支替戾冈，仆谷劬秃当。’此羯语也。”秀支，军也。替戾冈，出也。仆谷，刘曜胡位也。劬秃当，捉也。佛图澄回答石勒，的话译为汉语为：“军出捉得刘曜。”可见十六国时期，在北方流行着少数民族语言。北魏初期，鲜卑语盛行。
道武帝时（386—408年），晁懿“言音类帝（道武帝）”，“以善北人语（指鲜卑语），为黄门侍郎”。孝文帝改制以前，魏廷汉语和鲜卑语并行，改制以后虽禁鲜卑语，但仅限于30岁以下的人，而30岁以上的鲜卑人，并不要求立即改说汉语。更何况孝文帝改制以后只活了四年时间即死去，以后改制实际上处于流产状态，因而北方势必恢复汉语和鲜卑语并存的状态。魏末于谨“解诸国语（懂多种少”数民族语）”，孙搴“通鲜卑语”而被重用高欢行军，“每申令三军，常鲜卑语，（高）昂（汉人）若在列，则为华言”。可见高欢的士兵既懂汉语，也晓鲜卑语。即便是在南方，东晋统辖区域内居住的蛮、俚、僚等少数民族，也是“鸟声禽呼，言语（与汉人）不同”。
东晋王导拜扬州刺史时，宾客数百人中有胡人，王导特到胡人前用胡语褒誉胡人，“群胡同笑，四坐并欢”。桓温南蛮参军郝隆在群僚诗会上云：“娵隅跃清池。”桓温问：“娵隅是何物？”答曰：“蛮名鱼为娵隅。”温曰：“作诗何以作蛮语？”可见南朝也有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的现象。好了，今天的历史故事就暂时说到这，当然，这一时期的历史小编也还在不断的探索中，感谢大家的观看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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