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家学世代相传，这一时期内涌现出诸多文化世家，名儒世家如东吴范氏由父范平及子皆，南朝伏暅、伏挺，南朝贺道力、贺损、贺革、贺季，北朝李曾、李孝伯、李祥；文学世家如曹操、曹丕、曹植，丘灵鞠、丘迟，梁朝萧子恪、子质、子显等；礼学世家如贺邵、贺循父子；书法世家如琅邪王氏，王羲之、玄之、献之等，北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北朝江氏；医学世家如姚菩提、姚僧垣、姚最祖孙三代；史学世家如裴松之家族四代皆以史学相传，王铨、王隐父子，姚察、姚思廉父子；谱学世家如贾弼及弼子太宰参军匪之,匪之子长水校尉深世传其业，王僧孺家族之王氏谱学，南朝王弘、王俭祖孙；科技世家如祖冲之、祖暅父子以及虞喜家族数代。
魏晋南北朝时期许多门阀士族都十分重视子弟的启蒙教育，主要表现为重视蒙学读物、注重教育方式。家庭教育中首先是启蒙课本。这一时期的蒙学教育仍以儒家经典为主，儒学忠孝仁义思想仍得到魏晋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并且在教育中广泛宣扬。此时的儿童教育仍以《孝经》《论语》《诗经》《春秋》等儒家经典作为启蒙教材。但随着玄学的兴起，魏晋时期对儿童实施的教育内容虽然以儒家为主，但己渐杂玄学，因此《庄子》《老子》等书籍也被视为儿童基础读物。除经典外，这一时期也出现了时人所撰写的启蒙读物。比如至今为许多人所知的《千字文》，此外，还有陆障将汉代儿童读物《急就篇》改写为《悟蒙章》，他本人还撰写了《七诱》、《十醉》等篇目，崔浩则是对《急就篇》加以注解，此外还有阳承庆的《字统》、范蚰的《字训》、王褒的《幼训》，等等。可以说，这些都利于使儿童较快接受和学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门阀士族对儿童实施的教育内容以儒家为主，渐杂玄学，但在教育的方式上，则可以釆用较为灵活的方式，以多方面地对儿童进行有意识地培养和引导：第一、采用互动的教育方式，儿童教育中的互动和开放性，有利于儿童进行发散思维，积极思考。由于士族大族家庭时常举行家庭聚会，在这种情况下，家长们有时会即兴给出命题，以锻炼子弟们的思维和语言运用能力。如《世说新语·言语》载：“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尔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
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通过有问有答的教育方式，由于气氛轻松和谐，也可以很好地激发子弟们思维上的积极性。第二、注重身教言传的教育形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世家大族之家，他们家学深厚，家庭往往有极为浓厚的学术和文化气息，家庭成员也都有很高的文化修养，而且日常交际往来的也多是世流名门，这种家学和家风陶冶对孩子的成长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世说新语》记载了很多神童，如王戎、陈纪、陈湛兄弟、孔融等从一定意义上讲，都是得益于家庭这种浓郁的文化氛围的熏陶与感染，故当时的晋东海王越称：夫学之所益者浅，体之所安者。闲习礼度，不如式瞻仪行；讽味遗言，不如亲承音旨。
再如，东晋名相王导则擅长书法，尤其是行书和草书，在其影响下其子侄如王恬、王洽、王助等也大都精于书法。第三、合理运用鼓励和规劝手段施教。儿童年幼，一些行为或值得肯定，或需要规诫，但长辈需要处理得当才可对其成长有正确的引导。如《世说新语》记谢玄小时候，“好著子罗香囊……太傅患之，而不欲伤其意。
乃谲与赌，得即烧之。”谢安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纠正其不良嗜好。第四、提供丰富的学习技能。与汉代主要注重传经不同，魏晋时期不仅儒、玄、道、佛交相掺杂，反映在世家大族家庭教育中，则是他们会给子女提供各种技能学习的机会。因此在当时玄儒相对、佛道并行的情况下，许多世家大族子弟在经业之外兼修文史乃至琴棋书画的现象很普遍。如琅邪颜氏，出基本的经业学习外，其家庭成员尤以书法艺术见长，陈郡的谢氏则是长于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