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描述当代中国社会教育力的实存状态，“半醒半梦”是个可选的词。“半醒”意味着当代中国社会教育力的意识正在觉醒，并处于蓬勃生长、积极探索，各种力时而相合、时而相冲的东碰西撞、尚未成序之半清醒状态。“半梦”之处，是指“社会教育力”尚未开蒙之处，它意味着当代中国社会教育力有极大的生长空间和待完善余地。分析研究这种状态，可从“醒着”“长着”的地方入手，看到经验与问题，它有助于更多地“唤醒”和“生长”，有助于发现如何实现完善与提升的策略。
教育系统及其正规学制内外的教育作用力之实存状态
就个体不同年龄阶段所接受的学校教育作用力来看，适龄儿童接受的九年义务教育有了很大进展，标示着学校教育发挥作用力所涉及的人数、地域范围，在历史上达到空前。但必须承认，尚有绝对数量依然可观的适龄儿童，不能进入学校；由于还存在种种原因，尤其是在农村初中阶段，辍学人数显著增加，女童所占比例更高这一不容忽视的事实。不一定完全真实的统计数据已呈现了这一事实。即使如本人这样生活在上海大城市的居民，在接触到服务行业的人员时，遇到尚未读完初中就出来打工的年轻人，亦非小概率之事。这意味着相关人员从义务教育阶段始，就处于学校教育力之外。我们暂且先不论学校教育质量是否均衡和达标，但如果因未进入或未完成义务教育，造成连基本读写能力和科学、艺术等最为普及的知识与能力都不具备，阅读书报的兴趣与习惯都未养成，甚至对文化学习产生厌恶、惧怕等心理，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其生命质量在文化精神生活及内在世界的丰富性和潜在能量的开发等方面，会带来较大障碍，乃至丧失可能。
对大多数能完成义务教育者而言，国内教育发展呈现的趋势是：进入高中阶段的人数比例逐年增加，有一些城市已提出了普及高中教育的目标。与此相应，高中后大学教育的入学率也在逐步提高，目前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超40%。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拥有进入直至大学学校系统接受教育的机会，学校教育作用力的可能性增大。但就其对个体身心发展的积极价值和实际效果而言，却不容乐观。存在的障碍在于：教育价值取向的实用功利性太强；大部分学校的教学还处于以学科知识传授和基本技能技巧训练为核心的状态。自初中始，即使是公认其教育质量居高的学校，也会因系统内部竞争和外部家长、社会舆论的压力而不敢懈怠。各学科教师随着学生年级升高，在教学要求超大纲的同时，大幅度增加习题作业量，拼的就是中考时学生能够因会做难题和答题速度快而胜出，进入优质高中、著名大学。也许谁都知道最终具有这样可能的学生并不会占多数，但谁也不想放弃胜出的可能，何况能胜出的数量，是被社会公认的学校品牌的标志。故大部分学生也只好跟着“受罪”。许多学生喜欢并应该参与的其他活动，不可避免地被“减负”了。这些已不是学校的秘密，而是大部分家长的共同感受。但即使如此，家长们悬着的心还是放不下，特别是城市、乡镇学校，相当数量的学生在课余、节假日还要进各种班补课。在这样的校内外机构、家长与学校合成的“作用力”下，许多孩子的眼睛开始不再发光，疲惫、无奈的神情常常挂在脸上。至少在这段时间，他们因如此的“作用力”而没有过上正常的、有利于青少年身心发展所应有的丰富、健康生活。若此类学生大量进入大学，会用特有的“自由方式”补回中学时的缺失。大学也因学生的游乐、打工、恋爱和管理上的各种问题，使教学、科研等活动对学生成长和发展、专业化水平提高等作用力呈降低趋势，谈论培养创新能力，就可能成为一种愿望，而不是教育作用的真实结果。
上述情况相当普遍的存在，是在正、负向教育作用力博弈中，正向削弱，负向长盛不衰且带有极大裹挟力的危险信号。今后五年必须正视这一严重问题，花大力气使其真正得到扭转。特别需要强调的是：造成这种势态，并不只是学校教育观念和教育作为之力，还有家庭教育、社会培训机构等系统内非正规教育之力，然而，更根本的是，这与我国现在的城乡二元化体制（进入城市大学是改变农村户口的第一步）、经济社会地位和社会公共福利待遇的巨大差异（这关系到个人的生活保障），以及在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招员中，都依人事部门（或单位，或地方，或中央）的要求，达到基本学历标准，优先录取“名牌”大学毕业生密切相关。问题可能不止这些，但这些已足以说明：教育、学校系统的正向教育作用力能否发挥，在根本上与国家经济体制、人事制度、就业制度和工资福利待遇政策等一系列宏观层面的改革问题相关，它们构成了学校和每个人的社会生存外环境，而这些环境是教育、学校系统或个体所无力改变的。于是，大部分人选择了顺从，努力按图索骥，力争在竞争中胜出。“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口号与相似舆论、“成功学”的盛极一时，是上述社会“硬环境”在“软环境”中的折射。小部分有财力或实力者，选择出国（或中外合作办学的机构）就学，这也是近年来留学生出现数量增加、低龄化现象的原因之一。
由此可见，当前中国教育要改变长期受“应试”控制的局面，需要教育系统内部的一系列改革：从招生考试、课程改革、加强德育和其他思想教育、正常开展学校各类活动、学校整体改革，直至学校教育制度整体结构性改革，实现教育均衡（尤其是向农村和薄弱地区倾斜等）政策等，而且这些改革不可能由教育系统外的主体代替，也不应以外在环境问题为由而不作为。但是，系统内的改革不足以动摇把“学校”和“个体”驱向应试之道的强大制度制约力量、社会舆论风气等所形成的社会生态环境之负教育影响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改变当前教育中不利于学生身心发展及社会期望的人才培养的应试问题，是全社会（包括政府各部门方针、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的责任。只有全社会认清自己在强化应试上起了什么实际作用，在哪个关节点上起了别的主体不可能起的作用，由此必须承担起改变的责任；只有教育内外的作用力和影响力不仅各尽其责，而且能在价值取向上形成共识，在教育力上形成相嵌、链接、互补、共生的合力，应试教育的局面才有可能在根本上得到扭转，社会教育力中的教育作用力，才会得到正向的高质增强。
以上对社会普遍关心的教育应试问题的状态与成因，及其改变须解决的根本问题与方略的论述，实际上已涉及社会教育力中的“教育影响力”作为教育系统的外在硬、软环境对“教育作用力”的强大作用。尚需进一步分析的是教育影响力本身的实存状态。在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蓬勃生长的情境，这与近年来加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政府自觉加速推进新型城市建设和现代化农业与乡镇建设直接相关。
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是最具教育影响力的部分
社会精神文明建设近年来十分突出，且在全社会产生了广泛教育影响力的，以全民阅读和志愿者活动为例。
公民的阅读状态、社会的阅读氛围，是国际上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尺之一。中国是一个知识分子有读书传统、广大民众有敬惜字纸习俗和社会尊重知书达理者风气的国家。“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文化灾难，虽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有过短暂修复，但随着９０年代推行市场经济诱发的唯利是图、急功近利等唯经济主义价值观和行为的泛化，文明古国的精神文明程度，包括对读书、阅读等自我教育和发展、完善的追求都出现退化。，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等部门，联合倡导、开展了全民阅读、培育“书香中国”的系列活动，掀起了新一轮以阅读为抓手，提高全民文化素养和社会精神文明水平的、可持续和不断扩展的文化建设运动。这一运动持续至今已有十年，在规模上有发展，形式上有创造，如除世界读书日之外，不少地方还自设了读书日（或称读书节）、各种图书展，在图书展举办讲座，作家见面、签名活动，开展专题讨论等，成为动员大众阅读和思考的推进手段。原来只是单一销售纸质书的书店，改变了自己的经营策略，以小型化，或在街头巷尾设置书报亭，或开设到人员流动量大的综合商店、机场、火车站，使人们有可能时时、处处找到书读，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来微阅读等灵活的方式扩大影响力和销售量。公共图书馆的增加，社区图书馆的建立，以及大学等图书馆、阅览室定期对外开放，都为全民阅读提供了多种渠道，扩大了图书的阅读流通量。除此以外，各种专门的读书活动，或由企业、社会团体组织不定期开展，或由民间发起，自愿参加，逐渐形成了相对固定的读书会。各级各类学校开展多样化的阅读活动，通过读书小组、阅读小报等方式开展交流，也与社会全民阅读遥相呼应。全民阅读活动的开展，为各种文化活动的普及式推广提供了有益、有效经验。
志愿者活动在西方社会早已形成，这与其宗教信仰相对深入民众生活有关。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自２１世纪初以来，志愿者活动逐渐成为以青年为主体、具有越来越大规模的社会公益事业。以上海市为例，志愿者活动被广大市民认识并受到尊重好评，是在世界博览会期间。当时被大家昵称为“小白菜”的志愿服务者，以其热情、文明、熟练的工作水平和不厌其烦、不辞辛劳的服务态度，打动了每一个得到帮助的参观者。一支拥有志愿精神的团队，长时间、大体量，在世博会场几乎无处不见的渗入度，为城市的精神文明增添了活力，树立了一代青年的新形象。此后，“志愿者”的名称成了服务公共活动、满足社会需要，以及给人以温情关怀和自愿付出的代名词。在各种重大活动和日常生活中，在有需要的地方，常常能看到志愿者的身影。如今的城市志愿者活动，完成了由短期、集中、临时、单项，向长期、广泛、持续和多元的转换，形成了常态机制。该项活动对参与者、受惠者乃至生活其中，但并不一定直接受到服务的居民，都产生了教育影响，让通常被视作冰冷的陌生人社会，增添了人间温情，也体现了社会教育影响力时时、处处、事事可能产生的影响方式特征。
社会教育力的当前发展，在现代城镇化过程中尤为显著。它一方面发生在解决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如大量城市新移民、农民工培训及其子女的教育问题；农村社会传统文化和结构被打破，新的结构和生产方式尚未建立的过渡时期，出现社会失序和农业生产衰落状态。另一方面，新型现代化城镇和农村建设，都需要有新的观念与思路、设计方略、物质设施和结合建设开展的新人员培训与新组织建设，最基层的社区和乡村则成为新型建设的基层组织。他们中的一部分先行者，不仅为此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和榜样，而且增强了中国可以走出当代大国城镇化独特道路的信心。本课题成员在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等地做过多次接触面广的现场调查和相关人员座谈，从而切实感受到社会中蕴含着巨大的教育能量，凡意识到自己教育责任的基层组织和骨干成员、积极分子，都真心用情地投入到社区建设中，包括支持学校的校外活动、组织青少年节假日活动、开展老年人养老服务，乃至犯罪人员服刑后的继续帮教等，十分丰富且细致，富有创造活力。他们善于从本地实际生活生产中发现、开发、聚焦、沟通各种教育资源的智慧，常常让我们惊喜、叹服，并唤醒反思过去在教育研究中对社会教育影响力研究的严重缺失问题。
除此以外，从报纸上也能经常读到相关主题的报道与理论研究。尽管目前就全国而言，相关改革与研究都还处于初始状态，但如此发展势头、又切实给民生与个体发展带来益处的事业，使我们可以期待。随着《十三五纲要》相关领域改革的切实推进与实现，一个具有美好生活的城市和现代综合农业的乡村，具有良好公民文明素养的新型城市居民和农民，以及具有高品质社会教育力的社会，将会在中国实现全面小康的历程中建成。
徐孝国摄
（《课程·教材·教法》第10期叶澜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