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身世家，是曾国藩曾侄孙；他就读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化学博士学位；他执教西南联大，是罗隆基、潘光旦介绍入盟的进步教授；他入选中研院首届院士和中科院第一届学部委员。他就是中国化学教育与化学研究的开拓者——曾昭抡。在曾昭抡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我们推送这篇文章，与您一起追忆曾先生为国治学的执着人生。
曾昭抡是中国现代化学教育的一代宗师和化学研究的开拓者，毕生致力于科学、教育事业，培育了几代科技和教育人才。作为进步教授，他为中国化学科学的发展作出了无私的贡献。
为化学成为国家根本学科殚精竭虑
1924年5月，尚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学系就读的曾昭抡就发表文章探讨化学教学问题，他认为：“化学为根本科学之一。……最重要者，教化学时应培植学生化学观念……为教育者，应当想种种方法，引起学生兴趣，使其无论走到何处，心中常常想到化学上之关系。”他的观点对近百年后的中国化学教育仍有借鉴意义。
1927年，曾昭抡受聘于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后改称国立中央大学），正式开始其教学生涯。曾昭抡从基础工作做起，改进实验设备，选用适宜教材，试编自用教材，改进教学方法，配备外文书刊，建立起规范有序的有机化学教学与管理制度，使近代西方有机化学在中国扎下根基。
1931年夏，曾昭抡应邀前往北京大学担任化学系主任。曾昭抡对北大化学系进行改革，从选聘教员、拟定课表、添置设备等方面，完成全方位提升。他选聘的教师几乎都是留学归来又有发展潜力的年轻博士或硕士，另有本系优秀毕业生，为北大化学系事业发展铺垫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1932年11月《时事月报》报道：“北平国立北京大学化学系，自二十年度曾昭抡氏就任主任以来，对于设备上之整理扩充，不遗余力。……故今日该校化学系之设备，在国内亦属不可多得。”
1937年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生与老师合影，前排右六为曾昭抡
曾昭抡主持的北大化学系毕业论文课程纲要和考核办法，反映了以李比希为代表的近代先进化学教育学派的科学目的和探索精神，其核心内容就是教学与科研的结合，以及导师制、讨论班制等制度的实施。它标志着当时中国化学教育起点之高，已接近世界化学教育发展轨道。
1930年代曾昭抡主持北大化学系时期，确立了该系在国内大学化学系的领先地位。他曾回忆道，“本校化学系，遂在国内取得一种与清华等数校平分领导之地位，在国际亦深为友邦所称许。五六年中，蒸蒸日上，前途颇觉无量”。
中国现代国防化学教育的先驱
早在1931年之前，曾昭抡就敏锐地意识到国防化学教育的重要性，率先在国内开设炸药化学课程。“九一八”事变之后，国难当头，曾昭抡认定，知识界能够拯救国家的还是科学与人才——“深悉在近代战争中，科学之运用，为一极重要之因素，仍于可能范围内积极加入抗日之工作”。
热河失陷后，曾昭抡一边组织本系教职工将仪器药品等装箱南运，一边进行防化学战的准备。他的紧要工作之一是加紧著译国防化学教材，以适应抗战救国的紧迫需要。
1932年起，曾昭抡将讲授炸药制备实验的英文讲义充实整理，编撰成《炸药制备实验法》一书。1934年3月，该书由国立编译馆正式出版，短时间就印行了四版。
1932年11月，他与北平大学教授吴屏合作，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将德国化学战著名专家韩斯联的专著《化学战争通论》翻译成中文出版。这是中国现代有关国防化学著述中最重要的译著之一。
1936年11月，曾昭抡率北京大学师生慰问团赴绥远慰问抗战将士。绥远之行使曾昭抡深化了培养专业人才为抗战服务的自觉意识，更坚定了科学救国的信心。他说：“现在许多大学生都闹着要到前方去服务，实在普通的服务人员，前方一点也不需要。他们所需要的，是科学人才的服务……把基础的科学课程读好，预备将来真的为国家服务。”
1936年6月，他率北大化学系师生代表团赴日本考察。回国后，天津《大公报》连载了其《东行日记》，国人争先阅读，后应读者要求以单行本发行。天津《大公报》推荐该书说，“这部日记对于日本化学工业之历史演进与其发达进展之现阶段途程，记载观察，均特别鲜明。足资吾国研究化学工业者参考”。
《炸药制备实验法》
《东行日记》
创建中国化学会
曾昭抡是中国引进西方近代化学的先驱者和中国化学会主要创建人之一，是中国科学事业贡献卓著、热情充沛的组织者和活动家。他多次担任中国化学会会长或理事长，长期担任《中国化学会会志》总编辑和多种科学期刊编委、编辑、专栏撰稿人。他全力推进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对中国科学机构、社团的工作均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2年，中国化学会在南京成立，由于学业精深，通晓英、德、法等多种外语，曾昭抡当选理事，被推为会志总编辑（后兼任总经理），前后达之久。为保证质量，会志印制成本较高，曾昭抡就将自己的薪金贴入其中。1938年10月刊发的《中国化学会收支报告表》中清楚列出曾昭抡捐款257.19元，约占当时每期会志费用的60%。费孝通先生曾回忆说：“曾昭抡先生为这刊物花钱有点像父母为孩子交学费那样甘心情愿，他看到化学这门学科在中国逐年成长，心里比什么都感到安慰。”
《中国化学会会志》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最重要的化学期刊。“该志在国际化学学术界已占得相当之地位，颇受各国化学家之重视，故其所载之论文常被引证”，对促进中国化学研究和中外学术交流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曾昭抡还担任国内中文会刊《化学》的编辑，负责该刊“中国化学撮要”“化学译要”专栏，由中国化学会日本分会负责将各国化学报告摘要译出，开我国科学文摘工作之先河。其内容广泛、条理清晰、介绍简要、评价中肯，在我国科技目录学史上是一次重大突破，为促进我国化学科学发展及国际交流合作作出了较重要的贡献。
“空前绝后”的西南联大教授
作为西南联大的知名教授，曾昭抡在化学系开课最多，无论按课程数还是学分制（学时）计算，其工作量均属化学系前列。他特别强调，化学这门科学，理论与实验并重，并指出大多数中国学生容易“只知念书，而不勤于动手”，特别强调“做实验时，切不可苟且，尤需独立地进行，不可依赖他人”。
曾昭抡的不修边幅也是众所周知的，联大师生经常听到有关他的笑话。例如，他常年穿一件灰蓝大褂且长时间不洗，脚上袜子常常只有一只，鞋子经常是前后通洞的，学生们因此给他取了“空前绝后”的绰号。
同为西南联大教授的费孝通说过：“尽管我们来往了多年，但是在路上碰到时，他除非有事要和我说，否则经常是熟视无睹，交臂而过，若不相识。”费孝通认为，以曾昭抡为代表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志在爱国和学术，很清楚自己一生中什么最重要。
1945年8月，当日本上空升腾起蘑菇云时，曾昭抡敏锐地意识到世界由此进入原子能时代，他第一时间写出《从原子弹说起》一文：“素来不讲究科学的中国，这次也为原子弹的惊人功效所震眩……划时代的新发明与新发现，从来是从高深的学理研究演化出来。纯粹科学之极端重要，在原子弹上即得到具体证明。”
当时，国民政府也相当关注美国原子弹爆炸和苏联等国研究原子弹的情况，决定要搞中国的“曼哈顿计划”。曾昭抡夫人俞大絪的哥哥兵工署长俞大维找到妹婿，商量中国研究原子弹和筹设研究机构等事。曾昭抡提出，要搞原子弹，须从数理化等基础研究做起，于是向俞大维推荐西南联大教授吴大猷、华罗庚参与此事。曾、吴、华三位教授与陈诚、俞大维经过研究，很快制定出工作计划和方案，并获国民政府拨付50万美元以为启动。随后，三教授分别赴美考察，并挑选了随行的青年才俊唐敖庆、王瑞駪、朱光亚、李政道、孙本旺及已经在美学习的徐贤修等。
不久，美国表示不在原子弹研究和制造方面给予中国支持。此时国内内战正酣，中国的“曼哈顿计划”虽然由于所需经费过于庞大而最终搁浅，但却为新中国原子能事业发展做了最初启动和人才预备。
中国战时科学考察事业推动者
曾昭抡是我国科学考察事业的探索者。他在一次又一次考察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勇猛精神和严谨态度，体现出科学工作者的优良素养，影响了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科学界，也为青年一代树立了榜样。
1938年2月，曾昭抡与闻一多、李继侗、袁复礼等十名教师组成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旅行辅导团”，带领280多名学生历时68天，步行1663公里，历尽千辛万苦抵达昆明。据参加过旅行团的唐敖庆回忆，“几位教授边步行边搞社会调查……每天早晨，当我们披着星光走了二三十里路时，天才放亮。这时远远看见曾昭抡教授已经坐在路边的公里标记石碑上写日记了。等我们赶上来后，他又和我们一起赶路”。
抗战时期曾昭抡的科学考察活动内容全面、影响深远的首推1939年7月到10月进行的“中华自然科学社西康科学考察团”对西康的考察。考察历时三个多月，行程总计3220公里，详细记载了西康省西南和西北地区的地形、气象、畜牧、植物、矿产、水利、民族、社会、交通等各类信息。返回后，他们很快写出了15万字的科考报告。自1939年底，曾昭抡将陆续整理出来的考察日记以《西康日记》为题，在香港《大公报》连载一年有余，创下了中国近代报纸长篇连载的新纪录。
1941年3月，滇缅公路开通后，曾昭抡由昆明到滇缅边境作实地考察，真实记录了边陲民族的风土人情、珍贵稀有的植物和美丽壮观的自然景色。其《缅边日记》随后出版，收入巴金主编的“文化生活丛刊”。
《西康日记》与《缅边日记》
1941年7月，由曾昭抡率领十名学生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川康科学考察团”，从昆明出发横渡金沙江，到达西昌，再横越大凉山，进入彝族区，历时101天，步行千余公里，对沿途地理、矿产、民族、文化等多方面状况进行详细考察。考察结果刊发后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西南联大川康科学考察团”合影，后排右四为曾昭抡
高等教育改革的“总工程师”
1949年3月，曾昭抡作为最后一批在港盟员乘船抵达天津，随后回到北平，积极参与新中国建设。1950年12月，曾昭抡被任命为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
1952年，中央决定进行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由曾昭抡具体主持这一工作。在调整中，曾昭抡特别注意加强边远地区的高等教育。在他的建议下，教育部在长春新建了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作为教育部直属13所重点综合性大学之一, 并从北大、清华点名抽调包括他的得意门生唐敖庆在内的一批优秀教师前往支援。他还积极支持从上海交大抽调部分力量筹建西安交大，加强了西北地区的高等工业教育。
1952 年 11 月，曾昭抡改任高教部副部长, 主管大学理、工、农科教育和中等专业教育。他跑遍了东北、华东、中南、西北地区的主要高校，除综合性大学和工科院校外, 他也十分重视农业院校的布局和建设。
1957年6月，曾昭抡以民盟中央科学规划组召集人的身份与千家驹、华罗庚、钱伟长等几位著名学者一起，就保护科学家、科学院与高校之间的分工合作、科学研究的领导等问题进行讨论，并发表了《关于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建议保证科学家的工作时间，合理使用人才，鼓励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重视调查研究工作，等等。
1958年4月，曾昭抡重新回到教学岗位，成为武汉大学化学系的一名教授。他虽然脱离教学工作近八年，但因一直没有放弃本专业的业务，到武大后马上回归讲坛，培养了一批出色的研究生。
1961年，曾昭抡不幸身患癌症。他知来日无多，更加忘我工作。他表示，“我虽年老有病, 但精神未衰，自信在党的领导下，还能继续为人民服务十年、二十年，以至更多的时间”。1967 年 12 月 8 日，曾昭抡在武汉与世长辞。他没有子嗣，没留遗产，但一生精心培养了无数科学人才，为中国科学、教育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来源：《群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