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能用人之长，用得其所
读《史记》，刘邦给人感觉颇有点人格分裂。他一方面“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另一方面又完全是一个地痞无赖的形象。比如，面对前来拜访的儒生，他把人家帽子抢过来，“尿溺以辱之”。给吕公送贺礼，明写“贺钱万”，实际不持一钱。
然而，这样一个明显“私德有亏”的人，何以终能成大事？分析起来，当是刘邦卓越的用人策略，使其终得天下。而在其无赖之个性与用人之大节“短兵相接”时，刘邦亦能立时变倨为恭。这充分表明，他不会以私废公、因“慢而侮人”的个性而坏了用人治国之大事。这正是雄主的共有特征，始终分得清轻重，有个性却绝不任性。
比如，在攻秦不力的时候，高阳城的“监门”郦食其觉得刘邦是个气度宏大的仁厚长者，便想劝说刘邦。不意刘邦正在“踞床而足”，这个动作可说是刘邦“慢而侮人”的一个病征。见此，郦食其也只是长揖不拜，只说了句“足下必欲诛无道秦，不宜踞见长者”，刘邦便“起，摄衣谢之，延上坐”。其动作之快，估计中间都没有过渡，像冰块遇高温直接从固态变为气态一样。正是这一变，郦食其献计，而刘邦用其计，便夺取了秦军储备的大批粮食。刘邦也因此封郦食其为“广野君”，并用其弟郦商为将。
刘邦变脸之速，从一个侧面表明其爱才惜才之甚。面对人才他能礼贤待之，虚心听取并采纳意见，绝不任性而为。相形之下，项羽可以说是过于任性，虽然也能“仁而爱人”，更有“喑噁叱咤，千人皆废”之勇猛，但“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这说明，在用人大事上，刘邦绝不允许自己的个性坏大事，而项羽好逞匹夫之勇，刘项之高下立判。
刘邦既能看清自己的弱点，又能看清他人的长处，更能用人之长、用得其所。而项羽看不清自己之短，又总显自己之长，更看不到他人之长。这就是两人的差别。
刘邦重用经实践检验的人才
从总体看，刘邦的用人谋略就是论功行赏、量才录用，不搞任人唯亲。在夺天下时，更注重实践检验这一条。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曾称刘邦“所与成功者，多贩缯屠狗之徒”。但是，这些所谓的“贩缯屠狗之徒”，经战乱检验证明都是一等一的人才。马上得天下，当然需要“马上”的人才，所谓的学士大夫，如果不能适应战时的需要，不能经受实践的检验，反而迂阔无用，当然就难入刘邦法眼。
刘邦的“贩缯屠狗之徒”甚多，这里所例举的萧何、曹参、周勃、张良、陈平、韩信，都从默默无闻而随刘邦建盖世功勋。除韩信后来为萧何力荐而陡得大将之位外，都是经实践检验为有用之才，才一步一步得到刘邦重用的。可以说，其时刘邦甚至把实践当作了检验人才的唯一标准。这样的用人观，大体贯穿了刘邦平天下的过程中。只不过，在得天下之后，其用人观又进一步丰富了，此为后话。
司马迁称萧何在秦时仅“为刀笔吏”，“录录未有奇节”，即平庸而无出奇表现，及汉兴而竟能功勋灿烂，“位冠群臣，声施后世”。事实上，在刘邦心中，萧何是排第一的，他的功劳也最大。萧何在刘邦心中的地位，靠的正是实干。
草莽之际，雄主与贤才，往往惺惺相惜。不过，刘邦与萧何之间，倒是萧何更有“先见”。在刘邦还是平民触犯法律时，小小的刀笔吏萧何就多次袒护过他。刘邦当了亭长，萧何更是经常帮助他。大家为刘邦出差凑盘缠，别人给三百钱，唯独萧何给五百。在萧何看来，刘邦终非池中物。
刘邦起兵当了沛公，萧何就担任县丞帮刘邦处理事务。刘邦入咸阳，将领们奔着金银去，唯独萧何先奔入丞相府把律令图书都收藏起来。后来，刘邦当了汉王，就任命萧何为丞相。
这些细节表明，刘邦是通过实践发现萧何的过人之处的。这种草莽寒微，是雄主遇贤才的最佳场合，可谓知根知底，心中有数，最信得过。当然，在一定意义上说，这种相遇，不说千载难逢，在世间也实属不易。
然而，所谓信得过，往往是要用事实说话的。在刘邦带领人马在外攻城略地时，萧何每每用事实证明，他不仅有治理之能，更有忠诚之心。比如刘邦从汉中出发去兵定三秦时，萧何以丞相身份镇抚巴、蜀；刘邦邀诸侯以击项羽时，萧何镇守关中，同时还在后方制定了各种法律规章。但他做这些事之前，都要先向刘邦请示，刘邦同意他才办。有些事来不及事先请示，事后也会向刘邦报告。这可谓始终恪守臣子的职责与本分，在位不缺位，更不越位。
刘邦多次被项羽打得兵败人逃，萧何总是及时把关中的壮丁调来补缺。前方打仗所需的粮草，萧何总是及时送到。可以说，萧何成为刘邦出兵征战时最稳固的大后方。后来，刘邦便把关中的一切事情全部委托给萧何处理。没有亲密无间的信任，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
重赏“猎人”，“猎狗”次之
在刘邦平定天下，论功行赏、大封群臣时，“群臣争功”，竟然“岁余不决”。但刘邦认为萧何功劳最大，封他为酂侯，给的领地也最多。不料功臣们都不服，于是刘邦君臣之间便有一番著名的谈话。
据《史记》记载，大家当时说：“臣等身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默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
当时刘邦给大家讲了一个猎人与猎狗的故事。“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你们做的是猎狗的事情，而萧何做的是猎人的事情。而且你们多数只有一人追随我，多的不过两三人；人家萧何整个家族几十人都跟着我，“功不可忘也”。刘邦的比喻今天看来有点不尊重人，这于他倒是一贯的，却是深刻在理，萧何正是这种统揽全局、通达战略型的人才，其他则是在其全局与战略中攻城略地型的人才。但是人们往往只看到攻城略地的具体成果，以为盖世奇功，却往往看不到他们何以能攻城略地建奇功。能看到这个“何以能”，正是雄主之长处，也唯有能看到，雄主也才能真正吸引到大贤。当时，“群臣皆莫敢言”，估计内心不服的人也还有，只是不敢再说罢了。
封侯完毕，在评列侯位次时又发生争执。大家都说，平阳侯曹参“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这时，刘邦不好再驳回功臣们的意见，但心里仍想把萧何排第一。这时关内侯鄂千秋的一番话，说到了刘邦心坎上。
鄂千秋说，曹参虽有野战略地之功，不过是一时之事。皇上同项羽对抗五年，多次损兵折将，然而萧何总是及时地把新兵从关中送到前线，不用皇上下命令，几万人就送到了。这已经有好多次了。军中没有粮草，萧何通过水旱两路从关中运到前线，使军队给养不乏。皇上虽然几次地丢掉了东方的大片土地，而萧何却牢牢地保住了关中给皇上做根基，这才是万世不朽的功勋。“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万世之功哉！”于是，刘邦把萧何排在第一。这一番分析，其精神实质和刘邦上面的比喻是一致的。一如下围棋，布局落子之人，与具体某子发挥特殊效力，其功勋当然不在一个层次。布局不当，即便以人力与小智能在局部小胜，也难掩全局必输的结局。布局得当，则即使局部小败，也有全局必胜的定局。
萧何的封侯定位两事，充分说明刘邦非常看重论功行赏的科学性。论得不合理、赏得不科学，往往就起不到吸引人才、激励人才的效果。甚至论得不精准、赏得不精细，都可能会影响到人才的成色。为什么有的雄主能得一流人才，有的君主只能得次优人才，其原因盖乎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