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亲弟弟周作人断交事件，是中国文化界的一桩历史公案。因双方当事人的讳莫如深，各种猜测众说纷纭，至今，疑雾重重。
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一个其貌不扬的日本女人羽太信子是兄弟俩间最大的“疙瘩”，也是这桩公案的引火线。
我们尽量用证据说话，还原那段历史。
197月19日，一个平常的日子变得特殊
197月19日，这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日子，但是这一天，一封绝交信宣告“鲁迅兄弟断交”这一公案正式发生。
当天，周作人把这封信亲手交给鲁迅，没有给鲁迅任何沟通的机会转身离去。信中的说辞，当事人应该明白，局外人却是云里雾中：
“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正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的院子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这封信有几点可以分析：周作人第一次称呼自己的亲哥哥“鲁迅先生”，这是外人对周树人的称呼，自己弟弟如此称呼那就已经是“拒于千里之外”了；“昨天才知道”，也就代表“事件”在7月18前发生的，究竟什么事没有明说，意思是双方都知晓；
订正思想、重新生活，不要再到后院来……这些措辞的意思就是：断交、不往来、分家。而且结尾还有一个词：自重！这就非常严重了，我们都知道叫一个人“请你自重”，代表什么，代表你在过去做了对不起我甚至是轻贱的事情，所以才要“自重”。
鲁迅当时是什么身份？新文化运动的领军者，全国知名的大学者，很多人慕名而来就为见他一面，名声在外德高望重。这样的措辞，无疑已经是完全否定了鲁迅的人格。
绝情、绝望、伤感、鄙夷、不齿，全在这一样一封短短的信里了。
鲁迅的日记记录了当天此事，寥寥数字： “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启孟，是周作人的字，从这个称呼来看，鲁迅还是把弟弟当弟弟的，弟弟已经不把哥哥当亲人了。
第二天，鲁迅就开始四处找房子，半个月后他借了800元钱，从本来和弟弟一家共同居住的八道湾胡同搬迁到了新租好的砖塔胡同。
鲁迅搬家的那天，周作人当天的日记里也是寥寥数语：“下午L夫妇移住砖塔胡同。”亲哥哥已经成了一个符号“L”。
第二年的6月，还发生了一件让两兄弟彻底决裂不可能回头的事：大打出手！
那一天是6月11日，鲁迅回到八道湾胡同把一些自己的书和器具要拿回新家。根据鲁迅当天日记和在场目击者的讲述，他刚进西厢，周作人和妻子羽太信子就从屋里奔出，指着鲁迅破口大骂，言辞污秽，不堪入耳;
羽太信子又立即打电话喊来几位亲友，当众痛骂鲁迅。两兄弟还动手了，周作人拿起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向鲁迅头上砸去，鲁迅抓起一个陶瓦枕扔向弟弟。最后，鲁迅拿着东西离开，从此兄弟俩再无交集，直到鲁迅去世也没有见面。
吊轨的是，当天在场的人有好几个，但他们均对现场双方说的话讳莫如深。
鲁迅兄弟向来观念不和，积怨很深？完全不是！
一些人根据后来周作人投靠汪伪政权来判断说，鲁迅和周作人完全是观念、理想不同，积怨很深，只是在一个时间点爆发出来而已。这是完全不顾真实历史的胡乱猜测！鲁迅与周作人的关系不仅此前一直亲密，甚至如父如兄也不为过！
鲁迅是家中老大，才十几岁的时候，祖父入狱、父亲病重，鲁迅就成为家里的顶梁柱。家中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他在操持，包括去典当家产维持家里的开销。弟弟周作人倒是在这样的照顾下，有一个比较安稳的童年。
鲁迅兄弟在日本的留学事务，也都是作为大哥的鲁迅在操持，涉外手续、生活杂事，也全由鲁迅包办。
1909年，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结婚;为了在经济上支持弟弟，鲁迅先回国就业，安顿下来后，两年后将弟弟、弟妹接回。为了给弟弟找个工作，鲁迅还找了北大校长蔡元培，让周作人到北大任教授。
周作人又是如何对待这位兄长呢？一直以来都是亲密无间，共同进退。
绝交之前的 3月8日，周作人在《晨报副镌》上发表《绿洲七-儿童剧》，文章充满感情地回忆童年时代与哥哥鲁迅一起在桂花树下自编自演儿童剧的情景；
之后，两人总是一同出游，一起出席北大学生许钦文、董秋芳等组织的文艺社团春光社集会，并共同担任该社指导；7月3日，在两人反目前的半个月，两人还结伴去逛东安市场和东交民巷书店。
所以，鲁迅和周作人两兄弟，从幼年到求学，从日本到国内，在反目之前都是一对“好兄弟”，并无外界臆测的“观念冲突，积怨已久”。所以，兄弟反目，只能是因为某一桩对周作人来说”极其重要关键事件”。
关键人物：一个名叫羽太信子的日本女人
羽太信子，周作人的妻子，鲁迅的弟妹。她原本是日本东京一个房东的女儿，周氏兄弟留学的时候就住在他们家。羽太信子，相貌只能算普通，身材也不高，但是勤快，热情，和周氏兄弟也都相处不错。后来，周作人决定娶羽太信子为妻，鲁迅也是非常赞同的。
然而，似乎羽太信子搬到北京后，却完全变化了一种形象。用许广平的原话来说是：从奴隶坐稳了奴隶主。或者用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话说：媳妇熬成了婆！
因为周家兄弟二人都很忙，鲁迅的妻子朱安又是胆小懦弱没有文化的人，于是就把家里的大小事务都交给羽太信子来打理。羽太信子在日本的家里家境不好，非常勤劳，但是成为“持家人”后，却作风大变。
根据周家三弟周建人回忆：羽太信子是日本妇女中的例外。她在北京很讲究派头、非常奢侈，在花钱上挥金如土。家里雇了六七个佣人帮忙，有时候心血来潮，明明饭菜都做好了，却突然要吃水饺，于是重新退到厨房让佣人做水饺，被褥一两年必定要全部换新……
鲁迅和周作人两人每月收入有600多元，相当于如今的6万人民币，是非常高的收入了，可是家中依旧入不敷出。鲁迅曾经感叹：我用黄包车拉来的，哪经得起用汽车运出?
根据已有的一些资料分析，鲁迅是有对这种情况提出长兄的意见的，也由此让羽太信子很不满。周氏兄弟学生俞芳回忆说，天性驯顺的朱安曾“很气愤地”告诉别人:“她(信子)大声告诫她的孩子们，不要亲近我们，不要去找这两个孤老头，不要吃他们的东西，让这两个孤老头冷清死。”
当然，周作人居于太太和大哥中间，并未因为这种“家务”而对鲁迅产生矛盾，他依旧和哥哥同进同出，上班，逛书店，同游公园。只是，根据常理分析，羽太信子此时应当已经下了要想办法驱逐鲁迅。
争议事件：“偷窥”成为导火索
能促成周作人和大哥立刻反目，终生不再相见的事情一定已经触及了周作人的底线。这件事情无论真实与否，反正周作人是相信的。这就是这桩历史公案的关键事件：羽太信子说鲁迅偷窥她，行为不轨！
鲁迅在八道湾的四合院，原本是鲁迅自己购买的一处房产，因为有前后院，也就让弟弟弟媳、母亲都一起住了。平日里大家都一起吃饭，据说厕所也都是公用的。
1924年6月11日周氏兄弟大打出手时，在场章廷谦后来很含糊地说：“事情的起因很可能是，周作人的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
关于如何调戏，一直流传两种说法：一是说鲁迅偷窥羽太信子洗澡;二是鲁迅晚上躲在周作人卧室窗外偷听房事!这些话都是羽太信子跟周作人说的，而且她还告诉了鲁迅的友人章川岛。
鲁迅对于此，其实是百口莫辩的。周作人已经完全听信了羽太信子的话，对于这种既没有证据却又很容易联想到的“龌龊之事”，周作人能想到的避免的方法就是“分开”。
最开始应该只是想分开来住，后来发展到吵架、动手，也就彻底不可挽回了。生性倔强的鲁迅，在后来对周作人的评价常常只有一个字：昏。昏的意思就是犯糊涂。
对于鲁迅是否偷窥，鲁迅友人章川岛和鲁迅儿子周海婴都表示过绝不可能!
章川岛说：“八道湾后院的房屋，窗户外有土沟，还种着花卉，人是无法靠近的。”也就是窥浴和听床在条件上不可能。对失和的真正原因，章川岛说：“主要是经济问题。她(羽太信子)挥霍得不痛快。”
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说：
“父亲与周作人在东京求学的那个年代，日本的习俗，一般家庭沐浴，男子女子进进出出，相互都不回避。即是说，我们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的所谓男女大防，在日本并不那么在乎。直到临近世纪末这风俗似乎还保持着，以致连我这样年龄的人也曾亲眼目睹过。那是70年代，我去日本访问，有一回上厕所，看见里面有女工在打扫，她对男士进来小解并不回避。我反倒不好意思，找到一间有门的马桶去方便。
据上所述，再联系当时周氏兄弟同住一院，相互出入对方的住处原是寻常事，在这种情况之下，偶有所见什么还值得大惊小怪吗?退一步说，若父亲存心要窥视，也毋需踏在花草杂陈的窗台外吧?”
如今，隔着快一个世纪来探讨鲁迅的这段家事，即使观者心里明确也苦于无真凭实据。亲情与信任，是最重要的“爱的门槛”，当没有了信任，爱也就没了。
我们唯一可以确认的是：这场轰动文坛的兄弟断交事件，在鲁迅的悲凉无奈和周作人的愤恨无情之间，横亘着一个叫做羽太信子的日本女人。
我一直坚信：假如周家兄弟没有反目，周作人一直有鲁迅在身边提点，他也不至于后来在大是大非上误入歧途。
嗟乎!
（图片来源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