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外国语》第5期
转自：翻译学通讯
编者按：正在完成翻译专业毕业论文的同学，应该从这篇文章中学习一下类似研究如何开展，此类论文如何撰写。——翻译教学与研究
作者简介：
许诗焱，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江苏文学翻译与研究中心英文期刊《中华人文》编辑，南京师范大学“青年教学十佳”，“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翻译，在《外国文学研究》《当代外国文学》《小说评论》等期刊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曾获江苏省外国语言文学与与翻译研究优秀成果奖。
基于翻译过程的葛浩文翻译研究
——以《干校六记》英译本的翻译过程为例
许诗焱
南京师范大学
基金项目：本文是江苏文化建设工程重点项目“江苏优秀文学作品对外翻译与推介”（1411009）和“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二期项目”（0901）的部分成果。
摘 要
本文以俄克拉荷马大学中国文学翻译档案馆所收藏的葛浩文上世纪80年代初翻译《干校六记》期间与编辑、出版商、作者、学者以及读者之间的83封信件为基础，对葛浩文《干校六记》的翻译过程进行研究。希望这一具体案例能唤起大家对翻译过程的关注和思考。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翻译过程研究可以为翻译评价提供新维度，为翻译教学提供新素材，为翻译研究提供新思考。
关键词
翻译过程；葛浩文 ；《干校六记》1
引 言
1月，中国文学翻译档案馆在俄克拉荷马大学正式落成。近年来，俄克拉荷马大学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成就斐然。创刊的中国文学英译期刊ChineseLiteratureToday（《今日中国文学》）目前已经拥有稳定的读者群和较大的影响力。设立的“纽曼华语文学奖”也已成为世界知名的华语文学奖项，历届获奖者包括莫言、韩少功、杨牧和朱天文。中国文学翻译档案馆目前收藏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顾彬（Wolfgang Kubin）和叶维廉（Wai-lim Yip）三位翻译家的翻译资料，包括书信、手稿、合同等珍贵的第一手材料。笔者于2月至8月在俄克拉荷马大学访学，有幸成为档案馆的第一位访问学者，对馆藏的葛浩文翻译资料进行整理和研究。本文以葛浩文上世纪80年代初翻译《干校六记》期间与编辑、出版商、作者、学者以及读者之间的83封信件为研究资料，对葛浩文《干校六记》的翻译过程进行研究。这83封信件的时间跨度长达4年，内容涵盖翻译的各个方面，既有关于文字翻译的细节探讨，也有对于文本风格和文本风格之后的时代历史背景和社会文化因素的思考。希望通过翻译过程研究，为翻译评价提供新维度，为翻译教学提供新素材，为翻译研究提供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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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评价
葛浩文在访谈中多次提到，不少读者喜欢对比原作和译作，然后向他指出翻译中的问题，“读者英语水平的提高和对翻译的浓厚兴趣固然是可喜之事”（李文静：60），但很多批评让他“难以接受或信服”（葛浩文a：36），因为它们仅仅局限于原文与译文的机械比对，而很少考虑影响翻译过程的诸多因素。翻译过程研究可以帮助翻译评价超越原文与译文之间的简单比对，将葛浩文的翻译置于更为全面的视野之中加以审视和探讨。下面以《干校六记》书名的译法为例加以说明。原文：干校六记译文：Six Chapters from My Life “Downunder”“干校”这个具有重要文化负载意义的词被译成“downunder”。“downunder”与“干校”并无直接联系，它一般是指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因为这两个国家位于南半球，相对于大多数位于北半球的国家来说，它们的位置是downunder（在下面）。澳大利亚小姐Jennifer Hawkins摘得“环球小姐”的桂冠，当时就有媒体戏称她为来自“downunder”的冠军。用“downunder”这个词来指代“干校”，显然是“归化”译法，为了便于西方读者理解，葛浩文似乎在翻译中删减了中国历史文化元素。但是如果深入翻译过程之后再进行评价，也许会得出不同的结论。笔者在阅读中国文学翻译档案馆所收藏的相关信件时，发现葛浩文在交稿时并未确定书名的译法，而是与两位编辑——高克毅（George Kao）和宋淇（Stephen Soong）——共同讨论。高克毅和宋淇都是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的教授，该中心于1973年创办中国文学英译期刊Renditions（《译丛》），高克毅当时担任期刊总编，宋淇担任执行主编。考虑到《干校六记》与《浮生六记》之间明显的互文关系，两位编辑首先参照林语堂对于《浮生六记》的译法“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确定书名的总体结构——“Six Chapters of...”（译自高克毅1981年3月5日写给葛浩文、宋淇的信）。之后，就“干校”一词的翻译，译者与编辑尝试了三种不同的思路：（1）按照“干校”的字面意思进行直译，将其译为“Cadre School”，但大家都认为这个译法不好，会导致误解，让西方读者联想到干部提拔；（2）根据“干校”一词的真实含义，将其译为“Reform School”或“Reform Center”，但这种译法也不好，会让西方读者联想到改造少年犯的机构；（3）参考夏志清对于“下放”的翻译“Downward Transfer”，将“干校”译为“Down There”，但这种译法过于模糊，西方读者几乎无法理解，究竟Down where？（译自宋淇1981年5月16日写给高克毅、葛浩文的信）在这三种思路均未取得理想效果的情况下，高克毅建议借用英语中已有的词汇“downunder”来指代“干校”。他认为，不论运用何种翻译方法，英语读者都很难理解“干校”的含义，不如借用英语中已有的词汇“downunder”，这个词本身就包含“在下面”的意思，会让人联想到“下放”和“底层”，与“干校”的真实含义有一定关联（译自高克毅1981年8月21日写给葛浩文、宋淇的信）。对此，译者和编辑均觉得这种译法比较“别致”，但为了避免误解，应为这个词加上引号（译自宋淇1981年9月10日写给葛浩文、高克毅的信）。《干校六记》书名的译法由此基本确定为SixChaptersofLife “Downunder”。高克毅又建议将SixChaptersofLife “Downunder”中的“of”换成“from”，表示这里的六记并非作者干校经历的全部，而只是从中选取了一部分加以记录，同时在“life”前面添加人称代词“my”，强调文中所使用的第一人称（译自高克毅1982年1月29日写给葛浩文、宋淇的信）。至此，《干校六记》英译本的书名才被定为SixChaptersfromMyLife “Downunder”。《干校六记》英译本于1983年作为Renditions丛书之一出版后很快引起反响，华盛顿大学出版社社长Donald Ellegood高度赞扬这本书，认为它“记录了文革期间知识分子的遭遇，读来令人动容”，并建议把它作为单行本发行（译自Donald Ellegood 1983年2月19日写给高克毅、宋淇的信）。而在筹备该书单行本发行的过程中，其书名的译法又一次引起争议：香港中文大学有学者担心，用“downunder”指代文革期间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的干校，会引起澳大利亚读者的反感，他们有可能认为译者是在暗示澳大利亚最初就是英国政府流放罪犯的地方。当时正在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访学的闵福德（John Minford）曾在澳大利亚求学，并获得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博士学位，两位编辑专门去征求他的意见。闵福德认为，在译本中使用“downunder”应该没有问题，澳大利亚人不但不会介意，反而会觉得这是幽默的双关（译自宋淇1983年5月6日写给高克毅、葛浩文的信）。宋淇在1983年5月16日写给葛浩文和高克毅的信件中汇总了各方意见：“downunder”尽管有可能在一部分读者中引起误解，但放在标题中能引起读者的好奇心，具有吸引力，有可能成为译本的卖点，因为实在找不到更好的词来替代，“downunder”应予保留。为了避免歧义，宋淇建议：“干校”这个词在史景迁（Jonathan Spence）为《干校六记》单行本所写的序言的第一句中就出现了，应立即加上脚注，以帮助读者理解（译自宋淇1983年5月16日写给葛浩文、高克毅的信）。在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干校六记》英译本第1页，葛浩文为“downunder”一词添加脚注如下：“Downunder，”ofcourse，referstoAustralia/NewZealandinEnglish.Hereitstandsforthetermxiafang（下放），literally “downwardtransfer”.ItappliesmorepoignantlytothetwentymillionintellectualsuprootedfromtheiracademicandresearchinstitutionstolivewiththepeasantsinthecountrysideundermilitarycontrolduringtheCulturalRevolution.从书名的翻译可以看出，译者与编辑就《干校六记》书名的翻译进行了极其细致的讨论，几乎尝试了“干校”这个词所有可能的翻译方法，对于其中的介词和人称代词也仔细推敲，反映出译者与编辑对待翻译的严谨态度。由于历史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原书名中所蕴含的意义很难得以完全传递，但不能仅凭原文与译文的比对就简单地做出一个是非判断，而忽略译者与编辑在翻译过程中的主观意愿和努力。《干校六记》的翻译过程显示，并不是葛浩文在主观上刻意删减“干校”一词中所包含的中国历史文化信息，而是与两位编辑一起，在一系列异化、归化的反复尝试之后，最终选择了归化的译法。可见，归化与异化都是译者进行文化协调的手段，至于采用何种策略，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具体历史情境中多方协调的结果。如果在进行翻译评价时能深入翻译过程，有助于避免“是非判别”的简单化倾向，让翻译评价更为全面和公正。如果将《干校六记》的原文与译文进一步对比，还会发现一个问题。《干校六记》译本1983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时，只包含19个简短的脚注，正文之后只有一个比较详细的注释，即关于钱钟书在“小引”中所提到的“葫芦案”（Kangaroo Court）。而在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单行本中，不仅包含正文中的19个脚注，正文之后还附了Background Notes，包含20个非常详细的背景注释，解释与文革相关的术语和译文中无法传达的典故与双关。葛浩文在这个版本的Translator’s Afterwords（译者后记）中还专门对此进行说明：In order to make some of the material（specialized terminology，puns，allusions，etc.）more accessible to the reader，a few brief explanatory notes have been supplied in the text.More comprehensive notes have been included in the Background Notes，which follow，as an attempt to expand the base for understanding Yang’s remarkable work with out intruding upon the reader’s right to personally experience and appreciate the sophistication and subtle force of the original.（Yang1984：104）为了让读者了解文中的一些内容（比如专门术语、双关语、典故等），我们在文中加了简短的脚注。详细的“背景注释”则被放到书后，在帮助读者理解的同时，又不破坏读者的阅读感受，保持原文的含蓄风格。（笔者译）为什么两个版本对于背景知识的处理会存在如此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否意味着葛浩文翻译思路的改变？在对这些问题进行评判之前，我们还是先通过档案馆所收藏的83封信件追溯《干校六记》的翻译过程。在《干校六记》作为Renditions丛书之一出版后，宋淇收到了来自刘绍铭（JosephLau）的读者来信。刘绍铭当时在威斯康辛大学任教，他在给美国学生所开设的“当代中国文学”课程中使用了这一版本作为教材，但学生们普遍觉得《干校六记》很难理解，因为他们对于作品的背景几乎一无所知。刘绍铭建议为《干校六记》加上详细的背景注释，否则这本书很难在“嚼着口香糖的”美国大学生中引起共鸣（译自刘绍铭1983年8月6日写给高克毅、宋淇的信）。这封读者来信引起了译者和编辑的高度重视。宋淇在1983年8月18日给葛浩文和高克毅的信中认为刘绍铭的反馈非常有价值。参与《干校六记》翻译和修改的人，不论是葛浩文、高克毅还是他自己，对其背景都比较了解，因此没能站在普通外国读者的角度上来进行思考。宋淇建议，在正文之后增加Background Notes，将原先脚注中需要仔细解释的部分移至其中，集中加以说明。宋淇还亲自为《干校六记》撰写了33个非常详细的notes。高克毅在1983年9月27日写给葛浩文和宋淇的信中赞同宋淇的看法，认为译本的确需要同时满足了解背景的学者和不了解背景的普通读者，但也不宜“用力过猛”。过多的注释会成为阅读的负担，让小说变成文革“参考书”。如果把作者的含蓄风格加以彻底剖析，这种风格的魅力会被削弱，甚至限制读者阅读时的自由思考。因此，一定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避免“喧宾夺主”。葛浩文在1983年10月20日写给两位编辑的信中指出，其实并不一定需要每一个读者都完全了解文中所指涉的隐含意义，不同的读者对于作品有不同的理解程度是很自然的事，不必事无巨细地对每一处典故和双关都加上注释，只需在译文中适当加以解释就足够了。尽管他很赞赏宋淇所撰写的33个经过详细考证的notes，但还是认为译者不应该代替读者进行判断，而应该让读者自己得出结论，避免翻译过程中的过度解释。葛浩文建议删去与小说内容不直接相关的notes，以及那些在译文中已经解释得相对清楚的notes。针对宋淇、高克毅和葛浩文三人之间的不同观点，出版商Donald Ellegood从中协调，最终决定添加Background Notes，但将宋淇所提供的33个notes减为20个，由葛浩文负责所有notes的文字修订（译自Donald Ellegood 1983年10月25日写给高克毅、宋淇、葛浩文的信）。由此可见，为《干校六记》添加详细的背景注释是译者、编辑和出版商共同协商的结果，在进行翻译评价时首先不应该将所有责任都推到译者身上，而应该更为客观地还原事实，同时要将翻译评价放在翻译活动所处的特定历史背景中去讨论。只有还原翻译过程以及当时的历史情境，才能了解和体会翻译家当时的选择，而不是武断地进行是非评判。葛浩文（b：41）自己曾表示：“我比较乐意看到从更宽的视角评论我的译作。”翻译过程研究让翻译评价不仅仅局限于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对比，而是把静态的翻译结果分析扩展为动态的翻译过程讨论，并将其置于广阔的文化交流和历史语境中加以探索，“避免认识的简单化和评价的片面性”（刘云虹：102），让翻译评价更具建构性，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更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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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教学
自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葛浩文的翻译成为国内许多翻译方向硕士生和博士生的论文选题。很多论文从比对原文与译文入手，分析葛浩文所采用的直译、转译、增补、删减等多种手法，找寻译文中所体现的归化、异化策略，证明葛浩文翻译的精彩高妙。这样的研究的确必要，结论也的确合理，但对于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任务而言，葛浩文翻译研究更应关注翻译教学：通过还原葛浩文在翻译过程中的权衡与思考，让从事中国文学外译的译者明白，在自己的翻译实践中何时该直译，何时该转译，何处宜增补，何处宜删减，帮助译者在归化和异化策略上做出更为明智的选择。换句话说，对于葛浩文翻译的研究不应仅仅止步于欣赏他的译本，还应深入翻译过程，从葛浩文对译文的修改完善中汲取经验，让葛浩文翻译研究对翻译教学产生更为直接的促进。中国文学档案馆所收藏的83封信件涵盖《干校六记》译稿修改完善的全过程，其中包括《干校六记》中六个小标题“下放记别”“凿井记劳”“学圃记闲”“小趋记情”“冒险记幸”“误传记妄”的翻译过程。葛浩文在提交译稿时并未确定小标题的译法，而是征求两位编辑的意见。他认为每个小标题中都包含“记”字，因此考虑将每一个小标题都译为“A Record of...”，以保持原文的工整结构。高克毅不同意这样翻译，他认为，六个小标题如果都译成“A Record of...”，首先太过重复；即使不考虑重复的因素，用“record”来翻译“记”也不理想，因为“record”过于正式，让人想到“document”甚至“file”，“record”更多地是指由别人所写的记录，而非自己的叙述，尤其是像杨绛这般细腻委婉、娓娓道来的个人书写，绝对不能被译成“record”。高克毅建议参考林语堂对于《浮生六记》中现存的“四记”的翻译：闺房记乐 WeddedBliss闲情记趣 TheLittlePleasureofLife坎坷记愁 Sorrow浪游记快 TheJoysofTravel林语堂在翻译这“四记”时都忽略了“记”字，也舍弃了形式上的排比结构，只着重翻译每个小标题的核心含义。如果采用类似的思路，《干校六记》中的六个小标题可以译为：下放记别 Departingfor “Downunder”凿井记劳 Well-DiggingLabors学圃记闲 VegetableTending小趋记情 “Quickie” ComesintoOurLives冒险记幸 MySeveral “Adventures”误传记妄 Home—AtLast尽管这样翻译已经可以表达原文的含义，但高克毅认为这种翻译方法还是不能让人满意，因为译文没有传达杨绛机智灵动的文风。又经过一番推敲，他将这六个小标题的翻译进一步修改为：下放记别 Farewell：Departing for “Downunder”凿井记劳 Labor：Digging a Well学圃记闲 Leisure：Tending a Vegetable Patch小趋记情 “Quickie”：A Loving Companion冒险记幸 Adventure：While All Ends Well误传记妄 Wronged：But Home—At Last高克毅还特别解释了译文中冒号的运用：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字词和标点其实都是符号，因此可以尝试用冒号来代替“记”字，在冒号前放一个单词，模仿原文中“记”的后面是一个汉字的结构，尽量在意义和形式上都接近原文。按照这个思路，他又将钱钟书在“小引”中提到的“运动记愧”译为“A Sense of Shame：Participating in Political Campaigns”（译自高克毅1982年5月12日写给葛浩文、宋淇的信）。葛浩文对此的评价是“Excellent！”“I agree whole-heartedly.”（摘自葛浩文1982年5月14日写给高克毅的信）。宋淇也非常赞同高克毅的译法，认为比林语堂对于《浮生六记》小标题的翻译更加工整贴切（译自宋淇1982年5月13日写给高克毅的信）。译者与编辑在对六个小标题进行翻译与修改的过程中，不断对翻译实践进行思考，这些思考是翻译实践的升华，对于翻译教学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杨绛也参与了译稿的修改。尽管杨绛和钱钟书都是学贯中西的大师，但他们对于葛浩文的翻译并没有任何干预。在《干校六记》的英译本作为Renditions丛书之一出版后，杨绛通过宋淇转给葛浩文一封信，感谢他的翻译，并对他的翻译大加赞赏，字里行间的谦逊和真诚令人感动。读到您翻译的拙作《干校六记》，深佩译笔高妙，也极感荣幸。曾读过大译TheExecutionofMayorYin，只觉得书写得好，忘了其中还有译者（我只读过英译本）。我但愿我自己的翻译，也能像您那么出神入化。专此向您道谢，并致倾慕，即颂着祺。（1982年12月27日杨绛写给葛浩文的信）宋淇是杨绛和钱钟书多年的好友，在杨绛写给宋淇的信中，她委婉地指出了翻译中的几处错误，希望再版时能改正：《干校六记》原作有些不清楚的地方，容易误解，我校出几点错误，另纸录奉，万一译本再版，可以改正。p.13左，末行。“an eastern kang”，原文看不出是多数少数。其实炕有七、八只，不只一只。p.14左，第六行。“a pot of water”，原文“一锅炉水”，i.e.一个锅炉（boiler）的水，供全连喝并用的。p.15右，3至2行。“friends and family from their home towns”，原文“老乡”有两个意义：（1）同乡（fellow natives），（2）当地居民（natives of the village）。这里指的是本村居民，不是同乡。p.23右，末3至2行。原文“地主都让捡”，意思是“even the landlords allowed us to pick them”。p.39左，第一行。“her stool”，他是男同志。（1982年12月27日杨绛写给宋淇的信）杨绛的处理方法非常巧妙，既体现了作者对译者的尊重，又从作者的视角指出了译文中必须修改的问题，不仅包括单复数、人称代词等细节，也包括具体器物及方言所指，尤其是对于“老乡”这个称谓的翻译，如果不加修改，的确会引起误解。杨绛所指出的这五个问题在《干校六记》英译本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作为单行本出版时均得以改正。从翻译过程的分析得知，译稿因为反复修改而不断完善，如果翻译学习者能在这一过程中同步学习，会对提升翻译水平大有裨益。葛浩文曾在访谈中提到他在最近几年所主持的文学翻译工作坊，由主办单位挑选一部作品让学员和葛浩文一起翻译、共同讨论，作者本人也参与讨论。葛浩文认为，“翻译工作坊的学习经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大家讨论如何翻译，如何把一个文学作品变成最好的译文。”（葛浩文b：43）从某种意义上说，30多年前葛浩文与编辑、作者围绕《干校六记》的合作，就类似于这样的工作坊，很多关于翻译的具体问题都能在这一渐进的过程中找到答案。目前已有学者对葛浩文在译者序言、译后记及访谈中所提及的翻译过程细节进行归纳和研究，对于翻译教学非常有意义。中国文学翻译档案馆所收藏的大量资料更为系统地再现翻译过程，如果能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和利用，并将其作为翻译教学的素材，一定能培养出更多高水平的译者，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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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研究
翻译过程研究的价值不仅在于翻译评价和翻译教学，更在于它以一种实践的方式揭示了翻译的本质，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在翻译研究经历诸多转向之后，很多学者呼吁，翻译研究要回归本体，“将目光拉回到翻译活动本身，让翻译理论探索围绕翻译活动展开”（许钧：9）。翻译过程研究通过翻译活动本身来探究翻译的本质，“以理性的目光关注文本以及文本背后折射出的翻译根本性问题”（刘云虹：99），应该就是这样一种翻译研究的“本体性回归”。《干校六记》的原文只有大约33，000字，而翻译过程中的这83封信件的总字数是原文字数的好几倍，可见翻译的本质绝不仅仅只是从源语到目标语的简单置换，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复杂过程和丰富内涵一目了然。《干校六记》的翻译过程首先体现了母语为英语的译者和母语为中文的编辑之间的合作。译者和编辑各自发挥自己的母语优势，在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之间充分交流，努力使译文既符合目标读者群的阅读习惯与审美趣味，又准确传达原文文字背后深刻的文化内涵。杨绛的写作风格低调含蓄，看似平淡却意味深长，文中暗藏很多典故，而且经过巧妙的戏仿处理，对译者来说是不小的挑战。两位编辑国学底蕴深厚，不仅敏锐地发现穿插于原文中的典故，如“高力士”“神行太保”“不三宿桑下”“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等，还为译者提供可以参考的翻译方法。例如：我记得从前看见坐海船出洋的旅客，登上摆渡的小火轮，送行者就把许多彩色的纸带抛向小轮船，小船慢慢向大船开去，那一条条彩色的纸带先后迸断，岸上就拍手欢呼。也有人在欢呼声中落泪；迸断的彩带好似迸断的离情。这番送人上干校，车上的先遣队和车下送行的亲人，彼此间的离情假如看得见，就绝不是彩色的，也不能一迸就断。（杨绛1981：7）宋淇认为，杨绛在这里用了李后主《乌夜啼》的典故：“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并且下文中也有呼应：“我们等待着下干校改造，没有心情理会什么离愁别恨，也没有时间去品尝那‘别是一般’的‘滋味’”（杨绛1981：9），建议葛浩文加上脚注（译自宋淇在1981年12月28日写给葛浩文的信）。高克毅则对The White Pony：An Anthology of Chinese Poetry中《乌夜啼》的译文进行修改，将“Cut，and not severed.Disentangled，not unraveled.”修改为“Cut it，and it severs b it，and itremains a knot.”（译自高克毅1981年12月28日写给葛浩文的信）。葛浩文采纳两位编辑的意见，添加如下注释：Here the author adapts a well-known lyric by Li Yu（937－978），“Last Emperor”of the Southern Tang dynasty.The original lines read：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Rendered loosely，the lyric should read as follows：Cutit，anditseversnot，Combit，anditremainsaknot.’Tisthesorrowofparting，Yetanotherkindofflavorintheheart.相似的例子还有钱钟书在“误传记妄”中所引用的诗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杨绛1981：64）。宋淇提供原诗全文及James Liu在《人间词话》英译本中的翻译，并对译文进行修改，将“I have no regrets as my girdle grows too spacious for my waist；with everlasting love for you I pine.”改为“Although my girdle grow sloose，I care not；For her I pine with no regrets.”宋淇还特别指出，这句诗原来是诗人为自己的爱人而写，王国维借用它来描述追求真理的境界，而钱钟书在这里是指自己对祖国的感情（译自宋淇1981年12月28日写给葛浩文的信）。葛浩文采纳了宋淇的建议，将该句译为：Although my girdle grows loose，I care not；For her I pine with no regrets.并加脚注：ThefinaltwolinesofLiu’scitothetuneofFengQiWu.Herethe “her” clearlyreferstothemotherland.除了对典故翻译进行探讨，《干校六记》中出现的学术机构名称也是译者与编辑交流的重要内容。文中所提到的专业机构名称非常集中，需要精确翻译，否则容易混淆，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前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我们夫妇同属学部；默存在文学所，我在外文所。（杨绛1981：4）文中还有一些讽刺是建立在学术机构名称之上的，更需要细心传递，否则讽刺意义无法体现。例如：一九七一年早春，学部干校大搬家，由息县迁往明港师部的营房。干校的任务，由劳动改为“学习”——学习阶级斗争吧？有人不解“学部”指什么，这时才恍然：“学部”就是“学习部”。（杨绛1981：56）为了解决这些复杂的机构名称的翻译，在宋淇1982年6月18日写给葛浩文的信件中，他专门整理出了《干校六记》原文中出现的所有学术机构名称和翻译方法，为葛浩文的翻译提供了可靠的参照。学院：Academy学部：Division研究所：Institute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Studies Department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外文所（外国文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Foreign Literature学习部：Studies Department而作为翻译合作另外一方的葛浩文，则利用自己的母语优势，将原文中陌生的中国文化元素用地道的英语传递给英语读者，让英语读者能够跨越语言的障碍真切体会原作细腻委婉的风格。《干校六记》的翻译过程证明，译者与编辑各自拥有母语优势，在翻译过程中同时在场，及时沟通，因而既能全面理解原文的内涵和意境，又能使译文的表达流畅地道，最大程度地传达原作的艺术特色，这一合作模式后来也成为公认的中国文学外译最佳模式。目前在海内外发行的中国文学英译期刊ChineseLiteratureToday（《今日中国文学》）、ChineseArts&Letters（《中华人文》）和《人民文学》英文版PathLight（《路灯》）均采用这种“译者－编辑合作模式”完成译稿（许诗焱：44）。此外，如前文所述，这83封信件还体现了作者、出版商、学者及读者对于翻译过程的积极参与。杨绛对待译者的尊重和对于译文的严谨让人崇敬，华盛顿大学出版社社长Donald Ellegood也一直对《干校六记》英译本作为单行本发行鼎力支持，着名汉学家史景迁欣然为单行本撰写序言。当时已经是知名学者的夏志清对于“下放”的英译为《干校六记》的书名翻译奉献灵感。当时还是年轻学者的闵福德为是否能将“干校”译成“Downunder”提供咨询。当时在威斯康辛大学任教的年轻教师刘绍铭则作为读者，为译本中背景知识的处理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这些日后均成为汉学大家的学者们在中国文学外译尚未全面起步的阶段，就围绕《干校六记》的翻译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共同为译本的完善做出了贡献，堪称中国文学外译史上的一段佳话。由此可见，“翻译不仅仅是一种语言转换活动，更是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许钧，曹丹红：3）。余光中曾说：翻译是一种相遇、相知与共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冲突，有矛盾。为相知，必尊重对方；为共存，必求“两全之计”，以妥协与变通，求得一桩美满婚姻（余光中2002：55）。《干校六记》的翻译过程就是这样一个“相遇、相知与共存的过程”，不同文化相互接触、相互碰撞、相互了解、相互交流，而“各种关系的和谐是保证涉及翻译的各种因素发挥积极作用的重要条件”（许钧：290）。《干校六记》的翻译过程不仅从实践的角度体现了翻译的本质，更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目前所面临的“为谁译”“该谁译”“如何译”“译如何”等翻译研究核心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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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本文以《干校六记》翻译过程中的83封信件为研究资料，旨在为翻译过程研究提供一个具体案例，唤起大家对于翻译过程的关注与思考。由于当时的条件限制，葛浩文并未保留《干校六记》的翻译手稿，否则一定能为翻译过程研究提供更多的鲜活素材。进入数字化时代之后，保存翻译手稿相对容易：译者只需在电脑中分别保存每一稿，或者在每次修改时将修订功能打开，就可以将翻译的整个过程详细记录下来。俄克拉荷马大学中国文学翻译档案馆馆长石江山（Jonathan Stalling）教授目前正在收集翻译家们的电子版手稿并寻求这些手稿的使用权，筹备建立中国文学翻译档案馆在线资料库，向世界各地的学者呈现更为全面的中国文学外译过程，为翻译评价、翻译教学和翻译研究提供新的空间与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