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诗文题跋的性质及其在绘画艺术中应居何种地位，这是一个首先必须弄清的美学理论问题。不弄清，也就会产生糊涂思想，要么轻视，要么强调过火，二者都对中国画不利。
在画幅上题写长款，加盖图章，自题之并他人题之，名号印外还盖闲图章，并又盖收藏家、鉴赏者等图章，这在绘画史上来说，还是近古以来逐步踵事增华的结果。认为中国画从来就是所谓“诗、书、画、印的结合”，不符合历史事实。可是近古以来，特别是青藤、石涛、八大、扬州派、海派以来，中国画重视诗文题跋和印章，致使人们（包括外国人）心目中的中国画必须有诗（文等）、书、印，这确实也是事实。
对于下列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我们的看法怎样呢？
①李桦《改造中国画的基本问题》（1950年《美术》创刊号）：元季四家等“这些以士大夫思想为骨干的对绘画底非专家的创作态度；独善的、排他的意识；超俗的、致逸的志趣，和消极的、退缩的欲求，实是对宋代绘画底写实风格的一大反动，而成为支配以后数百年来中国画的一种顽固思想。其结果，绘画每陷于空疏，画面的空白和内容的情意，都借助于诗文题词来填补，于是绘画的造型性从此大大减少，而让位于文学趣味；同时，绘画的生命也被削弱了一半”。
潘天寿《中国传统绘画的风格特点》（《美术》1978年第6期）：“中国的诗、文、书法、印章都有极高的艺术成就，中国绘画融诗、书、画、印于一炉，极大地增加了中国绘画的艺术性，与中国传统戏剧有音乐、舞蹈一样，成为一种综合性的艺术”。（案：戏剧除表演艺术的音乐、舞蹈外，还综合了语言艺术的文学、造型艺术的舞台美术，此之谓综合艺术）。
我们认为，中国画首先是绘画，是造型艺术，是在此共性的基础上方始拥有其独特性的。米芾自题淡墨松梢一画云：“与（李）大观学士步月湖上，各分韵赋诗，芾独赋此无声之诗”。便是不须借助题诗，而抱以可视的艺术形象解决问题的正确态度。我们不管题诗题文与否，总须以造型艺术要求绘画。那种“人问水库何在，余笑曰：在画外”的办法，是不足为训的。②中国画的特点之一是，1、有题款，2、有图章。当题款而不题，当用图章而不用，这也是“削弱”中国画的“生命”。当然，不当题而题，特别是不当长题而长题，不当用图章而滥用，凡此等等的“画蛇添足”、“美人黥面”的愚蠢行为，我们也要反对。题跋不是挽救绘画失败的灵丹妙药！
强调到“诗、书、画、印”四者并列齐观的程度，这就连中国画的根本造型艺术性也给削弱了！我们认为，一幅画，题跋与否，当有则有，当无则无，当可有可无则可有可无；事先通盘设计画位与题跋固好，画后根据内容与形式再考虑如何题跋也不失为正道。清范缵题画诗云：“懒画多留题画处”。果尔，定会出现喧宾夺主、本末倒置。对此我们极不赞同。
打个浅显的比喻，画上的诗文题跋，其地位有如伴奏者之于演唱者或演奏者，它只应起好伴奏作用。
要之，中国画的诗文题跋，是以依存于所题的绘画形象为前提的，但它同时也具有相对独立性。（李鱓“怪比双鱼傍鼠姑，……”一首，离画观诗，不解何谓。此依存性强些。徐渭、八大等皆属此种。相对独立性强些，甚至完全离画独立者，如李日华《竹懒画媵》所录诸诗皆属此种。在风格上，前者多生僻险怪，后者多妥帖稳顺。在作法上，前者为画成贮兴之作，“李晴江……信手多题，不假思索”，“大书怪语”，徐渭论诗，以“冷水浇背，陡然一惊”的奇警之作为上；后者则为捻凿数茎的诗人之诗，文征明论题咏图画，最赏“清丽可喜……字画上精谨不苟”者）。文/阮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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