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打电话回老家的时候，父母还在看电视，电视的声音大于母亲说话的声音。如果没有电话，估计就是“一对沉默寡言人”吧，应该依旧是母亲“霸道”地按遥控板，想看哪个台就停在哪个台，父亲也就跟着看看，如果不满意或者不想看，就自己去睡觉。
“你哪天回来过年呀？”母亲问。
“还不知道能不能走，如果能回，就腊月二十九吧！”我说。
对于我的回答，母亲并不怎么吃惊。或许是每天看新闻，对“就地过年”的倡导已经有心理准备了吧。好在老家就在省内，离我工作的小城只有近4小时的车程，回家一趟应该不算太辛苦。
近来，我是每年春节都回老家去陪父母一起过的。父母年龄大了，基本不再准备“年货”，只是和平时一样简单地备一些生活必需品。而我每年回家时，照例是带一些诸如大米、水果、春联之类的东西，就算是“年货”了。由于妻子不熟悉我老家的生活习惯，除夕夜的饭菜，通常也是由我张罗。
生活条件好了，过年的氛围反倒没有以前那么浓郁。在我小时候，老家过年是很隆重、很热闹的。进入腊月，大家就开始准备“年货”了，晒米子、炕米花、推酥食面、舂汤圆面等等，随后是推豆腐、推绿豆粉，到处是推磨和舂碓的声音，那就是山乡的生活咏叹调，是新年的欢乐进行曲。食材备好了，打麻饼和擦酥食一般是在腊月二十八左右就完成，煎米花则几乎都是在除夕夜。年饭过后，家家都在煎米花，随后煎油糍、酥肉、豆腐果，走到哪家，都可以坐下来帮帮手，尝尝味道。过年的时候，随便走到哪家，主人家都是会热情地招呼吃喝的，如果进了门什么都没吃，是不好意思离开的。
春节期间，生活的节奏是彻底被打乱的，而每家所备的“年货”和待客方式又是如此的雷同和有规律。如果是早上，就先摆上米花、麻饼、酥食、糖果、花生、葵花、核桃、柑子等物，泡一锅甜米酒，称着“讨干茶”；如果是中午，就炒几个菜，直接安排正餐；如果是下午，不分时段，都是先“讨干茶”，接着炒菜喝酒，再根据需要烫一碗绿豆粉，有时一下午就是好几场；如果是傍晚时分，则又安排晚餐；倘若是晚上，那“讨干茶”就是常态，摆在桌上不收，直到临近子时，就上绿豆粉作夜宵。酒，是随时可以有的。
吃穿不愁了，大家对“过年”就没有那么盼望和看重。更因为一些人到城里买房，搬出了山乡，一些年轻人外出打工不回来，寨子上就没有了昔日的热闹。也有的则是因为父母已经不在世，没有了归属感，于是在除夕夜或正月某天回到村里，先到祖坟上烧几张纸，放几个烟花爆竹，再到寨中某叔子伯爷、哥兄老弟家吃个饭，便又离开了。只有父母尚在的家庭，老家像一团刚刚融化的麻糖，具有极强的粘连性和吸附力，不管子女们在何方，都在除夕夜之前赶回来团聚。
离开家乡20多年了，老家是抹不去的牵挂。以前交通不便、通讯不便，我每年都是提前几天请假出发，于腊月二十七天到达家乡的乡场，与前来赶场的父母一起回家。记得大约是1999年，过年前几天下大雪，我在贵阳滞留几天没有买到回家的车票，只得返回单位独自过年。后来听寨中一位老人说，那年腊月二十七日，我父亲因为等了一天，不见我回家，独自喝了几口酒，一路哭着回去。有人看到我父亲边走边哭，就上去问他为何如此，他说每年腊月二十七都有子女回家，今年置办好了“年货”，一个子女都没有回来，于是伤感不已。
我照例是每年腊月二十七回去的，后来交通条件、通讯条件都好了，随时可以和父母电话联系，也随时可以回家看看，才没有了这一惯例。
昨天打电话给父母后，今天到几个超市看了看，把要带回去的“年货”逐一记录在手机上，只待临走时再去购买。当然，我所谓的“年货”，只是每个季度都得为父母送去的生活必需品而已，小时候的“年货”，早已在时光中远去，只在记忆中残存。
又是年关了，不管在哪里，一样还得过，平安就好！
征稿启事 | “春节记忆”主题征文·天眼新闻文化频道
文/李半知
文字编辑/赵相康
视觉/实习生 文俊
编审/李缨
