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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大家普遍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反本开新”。其原因正如中国文化院院长、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院长许嘉璐先生所说：中共十九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和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有人类历史记载以来最伟大的变革。这种变革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可能是“90度的转弯”，但对于整个世界格局来说，却是“180度的转弯”。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而是人类社会将要进入一个“新时代”，人类历史走向将要发生根本性变革。
在这个新的时代，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应该如何迎接？北京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文化书院创始院长，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儒藏》工程首席专家，三智书院创院院长、永远名誉院长汤一介先生认为，中华民族要发展就必须回顾我们的文化传统，反本开新！
北京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文化书院创始院长，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儒藏》工程首席专家，三智书院创院院长、永远名誉院长汤一介
《周易·复卦》卦辞曰：“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魏晋玄学家王弼在《周易注》中，对复卦有过一个很着名的注说：“复者，反本之谓也。”以“反”解释 “复”，来诠解复卦大义。认为一阳来复的周期循环，一切矛盾问题皆可在事物循环转化，在反的过程中得到圆满解决。汤用彤先生对王弼《周易》复卦之意解释道：“所谓反本，就是人不要自居。要在宇宙全体，自己认识其地位，不能失去地位。这个地位，就是他的责任，他尽其任务，就能负起性命之情，就是反本。……若能反本，即无丝毫伪妄，即是无为。”而《道德经》也多次提出“反者道之动”的反本思想。汤用彤先生从佛家思想对“反本”也做了解说：“印度人士以智慧觉迷妄，因解脱而求智慧。解脱者，出轮回超生死之谓。禅之用在洞悉人之本原。实现本性者，即所谓反本。反本之说，即犹今日所谓之实现人生。”
汤一介先生在继承其父汤用彤先生反本思想的基础上也反复强调，“反本”就是必须对我们的哲学源头有深刻的把握，回顾两千五六百年前轴心时代的哲学源头。汤一介先生曾在《〈反本开新〉自序》《论儒学与中华民族的复兴》等文章中，也多次在不同场合从不同维度诠释了反本开新：
反本与开新
我认为中国文化、中国哲学在进入新千年之际应该在重温传统中开创新的文化发展前景。百多年来，在西方强势文化（哲学）的冲击下，在中国学术文化界一直存在着“中西古今”之争。现在是走出“中西古今”之争，而进入会通“中西古今”之学的时候了，对此我认为应遵循我国古训“反本开新”来实现。
中国传统文化不能说没有保守的一面，而且我认为任何文化形成传统都会有它保守的一面。但是，我们同时也不能不说在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中有其更为宝贵的“创新”的一面。如《诗经·大雅·文王》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大学》引汤之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序卦》中提出的“革故鼎新”。
任何民族的生存发展都是植根于其历史文化土壤之中。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化传统，从历史上看它曾是中华民族发育、成长的根，我们没有可能把这个根子斩断。只有对我们自身的文化有充分的理解和认识、保护和发扬，它才能适应自身社会合理、健康发展的要求，它才有吸收和消化其他民族文化的能力，而使自身文化不断更新。这就是说，我们应该珍视自己的文化传统。
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任何文化要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必须不断吸收和消化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在当前我们仍然应特别注意对西方优秀文化的吸收和消化），在相互交流与对话中才能得到适时地发展。所以在当前，我们的学术文化既要“反本”，又要“开新”。只有在“反本开新”中才能走出“中西古今”之争，而实现会通“中西古今”之学。
从“轴心时代”看“反本开新”
一个国家必须有自己的文化传统，而且，只有珍惜自己传统的国家才是有希望的国家。我为什么考虑要建设中国哲学，就是有鉴于现在我们的哲学、宗教、伦理学、社会学、文学、艺术，基本上用的是西方解释学的架构，而不是中国解释学的架构。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特别是儒家伦理对中国的影响非常之大，如果我写一个中国儒家伦理与中国现代企业家精神，从中国儒家伦理发掘一些有用的资源来塑造我们现代的企业家精神，可以不可以呢？我们当今的企业家很多是背离了中国的传统精神的。韦伯的这本着作成了经典的传世之作，我们中国能不能研究这个问题。对于思想者来说，这是对自己的历史文化的一种态度。
中华民族也许正处在一个伟大复兴的前夜。当一个民族处在一个伟大复兴的前夜，她必须回顾自己的历史文化，从中吸取力量。这个我很可能是受了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观念的影响。雅斯贝尔斯认为，“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他说，在二千五百年以前，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出现了几个最伟大的思想家，比如西方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中国出现了孔子、老子，印度出现了释迦牟尼，以色列出现了犹太教的先知，这样一些文化传统以后一直在影响人类社会。
现在人们已经注意到人类文化正在进入新的轴心时代，中华民族要发展，就必须回顾我们的文化传统，反本开新。反本，就是必须对我们的哲学源头有深刻的把握。了解得越深入，才会越有面对新世纪的强大生命力；开新，一方面必须对我们的传统哲学作出新的合乎时代的新解释，另一方面又要利用我们传统哲学的资源来对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创造出新的哲学理论。在这个文化转型时期，我们要有一个文化上的自觉。
儒学的反本开新
我们为什么要编着一部《中国儒学史》，这是由于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民族复兴的进程之中。民族的复兴必然与民族文化的复兴相关联，而“儒学”在我国的历史上曾居于主流地位，影响着我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儒学的复兴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分不开的，这是由历史原因形成的。儒学自孔子起就自觉地继承着夏、商、周三代的文化，从历史上看它曾是中华民族发育、成长的根，我们没有可能把这个根子斩断。如果我们人为地把中华民族曾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子斩断，那么中华民族的复兴就没有希望了。因此，我们只能适时地在传承这个文化命脉的基础上，使之更新。就目前我国发展的实际情况看，我估计在21世纪儒学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在中国甚至在世界（特别是在东亚地区）将会有新的发展。
新的现代儒学必须是能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能为当今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的前景提供有意义的精神力量的儒学；应该是有益于促进各民族团结、友好、互信、互助、和睦相处的大家庭的儒学；新的现代儒学应该是“反本开新”的儒学。“反本”才能“开新”，“反本”更重要的是为了“开新”。“反本”必须要对儒学的源头有深刻的了悟，坚持自身文化的主体性。我们对儒学的来源及其发展了解越深入，它才会有对新世纪的强大生命力。“开新”要求我们全面、系统地了解当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和思想文化发展的总趋势，这必须对儒学做出适时的、合乎时代的新解释。
“反本”和“开新”是不能分割的，只有深入发掘儒家思想的真精神，我们才可能适时地开拓儒学发展的新局面；只有敢于面对当前人类社会存在的新问题，才能使儒学的真精神得以发扬和更新，使儒家在21世纪的“反本开新”中“重新燃起火焰”，以贡献于人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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