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之人当朝
自古人臣有“功高震主”之说，人君则有“后顾之忧”之心。刘邦与萧何也不例外。即便两人相互高度信任，也难免有一时的疑忌，但两人自始至终能成就君相相宜的千古佳话，就在于双方都能及时解疑去忧。
当初，刘邦与项羽长期相持不下时，刘邦一连几次派人回关中慰问萧何。萧何的心腹便提示说，这是汉王“有疑君心也”，于是建议萧何把子孙兄弟凡是能拿起武器的全都送到前方。刘邦果然很高兴。后来，代相陈豨造反，刘邦在平叛途中，又闻吕后用萧何计杀了阴谋造反的韩信时，便派人到长安拜萧何为相国，又增食邑五千户，派五百人给萧何做警卫。大家都来贺喜，唯独其门客召平来警告说，皇上“有疑君心矣”，“愿君让封勿受，悉以家私财佐军，则上心悦”。结果“高帝乃大喜”。
由此看来，萧何也是一个会琢磨事不会琢磨人的老实人。其琢磨事，能把一应治理之事，收拾得无所不当。其琢磨人，却稍逊风骚，因此需要宾客心腹的提醒。琢磨事之极致者，往往迂腐；琢磨人之极致者，则多为奸佞。天下二者不少，居于二者之中者更不知凡几。综观历史，大凡政治清明之世，琢磨事者多，琢磨人者少，而国运日隆。相反，则琢磨事者靠边，琢磨人者入位，而国运日衰。
萧何与曹参当初做小吏时，是好朋友，后来为将为相，反而关系不好。等到萧何病重时，孝惠帝探问：“君即百岁后，谁可代君者？”萧何说：“知臣莫如主”，孝惠帝问曹参如何，萧何说：“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由此观之，萧何不以私仇而弃公义，用人上亦可谓举贤不避仇。萧何，真可谓千古贤相、百世流芳。
刘邦与曹参，可以说也是“过命的交情”。曹参跟随刘邦一道出生入死，功勋卓著。刘邦之用曹参，遵循的仍是论功行赏、火线用人的策略，每一立功，必授官。《史记》记载曹参的故事，大体是曹参跟随刘邦一路征战、刘邦则一路封曹参官职与赐食邑的轨迹。“赐爵七大夫”“迁为五大夫”“封参为执帛”“迁为戚公”“迁为执珪”“封参为建成侯”“迁为将军”“赐食邑于宁秦”等。曹参的故事相对简略，但其功勋卓著、一路升迁的事迹，足见刘邦用人之道甚明。
周勃的故事同样比较简略，《史记》记载周勃的事迹，一连用了18个“攻”字，“攻丰”“攻砀”“攻蒙、虞”“攻开封”……传神地刻画出周勃敢为先锋征战沙场的无畏精神，刘邦也是根据他的功绩而不断予以擢用。周勃属于“鄙朴人也，才能不过凡庸”之人，但刘邦认为“可属大事”。这说明刘邦用人的眼光的确超凡。事实上，刘邦起事后，周勃就一直跟在他身边冲锋陷阵、浴血奋战，因此而立下赫赫战功。
对于曹参、周勃一类的人才而言，功名是激发其潜能与斗志的动力。有功必被赏以相应的官位与名利，则往往敢死战，敢攻坚。刘邦对于这类在一线冲锋陷阵、攻城拔寨的将士，深谙激励之道。
张良择刘邦而栖
如果说文臣之萧何与武将之曹参、周勃，都是和刘邦从小玩到大、知根知底的人，那么张良则没有这样的“先天基础”，他跟随刘邦纯粹是为了心中的理想抱负，起初即所谓“子房本为韩仇出”。
张良是刘邦的重要谋臣，《史记》载张良体弱多病，没有领兵独当一面，“常为画策臣，时时从汉王”。在楚汉争锋的战争时期，智谋乃是决胜千里的关键因素。可以说，张良和萧何一样，乃是刘邦的左膀右臂。
张良原是韩国人，自韩被秦灭后，张良还在博浪沙袭击过秦始皇以报韩仇。后来，机缘巧合，得了黄石公《太公兵法》，便习诵于心，完成了从一个勇士向谋士的人生角色转变。及陈涉起兵，张良也集聚人马反秦，本想投奔景驹的，半路上遇到了刘邦。此时刘邦还只是让张良给他当管马的官。
这说明刘邦量才为用的用人观，是结合实际灵活运用的。面对萧何、曹参、周勃等知根知底的人，可以及时根据其才能与功绩而任用。但在面对如张良、陈平、韩信等半路加盟的人才，则有一个根据实践检验再擢用的过程。在某人没有显出大才之前，刘邦是不会把他放到高位的，但又不会轻易让人才流失，颇有点为自己储备人才的意思。要得高位，还得靠人才用真本事去获取。
估计那些自负高才的人，一般都忍受不了管马这样的职务，孙悟空就忍受不了“弼马温”这样的官职。但张良能忍受，他就是在管马的期间，给刘邦讲《太公兵法》。没想到刘邦听了很高兴，还“常用其策”。事实上张良还对别人讲过，别人听来都觉得不知所云。因此张良感慨“沛公殆天授”，因此就跟定刘邦，不去找景驹了。
此后，每每在关键时候，张良都献计，刘邦都用其计。在刘邦想用两万人强攻秦军时，张良劝他派人去贿赂秦将，又趁其不备而发起突然进攻。刘邦就这样进入咸阳。进了秦宫，刘邦沉迷于声色犬马而不想走，樊哙劝他住到外面去也不听。张良一劝，便“还军霸上”。可见此时张良在刘邦心中的位置已十分重要了。
及至项羽设鸿门宴，又是张良用计使刘邦逃出生天。后来，刘邦被项羽打败西逃下邑时，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如果我豁出去，把函谷关以东的地盘都分给他们，谁可以帮我一道破楚立功？可以说，这正是刘邦事业的低谷期，也是转折点。转折就起于张良之计。张良分析一番情势，推荐了三个重要人物：黥布、彭越，以及刘邦部下韩信，言“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如果真想把地盘拿出来，那就分给他们三个，“则楚可破也”。事后正如张良所料，司马迁亦称“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类似这种你死我活的争雄年代，智谋之士的力量，一点也不逊于文臣与武将。他们往往能于险峻处化险为夷、在穷途时绝处逢生。
雄主的判断力
而在项羽把刘邦围困于荥阳的危急时刻，刘邦即和郦食其商量如何削弱项羽的势力。郦食其便建议刘邦把六国的后代再封立起来，刘邦的德义就会风行天下，因而就会成为霸主，项羽就会俯首称臣了。刘邦还真就准备立即这么干。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书生之论，也说明刘邦当时“有病乱投医”，更表明刘邦所问非正确之人。
幸好这时张良从外面回来，而郦食其还没有出发，刘邦看见张良便说了此事。这可谓机缘巧合，也表明刘邦可能心里不踏实，多听别人意见总是好事。不意张良一听就说，这样做就要完了！于是张良一边详细分析一边说了八个不行，“其不可八矣”，结论就是，把六国立起来，他们就会立刻屈服于项羽，“陛下焉得而臣之？”可谓鞭辟入里，句句在理。这一故事表明，张良为汉代第一谋臣，当之无愧。
关键时刻的谋略，可谓事关生死存亡。张良每每都能出正确的奇谋大智，而刘邦都能用，刘邦的知人不可谓不深，信任不可谓不重，其判断力亦不可谓不明。尤其是那些不能立时见效却关系长远的谋略，最考验雄主的判断力。很多人觉得，雄主用谋臣的谋略实现了目标，那是谋臣的能耐，不能说明雄主的能力。但问题是，君主身边往往不缺少各种意见、建议、谋略，而且从各自角度出发都很有道理，那么如何判断、取舍、听取？历史表明，非雄主往往难有正确的选择。比如春秋战国时期，楚怀王就不听屈原、陈轸之言，而信了张仪之所谓谋略，终为张仪所欺而客死异乡，即为明证。
设若刘邦真用了郦食其之言，又如何能成其大业？所以雄主与谋臣，往往是一种共生关系，缺一不可，更往往能心有灵犀一点通，这也是为什么张良跟定刘邦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