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莱二号古船见证了蓬莱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港口昔日的繁荣与兴盛。图 / 刁艳杰
在中国历史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有力地促进了东西方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隋唐时期，中国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达到鼎盛，除了“陆上丝绸之路”外，海上对外交流活动也十分频繁，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蓬莱是其中的一个起点。
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会员、中国民族史学会会员、着名作家高洪雷在新作《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一书中，采纳“山东蓬莱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也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东部起点”学术论断，认为从汉到唐乃至后世政权统一稳定的时期，长安、洛阳是全国丝绸的集散地，山东是丝绸的主要源头，中国丝绸先东传到朝鲜、日本，后西传到中亚、西亚直至欧洲，而运输这些丝绸的港口多是登州。
中国的文化和经济在唐朝时达到空前繁荣，蓬莱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和日本、朝鲜使臣来中国的登陆点、居住点，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地点，有过“日出千杆旗，日落万盏灯”“帆樯林立，笙歌达旦”的辉煌。
每一批遣唐使团登陆后，须先向登州报告，然后由地方官府报告朝廷，得到批准后，再传旨到登州，由登州签发令牌，沿途各州府以登州的令牌作为依据，为使节提供食宿和安全保障。
▲蓬莱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运用雕塑对东方古丝绸之路上的景象进行了场景复原。图 / 刁艳杰
受“丝绸之路”的影响，登州地区在唐代逐渐成为新罗人往来中国大陆的主要集聚处和居住地，当时登州城南有新罗馆作为接待新罗朝贡使团的专用驿馆。
大批新罗人往来、定居于此，积极学习汉文化，有一些新罗人还在唐政府中出任官职，这对促进唐朝与新罗的友好关系有着积极意义。
除新罗人外，日本也派遣了大量遣唐使前往长安学习，登州亦是重要的登陆地之一。在这些遣唐使中，最着名的就是阿倍仲麻吕，中文名叫晁衡。阿倍仲麻吕曾随遣唐使在登州入唐，在中国做官，历仕三朝。
此外，日本着名高僧圆仁随遣唐使从古登州港入唐，先后在唐朝游学9年，有3年是在蓬莱开元寺居住，回国后在日本佛教界影响很大，去世后被日本天皇赐予“慈觉大师”谥号，为日本佛教界第一人。
蓬莱开元寺在日本佛教天台宗声名日盛，为中国佛教东传日本起到重要作用。而圆仁撰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并称为“东方三大旅行记”。这本书是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史上的一部珍贵文献，对登州的地方行政、经济以及唐时登州的物价情况都有详细的记载。
唐中后期，登州古港以其优越的战略区位，上升为中国古代北方最大的港口，与泉州、扬州、明州并称中国四大古港，成为中国古代中央政权与位于辽东半岛的地方政权以及朝鲜、日本联系的海上纽带。
另外，在北宋时期，蓬莱对朝鲜的民间贸易也相当繁荣。据不完全统计，北宋共有100多批、3000多名商人前往高丽从事贸易活动。宋商运往高丽的货物，主要以丝和丝绸织物为大宗。高丽虽也制作丝织品，但其丝线织物却都是通过商人从山东、福建、浙江等地运出，后经登州港出海而运入。
即使到了明清时期，蓬莱仍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出海主要通道。
据史料记载，明初由于元的势力还占据辽东，中朝之间的往来，多经蓬莱。明太祖朱元璋还诏谕高丽国王“只教海道朝京”，命高丽使臣船队由登州上岸，再由陆路至南京。后来，随着明朝的版图不断扩大，中朝之间的贸易全面展开，中国北起辽东，南至广东，贸易路线全面开通，中朝之间陆路、水路及水陆兼行有多条路线可行，而由南京、北京等地至山东半岛，再从登州出海的水陆兼行路线，只需三天便可到达朝鲜，是明代初期最为快捷的路线。
从朝鲜《李朝实录》的记载看，仅明洪武年间高丽王朝就有几十次使者“泛海至登州”，可见当时官方往来之频繁，由此也带动了两国民间的往来和商贸活动的开展。
明朝末年，朝鲜因暴发严重的自然灾害需要到山东购粮，仅从登州每年运往朝鲜政府的粮米“少则数千石，多则几万石”。利用中朝政府间海运频繁之机，两国商人和民间的往来也非常频繁，“商人自登（州）、莱（州）沿海购得的丝绸、火药、粮食等换取朝鲜的马匹、木材、人参、药材等”，在朝鲜沿岸一些岛屿更是“译官、商贾辈买卖之路不绝”。
崇祯年间，朝鲜陈慰使郑斗源出使明朝，返程途经登州时，得到驻登州明军赠送的“千里镜、西炮、自鸣钟、焰硝花、紫木花等物”，郑斗源回国后得到朝鲜国王李倧的嘉奖。
蓬莱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为山东半岛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等沿线国家和地区友好往来、文化交流做出了突出贡献，同时也留下许多珍贵的资源，这些文化沉积至今仍发挥着积极影响。
来源：《走向世界》文字：吴延朋 一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