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科技大学中文系王友胜教授的学术文集《听雨楼文辑》，今年七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其实早在年初，友胜老师便将该书的电子版发给我，嘱我先行阅读，如有所感，可形成文字。尽管我只不过是一个刚刚从事学术工作的年轻人，且对友胜老师的研究领域几乎完全陌生，无论从哪个方面考量，都无力对该书做出入里评价，但我最终还是近乎唐突地接受了任务。不为别的，只因为友胜老师所供职的这所坐落于伟人故里的菁菁校园，是我的母校，我在那里度过了四年美好的青春时光，我的人生从那里起步。
十五年前的初秋时节，已经接受一学年中文系科班学习，基本适应湖南的辣子与米粉，且初步决定将中国古代文学作为自己将来专业方向的我，再次登上南下的列车，回到湘潭。按照学校的培养计划，大二学年古代文学的主干课程是唐宋文学，而在当时的任课教师中，李德辉与王友胜两位老师都是毕业于江南第一学府复旦大学的文学博士，前者书写下从篾匠、乡村代课教师反转为中国第一位农民博士的励志传奇，后者则不仅当时破格晋升教授，而且在已担任原湘潭师范学院图书馆馆长的基础上，进一步获委由两所老本科院校合并的新湖南科技大学图书馆馆长之职，对于我们这一群十七八岁的学生来说，那种近乎神秘的耀眼光环，尽管多年以后思及难免解颐，但当时的崇拜乃至膜拜，却是真真切切、确确实实。
直接教我唐宋文学课程的是李德辉老师。说来近乎一种缘分，当这位以唐代交通与文学关系研究蜚声学界的老师，第一次用粉笔在湖南科技大学北校区（老湘潭师范学院）旧阶104教室的黑板上画出玉门关与黄河位置草图之时，震惊新奇的我，是决然想不到仅仅是七、八年后，我即在导师余恕诚教授的切近指导下，将唐代西北边疆民族关系对文学的影响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我曾多次对人说过，如果说恕诚师以其非凡的仁爱与高深的学识，在根本上改变乃至重塑我的人生局面，那么德辉师那谈不上有任何素描功底的“粉图”，则埋伏下我后来轨迹的最初契机。
与德辉师相比，友胜老师因为不直接给我上课，在校期间少有接触。依稀记得有天下午，我跟随另外一个班的安徽同乡一起，旁听过他的一节课，尽管他的常德口音我听起来还是不太懂。但也正是在那天下午，我从他口中听到了一个专业名词——尤袤《遂初堂书目》，这很让当时追慕虚荣的我可以去向同学炫耀一阵。我还记得曾用公用电话给他打过一次电话，请教有关考研的事情，他的建议使我得以避免复习备考时一个很危险的走向。还有一个晚上，我在主教一楼的大厅里拦住他问问题，印象中他当时抽着一种蓝色过滤嘴的芙蓉王香烟，至于我究竟问了什么，却再难想起。秋，我回到安徽，开始跟随恕诚师读书，这才知道，友胜老师原来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曾在我家乡合肥的安徽大学中文系读过硕士研究生，而刚刚从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毕业，给我们开学术思想史课的山东大汉武道房老师，则与他在安大有过同窗之谊。那年冬天的一次课后，我跟在恕诚师身后走路，他还问起我关于友胜老师在单位的一些情况，当时情景，至今犹记。
友胜老师这本《听雨楼文辑》，收录了他三十年来散见于各种刊物上的论文计37篇，其学术价值与特色，作为学生与后辈，我自然没有资格予以评判。好在，著名词学研究专家、中南民族大学王兆鹏教授的序言，已经做了很精当的论析。友胜老师本人在后记中的自我鉴定：“本集所辑论文……大抵见证了本人学术研究领域从四处开花，到专力一隅，行文风格从追求华彩到崇尚平实的探索过程”，就更属客观审慎。就我阅读所见，我倒觉得这部文集恰如一个标本，很可以反映以友胜老师为代表的这一代这一类人一路走来的精神气。
由王兆鹏教授的序言可知，友胜老师原先是师范毕业在家乡担任中学英语教学工作，后来通过自学，才获得攻读硕士学位的机会，就此进入学术界。这使我想起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当时我正在家乡的小镇上读初中。那几年，无论是我父母工作的政府机关，还是镇上的中小学，都陆陆续续分配来一些大专毕业生。对于一个寂静许久的小镇而言，他们是新鲜之水，言行举止，都颇显洋气，镇上一些有头有面的“乡绅”，如果尚有小女待字闺中，往往会把心思用在这些吃财政饭的小伙子身上，希望从中觅得佳婿。有的家长为了增加姑娘陪嫁的分量，甚至大方地将临街的门面房地皮作为嫁妆相赠。这其中固然确有后来两厢情愿、琴瑟和谐的，但对于这群后生来说，无论男女，他们从原先所处的多少总有些繁华之景的城市中，来到乡野之间，与村烟乡醪同处，以男长妇短为邻，三提五统、修塘筑坝。既然不愿老大于此，那么算来只能选择复习考研。于是，那几年，我所居住的家属院，晚上熄灯最晚的总是那几个刚毕业的年轻人，他们自然是在复习考研。而教我们初中地理的一位任老师，则常常让我们自习，他则端坐在讲台上看书——同样与考研相关。或许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这群年轻人，那几年确实考走了一些，又过了几年，更喜人的消息接连传来，谁被某大学招去了，谁被某集团录用了，谁的家属还被安排工作。而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一位，原先是某中学教师，因为是党员，硕士一毕业，就被省委要走，据说现在已经身处一个十分关键的厅级岗位上。
以读书来改变命运，这确乎是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身处广大乡村或基层的年轻人面前最现实也最公平的路径。我向来鄙夷乃至深恶于一些后来得大名大利大势的老三届到处高自标榜的鬼话。作家贾平凹说得好：“记得当年时兴的知青文学，有那么多的文字在控诉着把知青投进了农村，让他们受苦受难。我是回乡知青，我想，去了农村就那么不应该，那农村人，包括我自己，受苦受难便是天经地义？”不过无论如何，年轻人的奋斗，特别是包含于其中的那股子积极进取、不屈不挠的精神气，总是可贵的，是值得肯定的，他们在艰苦复杂环境下的心灵款曲，更值得为上为尊者深察。收在这部《听雨楼文辑》中的论文，有好几篇关注了古代文人心态，都是友胜老师早年的文字，若以严格的学术标准，容或有进益的空间，但无论是谈陶渊明的精神超越，还是说元曲的悲剧色彩，抑或总论中国文人的生命意识，假如我们能注意到作者是刚从素有“武陵山水”之称的湘中乡野间来到一省省会的一个有志青年，也许从那些文字背后，会感知其当时既如梦如幻又无头无绪的无言况味。
友胜老师当然是幸运的，他在安徽大学求学之时，即曾听过著名唐诗研究专家刘学锴先生的专门课程；学成回湘之后，又得蒙当代成就极高的文献学家陶敏先生的提携与指点；1996年，他如愿负笈沪上，接受复旦大学王水照先生亲炙。我本人一路走来的经历让我明白，一位好老师对于个人成长成才的意义，实在至关重要。以上几位先生，除王水照先生之外，我都曾有幸近距离接触。友胜老师在这部书中，也回忆了他与几位先生交往的若干细节，甚至有些在一般人看来不宜向外人道也的片段，友胜老师也原汁原味地讲叙了出来。譬如《斯人已逝，风范犹存——忆良师陶敏先生》不仅追忆了他在陶先生指导下从事韦应物集整理的实战经历，而且还如实记录了陶先生对他善意的规劝：“陶先生说，你这样东一榔头、西一榔头地做学问，一辈子也搞不出名堂来，古代文学的研究内容浩如烟海，人的精力有限，应该在一段时间内，集中研究某个学术问题，才能在该领域内有发言权。”《先生圆我名校梦》一文，原文节录了刘学锴先生1995年3月25日给他的来信内容：“遵嘱已给水照先生写信推荐。王先生让你好好攻外语，其意自明，望在这方面有较充分准备，免得万一有失让王先生为难。”只言片语间，刘学锴先生的严肃风神却显现无遗。秋，我当时已来安徽师范大学读研究生，十一月初，恕诚师主持召开“中国古典诗学的现代传承”学术研讨会，邀请陶敏先生与会（后来陶先生告诉我，是恕诚师亲笔写信，类似于发请柬一样的庄重，他无法推辞）。当时恕诚师已不大过问庶务，但是他却要亲自前往芜湖火车站，为从湖南来的陶先生接站，考虑到我刚从陶先生所在学校毕业，恕诚师让我和他一起。我依然记得，当斜挎着背包，右手拉着行李箱的陶先生走出出站口的铁门，抬眼望见恕诚师时，脸上极其惊诧的表情：“您怎么亲自来了？”恕诚师则回报以满含关爱乃至歉意的微笑，用一口合肥乡音探问：“陶老师，在火车上可睡着了？一路上辛苦了吧？”恕诚师曾在课堂上给我们讲闻一多的文笔，说闻一多讲李白和杜甫碰面，就像太阳和月亮碰了头。在我看来，初冬芜湖站的那场老友相逢，情意之深，又何尝稍逊？最近，已至耄耋之年的刘学锴先生接受采访，再次追忆恕诚师、陶先生这些已故至交的人品与成就，虽是淡淡说起，却重如千钧。元月，陶敏先生溘然长逝。我第一时间将消息向恕诚师汇报，电话那头，恕诚师久久无语。过了一会，自己也久在病中的恕诚师又打电话给我，口述了自己拟的一副挽联，嘱我转呈。后来我在恕诚师口述基础上，征得他同意，以刘、余两位先生的名义，向陶敏先生生前的工作单位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致唁电与挽联，那副挽联是：“雾霾沉沉，作先生幡幢，半世坎坷终归麓山湘水桑梓地；著作煌煌，为名师丰碑，一生事业永驻风范才学人世间。”我常常在想，这些老专家老知识分子，各有性格与遭际，譬如刘学锴先生北大毕业、陶敏先生武大毕业、而恕诚师则是老合肥师范学院毕业。刘余两位一生共事，结下知音相赏的传世佳话，而他们与陶，则地理远隔，究竟是何种机缘，方才促使彼此相交相知、相互爱重，甚至至死不渝？后来我明白了，他们之间，至少有两点是共通的，一是对原则的坚守，二是对后辈的爱护。友胜老师的文字，虽只是写一己之经历，却为我们留下这些老专家老知识分子极其珍贵的人生剪影，这不仅是为中国当代学术存史，更是为千古中国文人树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在今天这个日益浮躁，各种权力、名头、利益；各种圈子、门阀、党派，已经近乎疯狂地搅浑一潭学术清水的时世中，如果我们愿意对照这些老专家老知识分子的嘉言懿行，不忘初心，有所敬畏，或许不至走得太偏。
当然，无论是和陶敏先生那一代人相比，还是和我们这一批八零后的新生代相比，友胜老师这一代人，虽然具体到每个人，也有过各种曲折，但是他们生逢一个知识最易被变现的时代，不少人都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人生积累乃至腾飞，获名致利，华实兼有。但越是如此，历史所赋予他们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责任也就越重。十五年来，友胜老师长期行政、教研两手抓、一肩挑，付出了极大辛劳，也奠定了珍贵基础。东坡有词云：“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在已过知天命的年纪里，以研究苏轼闻名的友胜老师所出版的这部《听雨楼文辑》，表面上看，只是对自己既有学术工作的一次并不算彻底的清理，但其背后却自有让人感动感喟的历史在。这样的回首，本身就是一种负责任的交代。它将极有助于后来者更好、更坚定，也更从容地前行，显然是无疑的。
但愿，我的这些感喟，或感动，不被认为是误会了作者的本意。
9月7日初稿于合肥，
9月8日改定于合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