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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传统中国走向世界的文化基因，
中国的现代性，
以及，当代中国对古代中国的上下求索。
，方所以“中国的世界”为年度主题，以中国的文化基因为思考原点，运用时间与空间对照视角，探索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关系，讨论中国的现代性并为当代中国提供阶段性的解读。
11月26日，艺术史学者白谦慎做客方所广州店，白谦慎教授以晚清一些政府官员的日记和信札为基本史料，对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书法活动做细致的描述，与大家分享巨变中的晚清官员的文化生活。
白谦慎在方所
我是研究清代的，晚清世界联系着中国的现代化，直接和20世纪连接在一起，所以我今天向大家介绍一下晚清官员日常生活当中的书法。
我关心的主要是在1850—1900年期间活跃在晚清政坛高官的文化活动。书法活动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我想知道的是晚清的政府高官花多长时间研究、练习、“创作”书法。
我在研究中发现，晚清的官员要写很多的书法，他们为什么要写这么多书法呢？
晚清官员的重要文娱活动：写书法
晚清官员日常的书法活动大概分为三种：练习，自娱，应酬。这三种活动我都需要解释一下：练习，天天练毛笔，他们的日常书写用具就是毛笔；自娱，就是说我今天高兴了，我要写一张字；应酬，就是为朋友写，写了字送人，卖字的情况几乎没有，主要是送人，有的时候是主动送，有的时候是别人要，这称之为应酬。
先讲讲花多少时间写字？我讲的不是小朋友的习字，而是成年人做了官以后花多长时间写字？梁启超曾在一个公开的演讲中这样评论书法，第一，书法可以独乐；第二，书法可以不择时，不择地；第三，费钱不多；第四，费时间不多；第五，费精神不多；第六，成功容易而有比较……第七，可以收摄身心。正因如此，晚清的官员一般都会练一些字。
打个比方，晚清的一个大官曾国藩，每天都会给自己定一个课程的时间表：“每日早起，习存大字一百，又作应酬字少许。”他的学生李鸿章，也学习老师每天练字。
李鸿章临《圣教序》 1892年
这是前几年拍卖的李鸿章临《圣教序》，里面都写了日期，每天临一篇，大概一百来字。
李鸿裔是曾国藩很重要的幕僚，晚年住在苏州，苏州的网师园就是他的。他每天要读、看、写，读一经一集，看一史一子，写汉碑、临集贴，这是他的日课，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普遍的情况。
李鸿裔日记首页
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是中国派到欧洲的大使，他也写字，而且非常系统。看他的日记，他有时按照篆隶正草的次序临帖，亦即一天临篆，下一天隶，然后正，最后草，如此循环往复。曾国藩的练字也很有意思，今天只写一百个刑部尚书的刑字，明天写个大，后天写个夫，各种各样的练习方法都有。
日常的书法活动还包括朋友之间的切磋书法和独自领悟书法，曾国藩的友人何绍基，是晚清最有影响的书法家，曾国藩与其见面时经常切磋书法，据其日记记载，如：“酒后，与子贞谈字”，“至何子贞处，观渠作字，不能尽会悟，知平日所得者浅也”。李鸿裔是曾国藩的幕僚，他的日记里面记载，“与眉生论古人作字之法，至灯时散。”就是讨论如何把字写好，这在晚清当中非常普遍。
为什么晚清官员要花这么多时间来练字？这是一个问题，我现在举一个例子给你们看。
张佩纶在致友人的书札中，曾专门提到李鸿章为人写对联的事：“合肥每年必写楹联一二月，藉以消夏。戊子（1888）后因病中辍，家人以解衣磅礴，出汗过度劝止，去年九月，因为兄旧居名致书屋榜，乃先君斋名，必欲亲书，恐手生荆棘，活腕十余日始书之。”多认真啊，练了十几天的字才下笔，为什么这么认真？因为那个时代大家都懂（书法），你还真不能随便写，一对别人马虎人家看得出来。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人口增加。中国的人口在清代有很大的增长，清初的时候差不多1亿，乾隆年间差不多2万，到了光绪年间大概有3、4亿。人口增加了，但有些官职并没有增加。在这样的情况下，晚清的官员其实很忙，放假也少，应酬也多。这时候就有一个问题，是不是人口多了，读书人也多了，那能不能分担写书法的人的负担？说起来在理，其实不然。中国书法的流动有三种模式，一个是同辈之间流动，一个是由上向下流动，一个是由下向上流动。而真正的流动是自上而下的，也就是官越大，名气越大，写字越多，所以增长量越大，他们就越忙。
当扇子不仅是纳凉工具：应酬书法的主要形式和数量
从我接触的材料来看，扇面和对联是应酬书法中最为流行的形式（晚清人并称之为“扇对”），其数量远远超过条幅、手卷、册页。
吴大澂写的对联
这是吴大澂写的篆书对联，晚清一些官员写的对联数量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曾国藩在同治三年（1864）三月共写了106副对联，同治七年（1868）二月写了146副对联。他每个月书写百余副对联是常态，而非偶然。
晚清官员写扇面也很多，数量上几乎可以和对联匹敌。扇子从明代开始就不是简单的驱暑用具了，它是一个饰物，冬天也带扇子。利玛窦在《中国札记》中写道，“各个阶级的男女两性都使用。在大庭广众之中不带扇子会被认为是缺乏风度，尽管气候已应使人避风而不是搧风。”所以你可以看到扇子不只是用来驱暑的。
利玛窦和徐光启
这是一个欧洲的铜版画，每个人都拿了一把扇子，穿的衣服不是夏天的，而是冬天。
17世纪景德镇瓷器
这是一个17世纪景德镇的瓷盘，可以看到每个人都拿扇子，四个人四把扇子。扇子是一个道具，一个装饰物，就像古代有人拿着玉如意，这是扇子的广泛用途。
对联是在清初才开始流行的，清代中期以后成为最流行的书法形式。在此之前，扇子应是最流行的书法形式，远远多于手绢和屏风。曾纪泽冬天一天写了26把扇子，早春一晚上写了30多把。
那么，为什么扇对会成为应酬书法当中最主要的形式？你可以看到对联有两个特点，章法上我已经讲到了它容易布局，写得更快。第二个是因为对联是尺寸最大，但同时字数又最少的一种书法形式。
吴大澂对联（1869年），124 x 28 cm，八平方尺
可见对联的装饰面积更大，而且写对联有一个好处，成功率高。所以书写对联能够满足用书法来装饰空间的巨大社会需求。
和条幅相比，对联在写错后更容易修改。扇面恰恰很不一样，它和对联有很大的区别。对联是公开的，挂在家里给别人看的；扇面是有一定隐私性的，它就是要打开又合起来，可以把玩的，而且它的章法更加活泼，可以是一个人完成，也可以多人完成，还可以写得很简单，像吴大澂写的这个扇面，只有两行。
吴大澂书篆书扇面，约1868-1870年
吴大澂等书扇面
这是五个人完成的扇面。反面可以画画，可以携带，可以把玩。它可以写的很简单，也可以写的非常的细腻，可以少到仅仅一行，十来个字，甚至四个字，也可以上千个字。
比起对联，扇面不仅在视觉的丰富性和精致性上更胜一筹，随身携带，它还是使用者社会身份的证明。正如清初涨潮所云：“观手中便面，足以知其人之雅俗，足以识其人之交游”。中国文人其实都备有很多的扇子，我的老师跟我讲过，他们在苏州开会的时候，每一次就等于一场书画展，所以书法扇面的需求量也非常大。
清代的影子写手都有谁？：如何提高书写效率
要在短时间内完成那么多的写字量，就要提高效率。像何绍基那样要写107副，效率不高的话怎么行，提高效率有很多方法。
第一个就是联语的准备。对联不能当场作，作107个多难啊。
郭嵩焘的日记中所载他抄录的联语
咸丰十年（1860），潘祖荫（伯寅）向郭嵩焘出示了一册其祖父、曾任大学士的潘世恩（1769-1854）“手录联语，属书数字。”郭嵩焘题了两首诗后跋曰：“岁丁未，曾乞文恭公师楹书，十年兵火，旧藏书帖多残毁散失，而此书独存。伯寅理卿出吾师手录联语一册，敬题二诗于后。”
吴大澂手录自己所集大篆联语一百七十五句
这个是吴大澂写的大篆，他也准备好了联语。在当时还有出版各种对联的书，另外中国八股文当中的对偶句，拿出来就是对联，这是当时的一种风气。
第二个提高效率就是代笔，幕僚代笔的现象非常普遍。幕僚就相当于秘书，有的时候是账房先生代笔，账房先生一般写字都挺好的。
据曾纪泽同治十三年（1874）十一月廿七日日记记载：“楷书则皆请锦堂代笔”，这也给我们做研究的提供了参考，鉴定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也有可能字是假的，款是真的。
为了提高效率，落款也有技巧。最主要的是正文和落款分开书写。比方说曾国藩，“巳刻写对联三付，下款十余付，皆送竹屋者”。这里的“下款”亦即落款。
为什么不落上下款呢？这不仅仅是效率的问题，还有称谓中的礼数问题。比如张三要的时候，他要根据张三的辈分来落款，是要考虑落款的称呼变化的。
当时的求字者一般会自备纸张，因为量太大，官员的收入，特别是京官也不高。在送去纸张上面一般会写明上款应如何写，这是书法史的一种习俗。
梁俊，同治四年进士，官至监察御史
再有就是买对联纸。晚清就有各种对联纸，这种对联纸很多背后有一个花纹，对联的章法相对容易，只要把字填进去就好了，这样书写既增加了效率，又比较好看，而且庄重，高低又一样。
对联纸
科技的力量：磨墨机
还有就是墨汁的准备，磨墨是非常耗时的，特别是写大字，它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张穆描写他的好朋友许瀚为书所累，家童奋力磨墨的情景：“家童靡（引者按：“靡”即“磨”），墨声隆隆然，掔为之脱。”磨墨要磨到腕脱，说明对墨的需求量很大。
磨墨太慢，于是出现了墨汁，中国的墨汁就出现在19世纪的上半期，主要是用来印刷的，对于写字来讲还没有这么精细。光绪十六年（1890）三月十八日，叶昌炽“偕允之奔厂东一得阁购墨汁”。但是墨汁还是不如新鲜的墨好，新鲜的墨颗粒比较大，滑动感更好些。于是就发明了磨墨机。
最早的磨墨机是苏州的职业书法家姚孟起发明的。王学雷曾撰文证明，姚孟起在1879年已经委托钟表店制作了一台发条驱动的磨墨机，用姚的话说，“较手磨可快十倍。”两年后（1881）随曾纪泽出使欧洲的谢智卿也制造了磨墨机。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大家已经开始关心磨墨机了。虽然磨墨机有它的问题，因为固定好发条以后它会发热，发热以后就会容易起渣子，起泡，还需要不断改良。但是起码你可以看到书法家们在巨大需求量的压力之下，为提高效果也在考虑买墨汁和用磨墨机，这是当时的现状。
卖字能够跻身富贵阶级吗？
这是今天的观念，晚清官员不卖字，都是送。现任官员不卖，退休以后可以卖。
1855年的时候何绍基已经退休了，他在一封家书中提到，“人们都劝我写字要笔资，老年窘状，我就收点吧”。大约在同年六月致何绍京的一札中云：“此次沪上笔资，足资盘费”。这说明朋友之间还是不卖字的。
杨葆光（ 1830－1912）， 《订顽日程》
读杨葆光的日记，可以知道他除了画画收钱，字是不收钱的。
不卖字什么原因呢？这跟当时做官的收入比较高有关，特别是地方官。还有一点为官期间润格很难订。书写的日常性也使润例难订，而恰恰这种不收钱，也就维护了他们的文化地位。正因为不收钱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只有认识人才能求到，不认识的为什么要给你写，所以这跟金钱的买卖是不一样的。
不卖字可能是书写量巨大的一个重要原因，也使得文人文化得以维护。由于没有市场价，所以在书法应酬中出现了特殊的礼品经济——索书。
索书在中国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是由索要方提出的，而且是不付钱的。官员的字什么时候就会成为有市场价值的商品呢？一般在他晚年的时候就变成商品了，或者去世以后二、三十年就开始在市场上流通。这和今天很不一样，中国过去的文人对字确实是非常珍视，“见钱南园对极佳，价极昂”。
到现在为止我们讨论的都是为创造而写的东西，但是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日常书写的很多东西最后都变成了我们认为的作品，所以用作品这个词定义中国古代的书法是不太恰当的，这是西方的观点。很多东西比如说信札，还有药方、笔记等，我们今天都把它当做书法来看，但是把这种大量的日常书写当做书法来看，有时候也会遇到问题，在这里就不细讲了。
晚清的官员写了这么多字，人们是不是都把它当作“书法”呢？其实未必。
打个比方，在古代，著名人物收到的寿幛、寿联和祭幛、祭联有时真有多到成为负担的地步。那么大量的信札是怎样处理的？据曾纪泽的日记记载，他只保留书法好的信札：“将挽联三箱清检一过，留书法佳者数副，馀分与诸妹，且赏宅中婢仆。”当然今天幸存下来的，拍卖公司都把它当作书法来看待，古人“书”这个概念其实是非常模糊的。
怎样评价晚清官员的艺术爱好？
去年我到加州大学去演讲，有人问我中国打不过别人是不是因为写字写的太多了，玩物丧志？你说一点没道理吗？也很难讲。但是实际上我所提到的曾国藩也好，李鸿章也好，还有吴大澂也好，恰恰是晚清最能干的一批官员，而且他们也非常注重西方的知识。并且在传统中国，书法一直是维系传统政治集团的社会凝聚力。这种传统的惯例还不会由于外部形势的巨变而迅速地产生变化。它的变化一直要等到20世纪的下半期。
20世纪以来，中国的书写工具、丧葬文化、匾牌文化、书信文化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治精英整体性地退出书法，书法不再是精英的艺术，这对中国书法史来讲是一个重大的变化。晚清的官员们生活在一个发生巨变的时代，观察他们文化活动中的一些细节，自然能加深我们对中国文化在一百多年来发生变化的理解。
观众提问环节
提问：白老师，您好。谢谢您精彩的讲座，学到了很多。我的问题不是针对主题，而是延伸出来的。在我研究西洋文学的过程中，我发现18世纪有一个中国热，中国热的代表就是茶叶，壁纸、瓷器，但是不包含书法艺术，虽然对中国来讲这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为什么在18世纪它没有进到西方的艺术欣赏的范畴当中？是不是因为语言的隔阂？
第二个问题是衍生出来的，至今在西方比较大的载体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尤其是广州制作的壁纸很流行，但是从来没有看到过书法有过这样的情况。
白谦慎讲座现场，方所广州店
白谦慎：19世纪青铜器的收藏也有了，中国书法在西方的收藏是他们最后进入的一个领域。很大一部分原因，一个是书法在西方没有对应的艺术，你到美国去，它有一个书法家协会，那个基本上是几个人玩玩的，这也是为什么当年我去求职的时候，我甚至演讲是讲中国绘画，因为太不被理解了，因为它的观众非常小，受众非常小。开始有介绍性的书法，是高罗佩，还有蒋彝先生，最重要的推手就是方闻教授，上世纪50、60年代书法才逐渐被了解，至今依然还是了解不够的，也是最困难的。
提问：白老师，您好！我想请教您两个相关的问题，第一个是您在《傅山的世界》开篇就提高了晚明的文化氛围，我想问一下晚明和晚清文化人是不是有相同或者不一样的地方？延伸了一个问题，这两个末世的文人，前朝的遗民他们的心态有什么区别？
白谦慎：关于这个问题我建议你读一本专门研究晚明和晚清的书，专门讲这两个时代的末世现象。其实我的研究到甲午战争就结束了，离晚清结束还有10多年。这个最大的不同就是晚明的时候虽然有传教士进入中国，但是他们的影响不足以撼动整个中国的情况，晚清完全不一样，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比较，我的研究本身也不够。
关于前朝遗民，也有人研究过，心态有相似的地方。晚明的遗民像顾炎武，最后都走上了学术的道路。
提问：我想问一个问题是，白老师没有提左宗棠的书法，因为我觉得在晚清所有的大臣中左宗棠应该算是最特殊的一个，也是最有能力的一个，虽然他是一个上门女婿出身，他的书法大部分是和他妻子的通信，他业余的爱好就像一个山野农夫一样的，这是进入仕途之前。但是他对军事地图，除了他自己研究农业以外，基本上在做地图的研究，他也有很多对联，不管是和曾国藩的也好，还是和其他的，您这里面一篇都没有介绍。
白谦慎：我在写一篇文章涉及到左宗棠的，左宗棠和我今天讨论的这个人（吴大澂）是什么关系你知道吗？他们两个关系非常好，我给你介绍一下。左宗棠在平定了西北叛乱之后，给他写碑的就是吴大澂，吴大澂的父亲去世了是左宗棠写的传记，左宗棠的儿子去世了是吴大澂写的传记。而且左宗棠在给他儿子的信件里面，整天就讲你要把字写好，他的儿子字没写好被他痛骂，当时湘军得胜之后，长沙这个地方就不得了了，所以出现了像曾纪泽这样特别有出息的，也出现了一些湘军的后代成为了纨绔子弟，所以左宗棠就叫他的儿子好好练字，而且他的儿子定期要把书法寄到他做官的地方，他要检查的。听你的建议，下次提一下左宗棠的字。
提问：白老师，你好，首先感谢你今天的演讲。您在提到书写的原因当中，我的问题从假设开始，现在我们的印刷体如果换成是您的书法书写的形式应该是更精彩的。回到这个问题当中，我们中国书写的日常性，你刚才听到了信札、药方，那实际上是清代把书法提到书写当中，这是把书法放到了文字和语言的立场，能不能作为一个假设，把书写和文字回到思维的一种表达，能不能把以前我们的生活所需要的文字和书写回到现在的生活当中？
白谦慎：首先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现在我们用字，用什么样的字来印刷的，我们的字用的最普遍的是仿宋体，所谓的仿宋体是在宋代就在用了，它并不影响我们的书写。今天刻书里面还有楷体，隶书。但是从阅读角度来讲，仿宋体是最有效的。
第二个日常性这个东西，这个很难。毛笔被钢笔、铅笔取代之后，很难让人回到用毛笔的日常生活中去，去跟钢笔、铅笔拼。今天用电脑了，都很少用笔了，所以现代社会带给我们很大的问题就是效率问题，一个市场竞争的问题，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东西。很多美好的东西我们也很怀念，可是你要全部保存下来蛮困难的，所以我想日常的书写工具我们还是跟着时代来走。
提问：我其实想接着刚才这位先生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书法作为一门艺术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什么时候我们会认为书法是一门艺术？第二个问题就是我总感觉您的研究方式好像有点受到新文化史一些研究的影响，是不是在欧美当下的艺术史研究走向里面有这样的一些趋势出现？还有一个比较好奇的是，您前一段在比较政治学方面的学术经历对您的影响能不能谈一谈？
白谦慎：您的问题非常简单，把书法进行收藏，投入大量的精力练习它，成为普遍的现象是在汉代。第二我的研究当然受到了文化史的影响，这两个问题就简单回答。
提问：谢谢白先生。我这边有两个问题，第一学好书法是否应该回到哲学的层面上？第二个问题很多人为了突出个性来写草书，但是我觉得写字和画画它是不一样的，有些人的字刻意追求丑，这是不是代表他的心灵比较丑呢，我们无法让所有人都喜欢我们的作品，但是我觉得除了坚持自我，我们更应该努力体现自己的教养。我觉得您的书法我见过是相当的有教养，所以您可不可以回答这两个问题。
白谦慎：哲学这个层面，到达书法比较高端的时候一定要对这个层次有所了解和领悟。中国书法是很娇气的艺术，综合的素养，你对文化本身的理解，其实对于书法最后的境界是很重要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写字相对比较规矩，我也认识一些进行一些变形，有时候很难讲他们心灵很丑，这有时候只是一种追求，不能简单把两者做一个对立。
以上内容整理自方所创作者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