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人：陕西省书法家协会
编者按：
盛夏之际，由中国美术馆自主策划并主办的精品书法艺术展览“翰墨传承——中国美术馆当代书法邀请展()”即将拉开帷幕，这也是中国美术馆继首届该系列展览成功展出之后又一次为观众呈现的书法艺术盛宴。此次邀请展以“翰豪有仪”、“翰采从心”、“翰圃积学”三个部分呈现，共有四十余位书法家参展。
当代中国书法经过近几十年的探索发展后渐趋平静、理性的多元式表现。书法家们努力地从传统书学思想和现代审美意识的二维角度寻找契点，并从文化的多样性中去认识、发掘、表现书法艺术的内在美感。这是一种较为明显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有待在践行中校验，但它足以呈现当代书法多层面的发展态势。这种态势吸引着各方面的关注。
由此，本届邀请展由“翰豪有仪”、“翰采从心”、“翰圃积学”三部分组成：“翰豪有仪”部分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及以前出生的书法家的作品为主。仪，度也，含典范、表率之意。第一部分“翰豪有仪”的参展书法家均出生于1940年之前已年近耄耋，其中有孙其峰、冯其庸、欧阳中石、佟韦、李铎、刘艺、孙伯翔、张荣庆、陈巨锁；更有姚奠中老先生已逾期颐。他们伴随着当代中国书法的发展历程，承继近现代中国书法发展的时序，勇拓当代中国书法发展的洪流。这一部分展出的作品代表着这个时段书法家们不遗余力发扬传统文化的拳拳之心，以此张扬继承传统文化的信念，为中国书法的承前传后“开枝散叶”。
为此，陕西省书法家协会官方唯一指定网站对于当代中国书法发展的关注，最直接地表现在对于书法家以及书法作品的关注。这种关注根植于保护传统文化的立场，体现于实现传承、发展传统文化的主体要旨。依据这种学术思考，本网站对此次邀请展对书法家们的创作学理进行了时段性的解构，以便对参展书法家及其创作状况的理解更为精确与深入。本次推介的书法家是孙伯翔。
孙伯翔,1934年11月生，天津市武清县人。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天津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师承王学仲、孙其峰诸名家。潜心翰墨至今六十年有余，曾习唐楷，后专师北魏石刻。早年书法筑基于《龙门二十品》，六朝摩崖、墓志，其中尤钟情于《始平公造像》、《杨大眼造像》、《魏灵藏造像》。取法高古，得其神髓，为当代书坛所称道。近年多有变法，碑中寓帖，方峻挺拔中含清新灵动。其用笔方中寓圆，刚柔相济，中侧兼施；结体开合有变，天然成趣，雄浑博大；通篇血脉畅达，精神飞扬。其书重法度，讲情性，主革新。作品曾参加全国第二、第三届书法篆刻展览，国际书法展，中国新加坡第二次联展等。日本《现代临书大系》收录了其临碑之作，《中国书法》、《书法》均发表专论，评介其书法成就。作品收入《中日书法作品集》、《中新书法联展作品集》、《中国当代百家墨迹作品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特约其任书法课讲师。
孙伯翔在书坛的地位和影响来自于他对传统的继承和拓展
寂寞和孤独是培养杰出书法家的最好学校，辛酸的眼泪和勤奋的汗水是浇灌杰出书法家的雨露和甘霖。家庭出身使孙伯翔过早地经历了人间的冷暖、世态的炎凉。长期的寂寞和孤独磨炼了意志，也锤炼了艺术。孙伯翔曾长期地深入传统，涉猎唐楷，深入北碑。
对于《张猛龙》、《始平公》、《爨龙颜》、《郑文公》、《论经书诗》等著名的碑刻，他反复临习，朝夕揣摩，直至达到精熟的地步。他临写的一些作品，给人的印象是：乍一看，很像原碑；但和原碑相比较，又有相当的距离；回过头来再细细品味，却发现更加像原碑。他对原碑的形态、神韵已经烂熟于心，这些碑刻的风格特征已经融化在他的大脑中，并自觉能动地在他的笔下表现了出来。王学仲曾经说过，在学习传统上没有人下过孙伯翔那样的苦功。孙伯翔自己也谈到，自己练字用过的纸一卡车也拉不走。他反复地临习、揣摩，对魏碑的各种风格、形态、神韵进行观察、体味、比较、融合。
他多次告诫学生，写方笔魏碑的时候，要注意到它圆浑的一面，惟有圆，方能厚，惟有圆，方能活，惟有圆，方能内蕴丰富；写圆笔魏碑的时候，要注意到它方雄的一面，要靠方雄体现出魏碑的力度和神采。其实，孙伯翔所谓的方中有圆、圆中有方，并不一定是原碑刻的点画特点，也不一定是北魏书家所具有的驾驭能力，更不一定是刻工有意的修饰，而大多是他个人对魏碑的创造性理解，是他数十年临池、研究的甘苦之言。他临写的魏碑作品，不是对原碑的刻意模仿，不是对原碑的简单复制，而是融入了自己的理解，体现着自己的创造。同原碑相比，他的作品点画更峻厚，内涵更丰富，变化更多样，风格更鲜明。这是孙伯翔对传统的开拓和发展。
孙伯翔在书坛的地位和影响来自于他在魏碑笔法上所取得的突破，尤其在魏碑笔法上的突破完全是在没有前人可资借鉴的基础上，经过他十余年的反复实践、反复探索所取得的。他用一管柔软的长锋羊毫，敢于大胆地侧锋起笔，绞锋行笔，写出了魏碑斧劈刀削、斩钉截铁、钢打铁铸般的艺术效果，真正达到了形神兼备的艺术境界，再现了魏碑的那种大气磅礴、奇崛方雄的艺术风格。他的方笔魏碑是对笔法的一大创造。
孙伯翔不仅在魏碑的笔法上有自己独到的创造，而且在对魏碑的研究上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在《怎样临习〈始平公造像记〉》一书中，处处闪烁着他思想的灵光。这都是他苦学、深思、顿悟的结果，是前人所没有谈到的。在书法界，孙伯翔的人格是有口皆碑的。他为人诚朴，正直善良。不论年龄大小，职务高低，他都一视同仁，以诚相待。他从来不妄自尊大、臧否他人，对传统、对前人总是怀着一种虔敬之情，虽已名满天下，但依然像一个辛勤的农夫，在砚田内默默地耕耘着、劳作着。
他的书法虽然影响巨大，而且私淑者众，但他却经常告诫人们，要多向传统学习，不要直接以他为范本，要根据个人的性情爱好，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和主动性。他从来不想制造什么“轰动效应”，而只是“想在宣纸面前搞得明白一点”。他的心胸是博大的。尽管经历了那么多的曲折，忍受了那么多的苦难，但他依然乐观、豁达。他把绝大部分精力用在对书法艺术的探求和创新中，而不用在对名利权位的企盼和追逐上。这也可以说是孙伯翔取得令人钦慕成就的秘诀所在。
“偏工易就，尽善难求，专精小劣，博涉多优”。这16个字用在孙伯翔身上是再精当不过的了。
孙伯翔专攻魏碑，专攻到数十年如一日用成卡车的纸来临习造像、摩崖，这种专攻劲头，惶论当代，就是与古代的大家相比恐怕也有过之而无不及。正是这种专攻，使他的魏碑笔法和线条质量跟任何一个碑学大家相比，都不逊色。这样的深厚功力，使他从当代99%的那些追求短平快急功近利不下苦工夫的书法家中脱颖而出，具有了成为大师的第一个条件——功力。
同清代以来众多写碑的书家相比，孙伯翔的另一个过人之处是定位独到，定位时间早，这是需要大智慧的。他在很早的时候就确定自己迥异流俗的写碑路数，就是把魏碑的霸悍雄强推到极处，追求生、重、厚、硬、劲、拙，这种审美追求，使他同何绍基、赵之谦、康有为、于右任等人写碑的取向区别开来，也比当代无数今日写碑明日写帖、今日写隶明日写草、今日跟这风明日跟那风的书家坚定和深刻。
孙伯翔苦下的功夫不是死工夫，为了打造他雄强霸悍刚直朴茂的魏碑书法，他在苦临魏碑的同时，有意地增加和强调了线条和结体的夸张变形和对比，字与字之间的避让和行气的贯通，这些形式变化又不是凭空捏造，而是皆有所根本，有深度，看似现代、流行的招数，却是从古碑刻中得来，真是古不乖时，今不同弊，这一点，流行书风的一些径取今人的高手们是难以望其项背的。
孙伯翔做人的正直厚道，书法理论的精辟深刻，使得孙伯翔在近中立定而不倒，这不是机遇和取巧得来，而是真本事和功夫得来，实属不易，令人赞叹！
孙伯翔的致命弱点在他一贯孜孜以求的碑的草化上，正是这一点使他与于右任赵之谦相比具有相当的距离。于兼擅北碑和行草，碑中有行，草中有碑，相互融合，各具风貌。赵将雄强的北碑雅化，在碑的草化方面更有独造，碑体行草已经成熟和谐。孙尽管也对碑的草化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可惜的是他的这种探索至今没有找到转化的契机和纽带，没有成熟，还是楷草简单搅和的杂拌。
孙伯翔在碑的草化方面之所以十几年难以成功，主要原因一是孙伯翔的楷书的刚厚生硬与行草的连绵灵动本来就是天生难以协调嫁接的，驴唇不对马嘴，非要吻在一起，再聪明的人恐怕也难以作为。原因之二是孙偏工的局限，除楷书和稍微草化一点但也没有实质变化的魏碑书法作品外，几乎见不到孙二王系列的行草、篆隶，取法的单一必然影响他的眼界和视野，影响他进一步的成就。原因之三是他学养的欠缺。孙谈论书法是有深刻见地的，但书法的高妙光对书法有透彻的认识还不够，还要有书卷气的滋养。
简言之，孙伯翔书法，其价值在楷书上，而不是在魏碑的草化上。其魏碑达到的高度在当代无疑是数一数二的水平，对古人，可以与清道人曾农髯有一拼，但比之赵之谦、何绍基、于右任等还有相当的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