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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派剧团1960年1月正式成立，仍用“青年”原名，改为国营。连带着梅、尚、荀三个流派剧团也属国营了。由我和王吟秋演程派戏，李元春兄妹演武戏和花旦戏，还有老生于世文等各个行当，阵容相当整齐。尤其有白登云先生的鼓，钟世章的胡琴，夏魁连的二胡，乐队水平较高，演出相得益彰。
1963年，“青年”剧团开始定级。评定级别的制度本是国营剧团必然有的事，可是，“青年”成立了三年后，此事才提上议程。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张君秋再加上后来的赵燕侠的北京京剧团，定级较早，这五位都是最高的级别——文艺一级，因有保留工资，他们五位的月收入也并不相同，最低的也在千元以上；中国京剧院定级的时间就更早了，叶盛章、李宗义、李慧芳等人是由该院三团调往北京市的四个流派剧团，原级别和保留工资待遇不变。“青年”中，如白登云、王吟秋、钟世章、贾松龄等，也是从国营剧团调过来的，原来有级别，当然也就就循例不动。只有我因变动过多没赶上东北、南京的评级；其他从民营剧团过来的人，也需要重新定级。
评定级别开始之前，已传出一条“原则性”的规定：“青年”评级，最高不能超过文艺三级，并强调不许和其他剧团的演员横比竖比，要绝对服从领导的“评定”。而“青年”只有唯一一个三级，大概就是我了，那还让我说什么！由于各团的评级，时有先后，标准不ー，从而在相比之下出现一些不平衡的现象，也在所难免。可是，像这样强行限制和规定的做法，却实在难以让人们接受。大家对“评”我为三级颇有不平之感；然而，更重要的是，把我定为三级，大家的级别也必然是顺流而下，而有被压低的影响。因此，大家反而对我在定级问题上的沉默态度有些意见。可是，我有我的难处。我总觉得主持此事的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张梦庚，这么做有点极端、偏激和生硬，本也想“理论”一下；但见到唱花脸的罗荣贵因被定为九级而有些不满，争了一下，结果给降为十级。面对这样水平的领导，还有什么道理可讲呢！
王吟秋与赵荣琛在"五七干校"
所以，我的级别在当时要比同辈的艺术家低。幸而定级后，五百元的按月工资仍保留，使我尚能生活。到1964年后发扬“革命化”，戏曲演员取消保留工资，一律按级别规定的数字拿钱，文艺一级才三百多元，我这文艺三级每月二百五十三元。这时我已是四个孩子、七口之家，此区区之数真是捉襟见肘，难为内子的安排。因此，也可以说，从1949年后，我的生活水平是逐步下降的。
物质生活如此，艺术活动也不顺心。1963年后，“阶级斗争”风声日紧，由周恩来总理倡建的程派剧团，仅存在了三年有余，就被撤并，与梅、尚、荀三个团合组成“四联”剧团（后改称北京市京剧二团，马、谭、裘、张、赵的北京京剧团改称一团）；我身边的人，也多被抽走，演戏就比较困难了。在“四联”只排了一出据湖南湘剧改编的《生死牌》，有李宗义、王泉奎等参演，梅葆玖、童葆苓和我扮演出于义气的抢“死”牌的三女。这出戏倒演了不少场，也较受欢迎。这是我的收科之作，以后就再没什么演出了。
1964年大搞京剧现代戏，我是男旦，更没有我的事干了。我不如张君秋，他还鼓起余勇，硬是演了两次《沙家浜》的阿庆嫂。后来不知怎的，却把马连良和张君秋由一团调来二团，他们二位还合排出现代小戏《年年有余》。我没有君秋那样的机遇和勇气，只担任了二团艺委会主任一个虚职，没什么事可做，之后就让我协助做导演工作，为张君秋、童葆苓AB制的大型现代戏《红嫂》排戏；还从湖南花鼓戏移植了《打铜锣》、《红领巾》等现代小戏。本来我对现代戏就没太大的兴趣，不过是虚应任务而已。
1966年春，我过了50岁的生日。此时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人人自危。今后的路怎么走？听天由命吧。
《翰林之后寄梨园》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97年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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